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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德间谍战--"红色乐队"领导人的回忆 利奥波德·特雷伯-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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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已经骑虎准下,不得不再冒一次风险,让我会见朱丽叶。
但是,他也丝毫没有放松警惕。
会晤的前夜,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觉,脑子老盘算着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我想杰林不会搜我的身,因为他一搜,我就不肯再去赴约。怕的是杰林的同党来一次挑衅活动。巴黎的盖世太保头子波梅尔堡,还有巴黎别动队的头子雷塞都在窥伺着杰林,等他出纰漏。他们的任务是保证会晤的安全。他们只要布置一场假的逃走,就可以毫不费事地逮捕朱丽叶。
伯格曾经告诉我,别动队里有几个人认为只要把朱丽叶抓起来就能把情况搞清楚。
结果,我决定空身赴约;什么也不带。如果一切顺利,不妨再和朱丽叶定一个约会,把杰林的电稿和我的电稿一齐交给她。
星期六下午,索赛街大楼院子里真是剑拔弩张。盖世太保的特务们大批去到沙德莱广场,在周围设下埋伏。只有我和伯格两个人一道到蜜饯铺子里去,但是,我很怀疑,铺子里也许另外安排得有盖世太保的人。
朱丽叶见了我很高兴。我们彼此拥抱。我便乘机在她耳边小声说,我过一个星期再来递给她一份材料。等我一走,她就得把这份材料转给另外一个人。随后,她跟另外的那一位都得远走高飞,仗没打完永不露面。朱丽叶把话都听清楚,而脸上却丝毫不露声色,只拿了一包朱古力给我。
回索赛街途中,杰林的心情显得很舒坦。他只表示奇怪,为什么我没有把电稿交给朱丽叶。
我说; “朱丽叶告诉我,她已经不搞联络工作了。铺子里另外有一个人观察事情的经过。这个人,她并不认识。所以只好等下一次,她才能把信件收下。”
杰林觉得我的说法合乎逻辑,他也就放心了,并且对于三次约会朱丽叶的情况感到满意。
最后一次决定性的会晤定在1943年土月最后一个星期六,时间则在下午快要关店门的时候。我选择这个时候,并非出于偶然,因为我知道这家铺子星期天和星期一都不开门营业,可以利用这两天让朱丽叶远走高飞。
约会的前夜,我从“保险柜”里取出写好的信件,然后简简单单地放进口袋,上面再放一块手绢。杰林来找我,先闲聊一阵,而就在他眼皮子底下,炸弹马上要送出去了。
这一次行动比较平稳。监视放松了一些,做得也不那么显眼。我把两份报告塞进朱丽叶手里,并且告诉她说,德国人的报告是密码,另一篇长的则出自我的手,两份东西都得送到情报中心。我和她拥抱一下,再一次叮嘱她赶快逃走。
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她,因为战争结束以后,我的日子一直不好过,来不及访亲问故。
会晤完毕,我心情舒畅地重回看守所,心里知道报告一定会到达目的地,一定会让情报中心彻底改变态度。不管情报中心领导对于“大赌博”将会采取怎样的决定,反正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了:敌人再也不能利用破获的电台,向我方提供假情报,让我们上当。
我只消静候复音就成啦。
杰林为人本来不太容易冲动。他却对我说,我们一道取得的成就实在叫他高兴。朱丽叶已经把信件收下,他深信铺子里埋伏的苏联特务一定可以亲眼证明,我去赴约纯粹出于自由行动。
杰林既然得意扬扬,当然很好,不过我却担心能拿什么理由来解释朱丽叶的失踪呢? 我又觉得别动队一定在严密监视着那家蜜饯铺。
朱丽叶实在是非走不可的。我没有任何权利再让她冒风险,对包利奥尔也是一样。
星期二下午,蜜饯铺照例该开门了,只见杰林心事重重地走宋对我说:“你知道么? 那个女的没到铺子上班。”
我当然想法让他放心。我说:“人已经抓了那么多,朱丽叶当然不敢放心,这不是很自然吗? 她怎能不怕你手下的人和她过不去呢? ”
我这些道理,当然说服力不会太大。杰林开始有点满腹狐疑。过了一个星期,他派一个会讲法语的别动队队员到蜜饯铺去打听朱丽叶的消息。那人回来学掌柜的话说:朱丽叶的婶母病危,打电报叫她去。她不能不去呀。
杰林越来越显得忧心忡忡。他对我说:“你看,法共大概起了疑心,觉得你去赴约的时候,行动并不自由。”
“我看哪,朱丽叶到底是个女人。女人嘛,办起事来总有点叫你料想不到。反正,最要紧的是情报中心的反应。咱们不如等着瞧。这才是一切的关键。”
杰林摇摇头,模样还是不太放心,只好再说吧。我真正担心的倒不是别动队队长的心情,随后我还有机会做他的工作,真正担心的乃是情报中心的反应。到了夜里,我也不免疑心生暗鬼。我根据切身经历,很能理解要一个人自己认错,该有多大的魄力。情报中心在1942年一年里,一再犯了多少错误? 有时候竞把我都弄得心里寻思,难道撞了鬼啦? 难道有敌人的特务混了进去啦? 是呀! 多少夜我睡不着,夜静转侧,千思万想,越想越担心,越发怀念过去有柏尔青那样的人在领导红军的情报工作。
1943年2 月23日,又是一个我终身难忘的日子。杰林兴高采烈来到我的拘留所。我等他先开口。他得意扬扬地告诉我,肯特的电台接连收到两封情报中心来电。他把两封电报都递给我。头一封电报上说:“红军建军节也是你的生日( 我看了几乎失声欢叫,情报中心知道了) 。我们向你们祝贺。情报中心念你劳苦功高,决定建议政府授予你军功勋章。〃 第二封电报封说:“奥托,同志们转来电悉。希望局势好转。为了你的安全,同意暂停联系,以待后命。有事可径报情报中心。今后工作方针再达。局长。”
看了电报,我不用再掩饰我的高兴,一切努力都收了效果,“大赌博”的主动权业已落入苏军手中,报复的时刻到了。
杰林也得意得脸上放光。他对我说:“好极了,好极了,我们已经有了证据,情报中心信任我们! ”
就在这时候,我的妻子带了孩子们撤退到西伯利亚,她也接到情报中心的通知,说是:“您的丈夫是英雄。他为祖国的胜利出力报效。”签名的有:艾普斯坦上校,波拉柯娃中校,列昂节夫中校。
第二十一章布林敦克地狱
地狱是无法形容的,但可以看得见,可能侥幸挣扎出来,大多数时候却永远留在那里,总是受尽折磨,没有尝过盖世太保暴行的人是无法想象的。但是,想象力再大,也想象不出那种成了制度的恐怖。 “红色乐队”的幸存者从地狱回到人间,在他们的记忆里,只留下肉体的剧痛,至今仍旧常常从梦中把他们惊醒。历史的车轮继续滚动,随之而来的是屠杀,罪行,种族灭绝和酷刑拷打,流的血比报纸上头条新闻的墨迹干得还要快。在人类的记忆里,这次战争的轰鸣和惨状逐渐模糊了,甚至给说得象一次郊游。文学,电视,电影给可耻的暴行披上清白的外衣,要不就说成是美德受到了玷污。战争罪犯得意扬扬,云集在游泳池边上,为“黄金时代”碰杯。
今天,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为暴行开脱的大有人在;这些卫士为纳粹“褐色瘟疫’’粉刷开脱。历史学家,导演给某个盖世太保——缪勒,某个卡尔,杰林,某个潘维茨,某个雷塞以及他们的帮凶脱下血迹斑斑的屠夫围裙,重新给他们穿上绅士的礼服。雪白的手套掩盖着过去拷打,摧残和折磨池人的魔掌。天真无邪的人说,有什么办法呢,这些人都是高官、军人,反问谍专家,他们要服从命令啊I 他们过去忠实地执行罪恶的指示。今天,第三帝国的这些忠仆给当做老实的公民抬了出来,一本正经地履行他们的所有任务,除了他们所最擅长的以外,也就是,在受难烈士的地窖里充当血腥的刽子手!单纯的执行人,他们单纯地执行处决令就是了.今天,有人却给他们恢复名誉。请你问问“红色乐队〃 的幸存者吧,请他们说说他们的经历,你马上就会觉得时间在倒退,退到中世纪。可是,这不过是三十年以前的事。那些盖世太保“绅士先生”们在那儿确实如鱼得水啊。至于被捕的人,他们的肉体永远烙上血腥的四个大字:盖世太保。
1941年12月7 日,希特勒签署了一道臭名远扬的《就地处决法》: “占领区内,对犯有反对第三帝国罪行者,可采取任何措施,以取得情报,可以不经法院审判,予以枪决。”
1942年底,卡纳里斯和希姆莱签署了一项指令,名为“共产国际线’,规定使用一切手段,对捕获的电讯员,密码员和情报员进行逼供。但是,在任何情况下,不得拷打情报网头目,相反,应尽一切力量,招降他们。
德国的别动队,在这两个指示启发下,从此以后,十分活跃……整个占领期间,比利时的布林敦克炮台就是纳粹选中的一个地方,来发泄池们的兽性。我们的许多同志便是在那里惨遭折磨和牺牲的。
布林敦克建于1906年,位于布鲁塞尔到安德卫普的公路旁。1940年战争期间,曾是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三世的总部。
8 月29日正式改为“接收营”。9 月20日,党卫军头子史密特将第一批俘虏押送到那里去。以后拘留人数不断增加(1940 年11月约有五十余人) ,1941年6 月,德国对苏联发动进攻时,达到新的高峰。
吃不饱的口粮、苦役劳动、侮辱、殴打、酷刑,这就是·俘虏的日常生活。从1941年9 月开始,改由比利时党卫军当看守。他们有一个人在接收新来俘虏时说:“这里是地狱,我就是魔鬼!”
他说得一点也不夸张……大部分囚犯没有经过审判,当中一些人只是暂时关押在那里,随后就送到死亡营去。盖世太保逮捕了他们,还要保守秘密。其他的人要受“审问”,党卫军为他们准备了一个“碉堡”。刑讯室设在原来的一个弹药库里,有一条狭长的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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