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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丽血时代--两晋南北朝的另类历史-第6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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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恭未及入城,便被会稽王司马道子下令在建康东北郊的倪塘斩首。
王恭此人,本性抗直,美姿仪,善清谈,以天下为己任,但志大才疏,不恤下情,崇信佛道,疲劳百姓。北府任上,他调役民夫,大修佛寺,士庶嗟怨。《世说新语》中,“濯濯如春月抑”的美誉,称赞的正是这位王大人。年青时,王恭身被鹤氅裘,涉雪而行,当时的名士望见,皆大叹“此真神仙中人也”。不过,王恭毕竟中看不中用,选人不当,误用刘牢之,最终自取灭亡。
无论如何,这位东晋名士也算条汉子,临刑之时,犹诵佛经,自理须鬓,神无惧容,并对监刑者说:“我暗于信人,所以至此。原我本心,确实忠于社稷。百代之下,希望有人知我王恭真心!”
王恭五个儿子、王恭弟王珣以及王恭一个侄子皆同日被杀,唯独一个庶子当时年幼,寄养在乳母家。王恭从前的下属把小孩子偷送至桓玄处,得以抚养,唯留此一脉。直至桓玄执政,王恭才被平反。告发王恭和殷确的钱强以及抓捕二人的捕吏也被腰斩。
再说回晋廷会稽王方面。司马道子父子确实没有食言,封刘牢之为都督兖、青、冀、幽、并、徐、扬州晋陵诸军事,完全取代王恭的职位。
王恭虽死,殷仲堪、桓玄、杨佺期等人并无摧折,已经分路逼近芜湖和石头城,纷纷上表为王恭诉冤,要晋廷诛杀刘牢之。
刘牢之理直气壮,卒北府劲率驰赴京师,于新亭扎下大营。桓玄、杨佺期见“北府兵”来,皆惊惧失色,忙退至蔡洲(距建康数十里)。殷仲堪数万大军倒没怎么为刘牢之吓倒,仍向京师不慌不忙逼近。
京城内纷扰之时,左卫将军桓修出来,替司马道子出主意。桓修是桓冲之子,桓温之侄,桓玄的堂兄。中国古代政治就是如此纷杂,同宗同族甚至亲兄弟也站在不同的营垒,互相琢磨算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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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墙伏祸连踵至(4)
桓修认为:“桓玄、殷仲堪等人,一直以王恭为主。现在王恭死了,军中夺气。如果朝廷予以桓玄、杨佺期二人高官厚爵,二人心内必喜,与殷仲堪离意,到时,我们可先除掉殷仲堪。”
司马道子依计行之,以朝廷名义,援桓玄江州刺史,召郗恢回朝任尚书,以杨佺期代郗恢为雍州刺史,以桓修为荆州刺史,黜殷仲堪为广州刺史。如此阴险的离间计还真成功。殷仲堪得诏大怒,下命桓玄、杨佺期进兵。桓玄二人都“喜于朝命,欲受之,犹豫未决”。
殷仲堪惭怒,知道此行已无成功的可能,马上拔军自芜湖南归。但老殷也来招毒辣之计,他派人向屯于蔡州的桓玄、杨佺期手下兵士们散布言论:“你们这些人不归顺随我,我回江陵后,把你们的家属全部杀掉!”这一招极灵,杨佺期部下立马就有两千人开逃,桓玄也惧兵变,立即引兵西还,追及殷仲堪,陈说自己没有二心。
既然大家又聚在一起,就又称兄道弟,饮血酒为盟。同时,殷仲堪、桓玄、杨佺期三人又再共同上书,为王恭诉冤,替殷仲堪的降职抱打不平,并指斥桓修。
司马道子确实是个瞬息万变的庸下之才。惮惧之下,他又把为他出主意的桓修罢官,恢复殷仲堪的荆州刺史职务,“优诏慰谕,以求和解”。桓修枉作小人,被朝廷指斥“专为身计,疑误朝廷”。
殷、桓、杨三人看似铁板一块,但经过此次战事,心中各怀疑虑,皆起相图之心。杨佺期为人骄悍,桓玄自恃才地,对这个寒人出身的武将总有不屑之意。于是,杨佺期就暗劝殷仲堪杀掉桓玄。殷仲堪不是不想杀桓玄,只是暗忌杨佺期兄弟勇健,怕杀了桓玄就没人牵制杨氏兄弟,所以一直没下手。最终,三个人“各还所镇”。内心深处,三人各自都想除掉对方以后快。
虽又化解了一次重大政治危机,但会稽王司马道子数日惊悸,染上重病,但仍以酒当药,狂饮不止。司马元显深知其父“朝望去之,乃讽朝廷解(司马)道子司徒、扬州刺史”,并自代扬州刺史一职。大醉数日之后,司马道子酒醒,才知自己已丧失实权,“大怒,无如之何”。
司马元显时年十八,深谋老到,又有庐江太守张法顺这个官场老油条为他出主意,常常有出人意料之举。不久,司马元显又任录尚书事。时人称司马道子为东录,称司马元显为西录。父子分府,西录车骑盈门,东录门可罗雀。政治场中的趋炎附势,于此可见一斑。
司马元显年纪虽轻,也就今天刚上大学的年纪(十八岁),但本性苛刻,残暴好杀,征发诸郡刚刚免除奴隶身份的大族附荫民户,把这些人全都强迫迁至京城附近充兵役,号为“乐属”(意思是自己愿意为兵被政府统辖)。这批“乐属”,元显想用来自己直接控制,因为北府军和荆州军皆不是他自己的嫡系。但是,元显强迫征发的这些青壮劳力,本来祖父为奴,自己刚刚获得自由农身份,新近有田耕有家室,在浙东一带夫耕妻织刚过上小日子,忽然又变成了“兵籍”(而旦东晋那种世世相袭的“兵户”,社会地位低下),心中怨恨,可想而知。同时,大地主大世族对此也极为不满,因为晋廷的命令使他们丧失了许多荫附的佃客,经济利益受到极大打击,由此,也对司马元显恨之入骨。正是这一极不得民心的举动,使得江东诸郡人民痛心疾首,纷纷思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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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东鼎沸晋祚摇(1)
——孙恩之乱时的东晋政局
东晋朝廷的内忧外患刚刚消停了几个月,就又传来天大的坏消息。安帝隆安三年(399)年底,贼人孙恩因民心思动,乘机起事,自海岛出兵,杀掉上虞县令,直攻会稽,又杀了书圣王羲之的儿子王凝之及其诸子。
孙恩之乱,非朝夕猝发之事。琅琊孙氏,也是世家大姓,几辈子下来都信奉“五斗米道”。孙恩的叔叔孙泰一直师事钱塘人杜子恭,学了不少相当于今天魔术的“方术”,以此浮狡小计,诱骗百姓子女钱财。“(百姓)愚者敬之如神,皆竭财产,进献子女,以祈福庆”。
当年,王珣曾向会稽王司马道子陈说孙泰以妖术惑人,就把此人流放广州。广州地方官又被孙泰的“幻术”迷惑住,竟然派这个邪教头子当郁林(今广西贵县)太守。孝武帝末年,颇想长生壮阳,把孙泰召还京师,司马道子忙封他个徐州主簿的虚官,给钱给地给人让这个妖道天天“炼丹”。
王恭起事,孙泰假借讨伐王恭为名,眩惑士庶,私聚徒众。司马元显掌权后,也听说这位妖道壮阳秘术,多次前往其住处求索“伟哥”秘方。孙泰日益骄横,自认为晋朝运祚将终,就在吴地广诱百姓,以“五斗米道”作招诱,时常与徒众密会,阴谋作乱。朝廷对此知之甚多,但因他与司马元显交情深厚,没有人敢揭他老底。最后,会稽内史交出真凭实据,向晋廷告发孙泰要造反。司马道子估计孙泰的阴谋会危及自身,就派人杀掉了这个妖道以及他的六个儿子。
“五斗米道”源于东汉,其原本教义并无太大危害性。但经杜子恭、孙泰等人掌握后,妖言惑众,不断增添“新内容”,就慢慢变成了邪教。而且,在当时没有紧密经济联系的农村社会,邪教正好成为孙泰、孙恩起事的最好组织形式。邪教的欺骗性非常惊人。孙泰被显戮于市,其教徒众闻知消息,都认为教主是“蝉蜕登仙”,纷纷聚集,一起站在海边,向海中抛洒金银宝物以及美酒美食,祭飨这个妖人。
孙恩怀恨在心。他的叔叔孙泰被杀不久,他深知司马道子父子怨播天下,就凭借邪教骇人的招聚力,在极短时间内聚众数万,一下子就杀掉了吴中八郡王凝之等数位地方官,其中包括谢安的两个儿子谢邈和谢冲,猖獗一时。
孙恩之乱所以如此容易,正在于邪教教众遍布各州郡府衙和守军之中,一呼百应,立时应召。
“时三吴承平日久,民不习战,故郡县兵皆望风奔溃。”
孙恩占据会稽后,自号征东将军,名其邪教教众为“长生人”,当地士众凡有不服从者,皆全家全族诛死,婴儿不免。攻克诸县之后,孙恩邪教组织即把当地守官杀死肢解,大锅煮熟,并当众逼迫守官的妻儿吃掉亲人的尸体。凡有不从者,就又虐杀脔割,极尽酷残之能事。这支丧心病狂的邪教队伍无恶不作,凡身陷城池,均烧毁城市,填平水井,杀尽不从之民。
邪教徒众皆视会稽为“大人圣城”,往孙恩处聚集。许多邪教妇女因有小孩在身行动不便,就把亲生骨肉扔入水中淹死,念叨说:“祝贺你先登仙堂,我见教主后随后就与你相见。”痴迷如此,可见邪教的煽动性、欺骗性是多么骇人。
这下倒好,东晋之地,本来除了桓玄、刘牢之、杨佺期等占领的广大地盘外,朝廷的号令只在三吴之地行得通。孙恩乱起,八郡皆陷,贼寇蜂起,连建康城内都有不少邪教教徒潜伏,东晋王朝几乎只剩下一个空架子。晋廷见状,忙以司马元显为领中军将军,命刘牢之与谢安之子谢琰共同率兵讨孙恩。
晋军初战告捷。谢琰、刘牢之政府正规军一到,孙恩乱民之伍根本抵御不住,纷纷败北。
乱世出英雄。正是孙恩之乱,引出一位日后功高一时,终于篡晋的大英雄刘裕。
刘裕本京口寒贱之人,“仅识文字,以卖履为生”,又好赌博,斗鸡走马,其实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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