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德间谍战--"红色乐队"领导人的回忆 利奥波德·特雷伯-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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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10日凌晨，德军向西进犯，轰炸布鲁塞尔。我到肯特家去写出第一封密码战报。我出门不久，便有三位比国警探到纽堡街我的家。我跟露芭从1938年起便在那儿住。他们对露芭说：他们奉命把我们带进集中营，让我们带一两天的干粮和替换衣服。什么道理呢？　我们虽然入了加拿大籍，在他们看来，我们的祖先仍算德国人。比国政府已经决定把第三帝国国民以及沾亲带故的人，统统关起来。时刻可以说是紧急的。
　　露芭却并不惊慌失措。她请三位警探在客厅坐下，告诉他们说，我们原籍桑波尔，是在波兰境内。她搬出拉鲁斯大百科全书，请警探们翻阅查清。他们迟疑一下，便回去请示。
　　这一下来得正好。他们前脚走，我后脚到，听了露芭的情况，忙向她道贺。这时候，一刻也不能停留，马上得开拔。警察一定还要回来，我们就成了瓮中之鳖。赶紧收拾收拾，轻身跳出是非之地，海阔天空任鸟飞。
　　首先得把露芭母子送往安全场所。我们跟莱奥商量了一下，选中苏联商务代表团。我去跟原来的联络员联系一下，由他组织运转。从这天一清早，苏联大使馆和商务代表团已经让警察包围起来。露芭母子乘坐外交官牌号的汽车通过包围圈，在那儿住了两个星期，才搬到一处秘密的住所。后来，他们索性回到苏联。至于我呢？我先住在邻近的莱奥家，再由他那里改名换姓，重新出世。我的新护照上，姓名叫做让·吉尔伯，出生在安特卫普，职业是实业家。我们于是开始了地下生活。
　　果然不出我们所料，第二天，比国警察奉了正式命令，重新回去把我们带走，可惜迟了一步。话虽如此，我的特工生涯毕竟只差一发，几乎要来个出师未捷身先死。
　　警察找了我们几天，又去敲门找一位我们的美国女朋友，名叫乔琪·德·温特。我们早就熟识，并且时常往来。
　　“您最近几天见过加拿大人密克莱么？　他乃是德国人。”
　　“你们搞错了，他是加拿大人。”
　　“加拿大人！　加拿大人！　他是加拿大人，你就是比国人啦！　”　　　　这时候，战况日益严重。哪怕是最悲观的观察家也想不到德军进展会如此神速。5　月13日，德军前锋已经在法比两目越过缪斯河。古德利安将军的战车从色当的空隙蜂拥而进。
　　居民已完全失去斗志，谣言乘虚而入，人人都害了恐谍病：又是德国奸细，又是第五纵队，又是神秘飞机撒下伞兵，有如秋天的落叶纷至沓来。不知从何联想而起，也许心理分析家和研究群众心理的专家会给我们启发，说是德国奸细乔装神甫，到处活动。5　月11日，布鲁塞尔市内，布盖尔广场，出现一个不可思议的场面。人群歇斯底里地恶狠狠围住一位青年教士，掀起他的长袍，检查下面是否穿有德军制服。我没有亲眼瞧见搞修女，但是我知道人们也怀疑修女中间有奸细。
　　到处人心惶惶，不可终日，成千上万的比国人抛弃家业，往法国逃难。战报特慢。等战报出来，一个战役已成过去。
　　一些城市已被敌军占领，战报里还说在我方手里。我在十天前看见开过去的英国兵千方百计炸掉小运河，自以为可以妨碍德军的进展。可是，桥炸了，旁边的楼房也跟着炸了，人心越发大乱，大家都看清楚盟军是什么也挽救不了的了。
　　仔细观察这一次的闪击战，可以得出非常有价值的启发。
　　我打算忠实地汇报给情报中心，但是，首先非得开动我的收发报站嘛。
　　我们的发报机隐蔽在诺克市。为此，我们在那儿专门租了一处别墅。正打着仗，要搬到布鲁塞尔，当然有困难。诺克市还没有被占领。只要不浪费时间，很可能搞得出来。我派了阿拉莫去办。可这位仁兄觉得差一两天，没什么了不起，便绕道奥斯当去看看他的女朋友霍力克夫人。她在那里管我们一家支店。等到阿拉莫赶火车到诺克市去，已经来不及了。
　　我们只好再跟莱奥一起，重起炉灶，白手起家。我们再次集思广益，大家出主意，绕过险阻，克服困难。我们和比京保加利亚领事馆一位馆员有交情，便去求他帮忙。他当然不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保加利亚是德国的盟友，这人又有汽车，可以通行无阻，我们便求他帮我们到诺克市的那处别墅去找珍贵的物品，因为怕乱中遭抢劫。这样便坐车出发。
　　诺克市一片荒凉，家家都经过‘访问’。我们的别墅里，家具全空，简直受过洗劫。剩下的只有一个大柜，大概是因为搬不动。大柜里，我们本来搞了个夹层，收藏发报机。
　　大柜已经空空如也，可是夹层没被发现，贵重发报机箱子动也没动。我们便把箱子搬上外交牌号的汽车。归途路上，除了德国汽车以外，只有我们这辆轿车。这儿一条封锁线，那儿一个检查卡，我们节节通过，十分顺利。凭着车上挂的外交牌照，德国士兵还向我们举枪致敬。
　　离布鲁塞尔还有一半路程，汽车抛了锚，再也开不动。
　　我们只好下车，带了箱子，在路边上搭便车。我们的模样真好看。两个苏联特务，手提发报机，由一位保加利亚外交官陪同在那儿想搭德国军车。一辆辉煌的大轿车停了下来，车里坐着党卫军高级军官，听了我们的解释，便让我们上车，并且叫司机把发报箱放进车后面行李箱里。大家友好地交谈，走完全程。保加利亚盟友嘛，什么事不好商量。经过一再推辞，才谢绝了把我们护送到家。我走进一家咖啡馆，喝了不少白兰地，庆贺我们的相逢、相别。
　　总算没人啦，我们叫辆出租汽车，回到隐蔽住所。不幸，阿拉莫打开箱子，准备发报，才知道机子完全没搞好。只好再去请商务代表替我们发军事情报。
　　诺克市之行至少给了我启发，既然坐了保加利亚朋友的车，一路便那末样顺利，干吗不去战场转一圈呢？　理由是，我们“橡胶王”总公司在法国北部有家支店，最好能去瞧一瞧。我们的保加利亚朋友本来爱出游，哪怕要冒点小风险，再加他的时间可以自由支配，又爱帮帮朋友，他便答应了我们，说他自己也想去看看住在那个地区的朋友。于是，我们在5　月18日离开布鲁塞尔，带着通行证，哪儿都能去。
　　我们一走便走了十天，穿过德军攻破的色当，观察了阿布维尔周围的战事，和敦刻尔克大撤退战场。回到比京，我写了一份八十页的报告，总结了我亲眼目睹的闪电战：战车部队深插敌后，空军轰炸战略要点和战线前后的交通联络等等。
　　跟日耳曼指战员相处了十天，我深信不难跟他们接触。
　　从军官到士兵，嗜酒善谈，打了胜仗，不免喜欢夸耀一番。
　　他们希望不到年底便解决法国和英国，接着便跟苏联算账。
　　反正整个计划不外这些。
　　后来我们又见到一些党卫军的军官，看法有点不一样。
　　他们告诉我们说，原先他们以为不用再打苏联。这显然是纳粹宣传的结果。苏联的宣传也是其应如响。当时，苏联最时髦的是歌颂苏德的友谊。德国方面，情况一样。戈培尔本人也在他疯狂叫嚣的演说里，把迹近反苏的词句取消。在这几个伤心的月份里，我们往往在德国军官嘴巴里，听到把希特勒和斯大林相提并论。照他们说起来，国家社会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他们还向我们指出，两家选择的目标完全一样，只不过道路不同。我们当然没有心情去追问他们所谓的社会主义到底葫芦里卖什么药。
　　我亲眼瞧见德国军官拍着汽车盖子嚷嚷：“我们攻势得手超过了所期望的，还不是靠苏联给汽油开坦克，给皮张缝皮鞋，给小麦烤面包！　”
　　第五章　初步措施
　　战事往南移了。我们打算随着这个动向，再搞一次“视察旅行”，以巴黎为目的。我们的保加利亚朋友贝特罗夫，依然替我们驾车。
　　德军开进巴黎才几天，我们也就到了那儿，景象十分凄惨。纳粹旗在巴黎上空飘扬。街上尽是灰绿军装在游荡，市民仿佛都走空了，免得目睹敌人的队伍进城。
　　我们决定在巴黎建立“红色乐队”的总部。为此进行了初步接触。6　月底，我和莱奥接受了瑞典驻比使馆一位熟人的提议，为红十字会把几百封法国战俘的家信送给维希政府。
　　我们坐瑞典红十字会的车去到维希，并且用了整整一夜工夫看了这些战俘家信。信里面都愤怒谴责法国政府和参谋部，甚至用丁卖国的字样。
　　维希政府乱成一团，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政客们激动之余，都去温泉疗养以恢复元气。可惜，这些人恢复了元气，对法国却没有什么好处。
　　我们在法国战时首都抓紧时间建立了初步联系。1940年整整一个夏天，我们用全部精力把巴黎小组建立了起来。希勒尔·卡茨帮了我很多忙。我是在巴勒斯坦认识他的。跟我认识莱奥的情况差不多。从1929到1932年我在巴黎居住的期间，我们继续彼此往来，后来却失去了联系。
　　卡茨的身材中等，虽然戴着厚玻璃眼镜，目光却十分敏锐。前额很高，头发很厚，为人热情，热爱生活，很容易跟别人接近。他跟他父亲一样，爱好音乐，同时又会使泥水刀，会造房子。他年纪很轻便加入共产党，对最后胜利充满了信心，从来也不动摇，哪怕在急风暴雨势不可当的时候。
　　他喜爱少年儿童，辅导共青团组织。他的态度率真，很能引起同情心。他交游甚广，对于我们将来的工作很有好处。他虽然是外国人，却在1940年自愿参加法国军队。复员时军人证上写的是安德烈·杜布瓦。
　　他片刻不肯错过，马上和我一道投入工作。我们保持了过去的习惯，仍然到处开设公司，用以掩护我们的活，动。
　　1941年1　月13日，在比京成立了一家公司，叫做西梅克斯戈，在巴黎也成立一家，叫做西梅克斯。阿尔弗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