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樱的圈套-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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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感谢。我尽快结束这里的事情，请你们等我一会儿。明治大道那边的咖啡馆应该还开着。”我边说边打开了钱包。
“我们唱卡拉OK去！”小优抢过我刚从钱包里抽出的1万日元，冲堀场笑了笑。
“我这边的事情完了以后立刻打您的手机。估计最晚到11点。”我说。我让她们等我的目的是等我完事以后请她们把门锁好并重新启动保安公司的监控设备，那样的话就不会留下任何痕迹了。
我做了一次深呼吸，推门走进蓬莱俱乐部。我知道右边墙上有电灯开关，但我的手没有伸向那边，而是把怀里的小型手电筒掏了出来。那是一只军队里和警察们使用的那种长约10厘米的小型手电筒，电池寿命很长，不但亮度足够，还有遮光圈。
我的第一目标是总经理办公桌。坐在大皮椅上，拉开抽屉，像间谍电影里的主人公那样把手电筒叼在嘴上，用双手翻阅文件。
翻了一阵，没有看到久高隆一郎的名字，却有一个我更熟悉的名字跳入了我的眼帘：安藤士郎。
“欸？”我不禁叫出声来了。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把写着“安藤士郎”的信封倒过去正过来地看，怎么看都是“安藤士郎”。我把信封里的东西拿出来一看，那是一份人寿保险，被保险人的名字写的也是“安藤士郎”。
“怎么会有这种事？”我小声嘟囔着看了看被保险人的地址，没错儿，东京都港区白金——就是老安的住址，出生年月日是1928年5月14日，也没错儿，这个日子老安亲口告诉过我。
“怎么会呢……”我坐在总经理的皮椅上，愣住了。
※ 杰尼斯（Johnny's）是日本一所著名艺人经纪公司，为日本最大的男偶像制造厂。杰尼斯事务所於1975年成立，多年来以男艺人及男性偶像团体为主，旗下艺人及团体如上个世纪70年代的近藤真彦和田原俊彦、80年代的少年队，乃至现在活跃在舞台上的“SMAP”、“ TOKIO”、“V6”、“KinKi Kids”等等，都是经由事务所一手栽培大红大紫的。（译者注）
安藤士郎的活法
去年11月底，老安给我来了一个电话。
“老师，好久不见了！”
“啊，你身体好吗？”不知道为什么，跟初次见面的人说话什么事都没有，跟很久不见的熟人说话的时候，心里总是有些紧张，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语言。
“嗯，还凑合吧。”老安的话听起来好像没什么精神，“老师，实在对不起啊，突然给您打电话是因为有重要的事情跟您商量。”
“你太客气了，有什么事尽管说。”
“不过，这事在电话里不好说，您能到我这里来一趟吗？”
“没问题，什么时候去合适呢？”
“当然是越早越好。”
“那我明天去吧。”
“您大概几点能过来？”
“明天晚上有电脑课，上课之前合适还是下课以后合适呢？”
“下课以后吧。”
“如果下课以后没有像某位先生那样问问题问个没完没了的话，估计9点就能到。”为了活跃一下沉重的气氛，我故意开了一个玩笑。
可是老安没笑：“也许那个时候我正好不在家。如果赶上我不在呢，您就开开门进屋等我一会儿。钥匙我放在门口的电表上边。”
“那我就上课之前去吧。”
“别，那个时候我肯定不在家。”
“要不就后天？”
“不，越早越好，还是明天吧。明天见！”老安逃也似的把电话挂了。一年没见面了，可他一点儿怀念老朋友的意思都没有，跟我的心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第二天，我按照约好的时间来到了老安的家。我到的时候是8点50分，果然如昨晚所说，他不在家。我敲了半天门也没人答应。我一边抽烟一边等，等到9点半也不见老安回来。在外边冷得有点儿受不了了，我就摸了摸电表上边，钥匙果然在那儿放着。
开门进去之后，在右边的墙上摸到了电灯开关。以前我到老安家里来过好几次，知道开关在那里。
天花板上的白炽灯把十来平米的房间照亮以后，我惊呆了，惊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惊呆的同时我学到了一条新知识：站在地上也能吊死人。
老安上吊自杀了。他的脖子好像折断了似的，两臂下垂，两条腿弯曲着，两脚站在榻榻米上。
我出不了声，不管是惊叫还是喊人。我喘着粗气跑过去，慌慌张张地把老安的身体往下放，谁知越是着急越是解不开绳子。最后忽然想到应该用刀把绳子割断，于是跑到厨房里拿来一把菜刀，好歹把绳子割断了。
我把老安平放在榻榻米上，摸摸他的脸，已经冰凉。我拼命摇他的肩膀，他没有任何反应，左手腕右手腕都摸不到脉搏，趴在胸口上也听不到心跳。
我呆住了。以前我没有碰到过这种场面，一时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既没有想到打电话给119或110，也没有喊邻居。
我不是第一次看到死尸。世罗元辉的尸体吓人的程度超过老安100倍。但世罗元辉的惨状超过了极限，叫人恶心得不敢相信那是现实，只觉得那是电影里的镜头或小说里的描写。所以当时格外清醒，该做的事情都做了。
但是，眼前这具尸体充满现实感。我跟世罗没有交过心，但跟老安却多次在一起喝酒谈心，而且还全力以赴为他寻找失散多年的女儿。老安突然自杀身亡叫我一时难以接受。我呆呆地坐在榻榻米上，半张着嘴巴，眼睛不知所措的四处观望。忽然，我在矮桌上看见好几个并排摆放的信封，其中之一写着“成濑将虎 亲启”。
我伸手把信封拿过来，抽出里边的信看了起来。
老师：
对不起！正如您所看到的，我用这种办法告别了人世。
一个月以前，因为咳嗽老是不好，我去医院看病，医生告诉我是肺癌。
当然，我并不是因为这个上吊自杀的。我所面临的不是我的病能不能治好的问题。
我一直在给千绘寄钱。听您讲了千绘的情况，我认为无论如何要帮助那孩子。她的母亲是那种状态，继父又跑了，谁能帮得了她呢？如果她已经满了20周岁，我就不管她了，可她才17呀！17岁的孩子当女招待，为了照顾母亲不能去学校，不能跟同学一起玩儿，只能陪那些满嘴酒臭的老男人饮酒作乐，天下哪有这种道理呀！
但是，怎么帮助她呢？把她要回来？事到如今那是不可能的了。我这个老头子突然找上门去说我就是她父亲，只能给她增加烦恼。她很可能接受不了这个事实，精神陷入混乱。所以我绝对不能出现在她面前。那怎么帮助她呢？我不能跟她一起生活，只能悄悄给她寄钱。
我把不多的一点存款全都取出来给她寄去以后，每月的养老金也基本上全部寄给她，当然用的是假名字。为了多给她寄钱，我酒也不喝了，烟也不抽了，每天只吃两顿饭，所以我一直没请您喝酒。老师，对不起了！
可是，我毕竟是个靠养老金生活的人，就算我省吃俭用给千绘寄钱，也不过只够他们母女糊口而已。我总觉得千绘还在干那种工作，因为现在的年轻人是不会满足于吃饱饭的。此刻，那孩子可能正在陪着老男人喝酒吧。我所做的这一切，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算了，不考虑那么多了。我作为她的父亲，就应该尽到责任，一直到她长大成人。如果我不做这些的话，我就无法心安理得地活下去。我想为女儿出一把力，我认为只有这样活着才有价值。对，我不单单是为了女儿，也是为了满足自己实现人生价值的愿望，从这个角度来讲，也许可以说我是在利用我的女儿。这样说我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反正我要为了女儿去死了。
是的，老师，我已经下决心为了女儿去死了！
真倒霉，我竟然得了肺癌。不过，我只觉得倒霉，一点儿都没觉得害怕。治疗癌症要花很多钱，还要花很多时间。谁也不会可怜我上了年纪免费给我治病，那样的话，怎么能继续给千绘寄钱呢？
我并没有想过永远给那孩子寄钱，只不过想在她还是孩子的时候帮她一把，帮到她20岁成人。等她长成大人，我就不给她寄钱了。
可是，如果我住院治疗肺癌，就不能继续给千绘寄钱了。就算肺癌能治好，等到出院的时候那孩子已经是大人了，就没有意义了。所以一开始我就说，我所面临的不是我的病能不能治好的问题。
老师，给您添麻烦了，可我还有一件事不能不求您帮我办。
桌子上不是还有几个信封吗，其中有一份人寿保险，那家保险公司不要医生的健康诊断证明，我就急急忙忙地加入了。受益人是千绘，总共大约有1千万，虽然说不上是一笔巨款，但总比没有要好一些吧？我想拜托您把这笔钱送到千绘手上。原谅我就这样把此事委托给您了，请您一定要帮我这个忙。
至于我的事情您就不用操心了。我想区政府会安排把我的尸体火化的。还有一个信封里装着20万，作为火葬费，如果花不了，也请您转交给千绘。
老师，没想到喝酒的时候一句闲谈，彻底改变了我人生最后阶段的生活。如果我当初没让您去看看千绘过得怎么样，我也不会有今天。这就是命运，是上帝安排好了的。
一年来，为了女儿，我节衣缩食不惜粉身碎骨，虽然不是什么惊世骇俗的壮举，但我觉得过得非常充实。来东京50年也没干出个人样儿来，但我觉得我在人生的最后关头总算干了一件大事，可以挺着胸脯回老家去见我的父老乡亲了。这全都是因为老师您替我看了千绘，才让我尝到了成功的滋味。人生啊，真是不可思议。
老师，认识您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您的友情给我带来很大的快乐，谢谢您！
“老安啊老安，你好傻呀！你怎么这么傻呀？”我把信揉作一团攥在手里，重复着同一句话，不知道重复了多少遍。
大结局
24
“怎么会呢……这不可能啊……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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