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丽血时代--两晋南北朝的另类历史-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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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粮。到关中后，张方与司马颙双方合军，大败刘枕，腰斩了这位雍州刺史。

　　“太弟（司马）颖僭侈日甚，嬖幸用事，大失众望”。居于京中的东海王司马越也久有自固之心，于惠帝永兴元年（304）秋天勒兵入云龙门，声讨成都王，并恢复司马覃的皇太子身份。司马越还效仿司马乂，“奉帝北征”，挟十余万军队直扑邺城。洛阳城内为司马颖守城门的石超早已闻讯跑出，逃回邺城。司马颖给他五万兵，命他迎击司马越。

　　双方兵马在荡阴（今河南汤阴）相遇，石超大败司马越军。混乱之中，晋惠帝车倒草中，脸上中刀，身中三箭，狼狈不堪。“百官侍御皆散”，唯有侍中嵇绍“下马登辇，以身卫帝”。兵士把嵇诏从车上拉下，用刀乱砍，惠帝高叫：“忠臣也，勿杀！”兵士们回答：“奉太弟令，惟不犯陛下一人。”嵇绍死于乱刀之下，“血溅帝衣”。不久，司马颖派卢志找到坐在草中号啕大哭的惠帝，移至邺城。“左右欲浣帝衣，帝曰：“嵇侍中血，勿浣也！”书至此，史臣也慨叹：孰言惠帝憨愚哉！

　　嵇绍之父嵇康当初在魏末不与司马氏合作，受诬被杀。嵇绍纯臣，尽忠司马氏而死，可谓君子伟丈夫，难怪日后文天祥在《正气歌》诗中也以他为忠臣样板。

　　东海王司马越从洛阳出兵时，河间王司马颙已派张方袭取了洛阳。兵败的司马越只得逃回自己的封地东海（今山东郯城）。按常理，司马越这个宗室疏宗已经败成定局，怎么也不能再缓过神来扳动成都王司马颖和河间王司马颙。

　　但历史总是存在那样的偶然性，时任都督幽州诸军事的王浚坐山观虎斗之余，在边疆地区联合鲜卑、乌桓部落骑兵，与东海王司马越的弟弟东赢公司马腾合兵，南下进攻邺城。

　　司马颖听说少数民族骑兵来攻，忙派王超等人拒战，连连败绩，王浚属下的鲜卑等部落骑兵所向披靡，秋风扫落叶一般。“邺中大震，百僚奔走，士卒分散”。

　　卢志劝司马颖奉惠帝还洛阳，当时还有甲士一万五千多人，逃跑时做护卫还绰绰有余。黎明时分，司马颖生母程太妃眷恋邺城，迟迟不愿起身，“（司马）颖狐疑未决”。“俄而众溃”，万余大军见主帅无谋，一哄而散，司马颖和卢志只带数十骑拥着惠帝乘犊车南奔洛阳，狼狈不堪。逃至邙山，张方率万骑精兵迎谒，“（张）方将拜谒，帝下车自止之”。堂堂皇帝，虽傻傻乎乎也觉察到自己如今连一个将军的跪拜也承受不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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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方唱罢我登场（3）　　　　　

　　王浚攻入邺城之后，纵兵大掠。兵还蓟州之前，王浚又怕鲜卑士兵携带抢掠的妇女行军耽误正事，便下令：“敢有挟藏者斩！”诸族骑兵当时还很害怕晋朝军法，纷纷把千挑万选抢掠来的绝色妇女都推入易水中淹死，共死亡八千余人。

　　诸王争战期间，晋朝的流民首领李雄已在巴蜀成割据之势，自称成都王。匈奴贵族刘渊本来被成都王司马颖荐为冠军将军，也趁乱率五部杂胡起事，建国号曰“汉”，自称汉王。这拨儿高度汉化的匈奴哥们儿果真是“人面兽心”，西晋最后两个皇帝怀帝和憨帝都为他们所俘虏，接连让晋帝上演“青衣侑酒”的历史悲剧，成为历代汉族臣子心中永拂不去的伤痛。

　　惠帝入返洛阳后，张方拥兵专治朝政，成都王司马颖丧失前权，形同软禁。

　　张方所部士兵大多从长安来，一直把京城当作块大肥肉，在洛阳剽掠搜刮，都吵嚷着要“奉帝迁都长安”。他们以请惠帝出郊拜谒陵庙为由，想把惠帝和群臣骗出城。惠帝不愿再颠簸，不答应出城。张方于是率大批军士披甲执兵入殿，搜出躲在后园竹林里的惠帝，逼使上车，“帝垂泣从之”。于是张方军士在后宫大肆奸污宫女，抢劫珍宝，“分争府藏，割流苏、武帐为马障，魏、晋以来蓄积，扫地无遗”。张方还想一把火把宫室和宗庙烧毁以绝人望，卢志劝他：“董卓无道，焚烧洛阳，怨毒之声，百年犹存，何为袭之！”张方这才作罢。

　　张方挟持惠帝、成都王司马颖以及惠帝另一个弟弟豫章王司马炽到长安，河间王司马颙就暂时成为西晋王朝真正的主人。他让惠帝下诏废掉司马颖的皇太弟身份，改立豫章王司马炽为皇太弟。“帝兄弟二十五人，时存者唯颖、炽及吴王晏”。

　　惠帝永兴二年（305）七月，东海王司马越喘定之后，又以张方和河间王司马颙“劫颙车驾”为罪名，发檄天下讨伐河间王。成都王司马颖的旧部也纷纷在河北起兵。见山东、河北等地兵起，河间王“甚惧”，就又封原来和自己一个战壕现在又被自己软禁的司马颖为镇军大将军，派卢志和千余兵拥他一起返归河北招抚。

　　成都王司马颖此时兵马衰弱疲极，早已丧尽昔日手下数十万熊虎大军的威风。

　　东海王司马越东山再起之势勃然，一路进兵顺利，军近洛阳。眼见一天不如一天，河间王司马颙想与司马越言和。由于张方自己有“劫驾之罪”，怕二王和解后对自己不利，坚决表示反对。河间王便遣张方的老友郅辅以送信为名，趁张方读信时一刀砍下这位骄横将领的脑袋。

　　本以为杀了张方后东海王司马越会许和退兵，但政治斗争向来是“得寸进尺”，东海王司马越继续西进。当时携残兵驻洛阳的成都王司马颖在洛阳也站不住脚，狼狈败向华阴，中途听说河间王和东海王有言和之势，如九雷轰顶，不知何去何从。两王如果讲和，成都王自己肯定会被当作牺牲品干掉。

　　公元306年5月，东海王的将军祁弘攻入关中，连败河间王司马颙的军队。司马颙本人也跑进太白山中。当时百官散走，在山谷中拾采橡食充饥。祁弘军攻入长安后，部下的鲜卑军人纵情大掠，杀掉两万多人。祁弘抢到惠帝后，又拥着皇帝还洛阳。河间王又趁机夺回长安城，但关中地区都臣服于司马越，因为惠帝在司马越手中，河间王仅保有长安一城。

　　公元306年7月，惠帝又回到旧都洛阳，改元光熙。每经一次劫难，惠帝就被迫改一次年号，这也是西晋“八王之乱”的一大特色。

　　东海王司马越拥大军入驻洛阳后，被委任为太傅、录尚书事（实际上是自己委任自己）。并以自己的亲宗堂兄范阳王司马虓为司空，镇军邺城（司马越和司马虓两个人都是司马懿的弟弟司马馗之孙，按理讲是帝室疏宗）。封进攻成都王甚有“功劳“的王浚为骠骑大将军，都督东夷、河北诸军事，领幽州刺史。

　　惶惶在外的成都王司马颖听说东海王兄弟已经控制了京城，便想从华阴往武关方向逃跑。行至新野县，东海王已经以惠帝名义下诏搜捕。惶急之间，司马颖也顾不上老母妻子，只和一个御车的兵士单车载着两个小儿子渡过黄河跑到朝歌，又召集了从前的属下数百人，想投奔老部下公师藩。没走多远，范阳王司马虓属下把司马颖等人一网打尽，关在邺城监狱里。“范阳王（司马）虓幽之，而无他意。”估计司马虓对这位惠帝亲弟弟没什么毒怨，不打算害他性命。不巧的是，范阳王忽然暴疾而死，他手下长史刘舆（大文豪刘琨之兄）知道司马颖从前一直在邺城坐镇，声名不错，怕有人再趁机劫持他又生后患，便派人假称台使，“称诏夜赐（司马）颖死”。

　　在最后的时刻，这位年青貌美的王爷倒很镇静。读毕“诏书”，他问监守田徽：“范阳王死了吗？”田徽答说：“不知道。”这一问一答很有意思。见有赐死自己的诏书，司马颖就猜到范阳王已死，田徽作为办公人员，也不好透露消息。司马颖又问：“您今年多大？”田徽答“五十岁。”司马颖问：“知天命了吗？”（孔子说自己“五十而知天命”），田徽说：“不知道。”面对这位冷忍无情的“警察”人员，王爷也无可奈何，与这样的人不可能再深谈下去，他自叹道：“我死之后，天下安乎不安乎？我自放逐，于今一年，身体手足不见洗沐，取数斗汤来！”魏晋风度，在这么一个临死王爷身上也可窥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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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方唱罢我登场（4）　　　　　

　　司马颖两个儿子在一旁惊恐大哭，王爷知道惜死无益，怜子无益，挥手让人把两个小孩子带走，以免让他们看见自己的死状。洗沐已毕，“乃散发东首卧”，自己躺倒，命田徽把自己缢死，时年二十八。“二子亦死，邺中哀之”。这是八王中被杀的第六位。

　　公元306年（惠帝光熙元年）12月，东海王司马越觉得大傻哥儿惠帝没什么利用价值了，便派人于饼中置药，毒死了老傻哥儿，时年四十八。惠帝自登基以来，十六年来风风雨雨，多少个夜晚被人从梦中叫醒，强掖升殿，被迫书写诛杀自己姥爷、母后、皇后、皇子、皇兄、皇弟、皇叔以及多位他自己连名字也搞不清的大臣的人名。今天被这个劫持当挡箭牌，明天被那个拉着放在军阵里炫耀，几乎没一天安生过。终于有这么一天，肚子巨痛，四体抽搐，老哥儿扑腾一阵，终于可以长睡过去，永远再不会有兵士冷冷的大手于凄冷的夜晚把他从热被窝里拽出来了。

　　可悲的是，晋惠帝处于半傻半愚之间，知冷知热，知苦知痛，既能因司马威掰他手指而怒，也能因嵇绍血溅己衣而悲，但就是不能像常人那样有条理地行事，白白身居九重帝位。尤其他那“何不食肉糜？”的流传千古的“笑话”（及天下荒乱，百姓饿死，帝曰：“何不食肉糜？”），我们读之细品，只有伤悲，只有哀怜，真正的祸乱根源在于“武皇不知其子”，在于其生母杨后的妇人之仁。惠帝安生了，天下士民也喘了口气，大家终于如释重负，热切盼望能出个好皇帝镇住天下。

　　惠帝崩后，司马越立惠帝二十五弟司马炽为帝，改元永嘉，是为晋怀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