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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功口述历史-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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矗立在月光之下,清风徐来,树影婆娑,不知怎地,忽然想起《西厢记》张生的两句唱词:“梵王宫殿月轮高,碧琉璃瑞烟笼罩”。眼前的景色,周围的世界,确实如此,既庄严神秘,又温馨清爽,人间是值得赞美的,生活应加以珍惜。我心里不但一点不害怕,而且充满了禅悟后难以名状的愉悦感,这种感觉只有产生于对宗教的体验。对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正确处理好宗教问题大大有利于国家的安定,人民的团结,民族的和睦。我认识一位宗教工作者,叫刘隆,曾任民委办公厅主任,他是一位虔诚的穆斯林,又作班禅的秘书,协助他工作,关系处理得非常好,班禅非常信任他。他对其它宗教也非常尊重,决不作任何诽谤,一切从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团结安定与共同利益出发。从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出,真正的宗教徒并不受本宗教的局限,他的胸怀应该容纳全人类。如果所有的宗教工作者都能作到这一点,我想世界就会太平得多。当然,还有一位我特别尊重的宗教工作者,那就是赵朴老。    
    再说我的师傅,他在六十多岁生病了,就住在方家胡同蒙汉佛教会中“闭关”,不久就圆寂了。圆寂后在黄寺的塔窑火化。按藏密黄教的规定,火化时,要把棺材放在铁制的架子上,棺材上放一座纸糊的塔,铁架下堆满劈柴,下面装着油。火化时只要点燃油即可。全过程要三天。他的徒弟中有一位叫多尔吉(藏语金刚杵之意)的,最后把师傅的遗骨磨成粉,搀上糌粑面和糌粑油,刻成小佛像饼,分给大家,我也领了一份,至今还保留在我的箱底里。别的宗派也有这种习惯,五台山的许多高僧大德死后也如此,别人也给过我用他们的骨灰铸的佛像饼。    
    总之,自从归依雍和宫后,我和雍和宫就结下不解之缘。我每年大年初一都要到雍和宫去拜佛。在白师傅圆寂很久后的某一年,我去拜佛,见到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喇嘛,他还认得我,说:“你不是白师傅的徒弟吗?”直到今年,两条腿实在行动不便才没去,但仍然委托我身边最亲信的人替我去。现在雍和宫内有我题写的一幅匾额和一幅长联。匾额的题词是“大福德相”,长联的题词是“超二十七重天以上,度百千万亿劫之中”,这都寄托了我对雍和宫的一份虔诚。    
    我从两三岁时起,有时住在河北省的易县。原来,我曾祖从察蛤尔都统任上去职后,为表示彻底脱离官场,便想过一种隐居的生活。他有一个门生叫陈云诰,是易县的大地主、首富。他曾在我曾祖作学政时,考入翰林,后来又成为著名的书法家,写得一手好颜体,丰满遒劲,堂皇大气,直到解放后,一直在书法界享有盛誉(见图陈云诰书法)。他愿意接待我的曾祖,于是我也常随祖父到易县小住。至今我还会说易县话。现在由北京到易县用不了两小时,但那时要用一天,坐火车先到高碑店,然后再坐一种小火车到易县。我从小身体不好,经常闹病。而易县多名医,因为很多从官场上退下来的老官僚都喜欢退居这里,于是有些名医便在这里设医馆,专门为他们看病。其中有一家很著名的孔小瑜(音,著名中医孔伯华的父亲)医馆,祖父便乘机常带我到那儿去看病,吃了不知多少付药,有时吃得呕吐不止,但始终不见有什么明显效果,他们反而说我服药不当,违背了药性。所以从小时起,我就对中医不感兴趣。晚年回忆儿时的这段经历,我曾写过一首对中医近似戏作的诗:    
    幼见屋上猫,啖草愈其病。医者悟妙理,梯取根与柄。持以疗我羸,肠胃呕欲罄。复诊脉象明:“起居违药性。”    
    现在有人捧我为国学大师,他们认为既然是国学大师,一定深信国医,所以每当我闹病时,总有很多人向我推荐名中医、名中药,殊不知我对此一点兴趣也没有。经过长期的总结,我得出两条经验:在中医眼里没有治不好的病,哪怕是世界上刚发现的病;在西医眼里没有没病的人,哪怕是体魄再健壮的人。当然,这仅是我的一己之见,我并不想、也无权让别人不信中医。


第三部分第11节 我的启蒙老师

    我十二岁才入正规的小学,但这不等于说我十二岁才学文化。我的启蒙老师是我的姑姑和我的祖父。    
    我对姑姑非常尊敬,旗人家没出嫁的姑娘地位很高,而我姑姑又决心终身不嫁,帮助我的寡母抚养我,把自己看成支持这个家的顶梁柱、男人,所以我一直管他叫爹爹。作为家长,她明白,要改变我和我家的窘状,首先要抓对我的教育和培养,使我学有所成。我姑姑虽然没有太高的文化,但还是想尽一切办法,尽力教我一些简单的知识,比如把常用字都写在方寸大的纸片上,一个个地教我读写,犹如现在的字卡教学,虽然不十分准确,但常用字总算都学会了。    
    我的祖父特别疼爱我,他管我叫“壬哥”。我从小失去父亲,所以他对我的教育格外用心。我祖父的字写得很好,他又把常用字用漂亮标准的楷书写在影格上,风格属于欧阳询的九成宫体,我把大字本蒙在上面,一遍一遍地描摹,打下了日后学习书法的基础。这些字样我现在还留着。他还教我念诗。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他用一只手把我搂在膝上,另一只手在桌上轻轻地打着节拍,摇头晃脑地教我吟诵东坡《游金山寺》诗的情景:    
    我家江水初发源,宦游直送江入海。闻道潮头一丈高,天寒尚有沙痕在。中泠南畔石盘陀,古来出没随涛波江山如此不归山,江神见怪警我顽。我谢江神岂得已,有田不归如江水!    
    他完全沉醉其中,我也如此,倒不是优美的文辞使我沉醉,因为我那时还小,并不理解其中的含义,我祖父也不给我逐句逐字的解释,但那抑扬顿挫的音节征服了我,我像是在听一首最美丽、最动人的音乐一样,这使我对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如果说我日后在诗词创作上取得了一定成绩,那么,可以说是诗词的优美韵律率先引领我走进了这座圣殿。当然随着学历与阅历的增加,我对这样的诗也都有了深刻的理解,所以这些诗我至今仍能倒背如流。祖父所选的诗有时显然带有更深的寓意。我记得他教我读过苏轼的《朱寿昌郎中,少不知母所在,刺血写经,求之五十年,去岁得蜀中,以诗贺之》:    
    嗟君七岁知念母,怜君壮大心愈苦。羡君临老得相逢,喜极无言泪如雨。不羡白衣作三公,不爱白日升青天。爱君五十著彩服,儿啼却得尝当年。…    
    这首诗后面还有很多典故,前面的这些描写与我的具体情况也不尽相合,但祖父的用心是非常明显的,我也是十分清楚的,就是叫我从小知道当母亲的不易,应该一直热爱母亲。这样的诗,我怎敢不终身牢记呢?    
    还有对我产生深刻影响的。他经常让我看他画画,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和感触:他随便找一张纸,或一个小扇面,不用什么特意的构思安排,更不用打底稿,随便地信手点染,这里几笔,那里几笔,不一会儿就画好一幅山水或一幅松竹(图毓隆的扇面)。每到这时,我总睁大眼睛,呆呆地在一旁观看,那惊讶、羡慕的神情,就像所有的小孩子看魔术表演一样,吃惊那大活人是怎么变出来的?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我觉得这是一件最令人神往、最神秘的本领。因此从小我就萌发要当一个画家的想法。我想,能培养人的兴趣,激活人的潜质,激励人的志向的教育才是最成功的教育。我虽然没有直接跟我祖父学绘画的技巧和笔法,但我学到了最重要的一点——爱好的发现,兴趣的培养,这是最重要的,这就足够了。    
    除了接受家庭教育之外,上小学之前,我也读过旧式私塾。先在后胡同一亲戚家的私塾里跟着读,后来又跟着六叔祖搬到土儿胡同,对面是肃宁府,那里也设过私塾,我在那儿也读过。当时那里有一个教四书五经的,一个教英语的,也称得上是中西合璧了。但我们家属于旧派,不能跟着念外语,学洋学。进私塾先拜“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位”,还要拜主管文运的魁星。一般的教学过程是先检查前一天让背的背下没有,背下来的就布置点新内容接着背,没背下来的要挨打,一般打得都不重,有的不用板子,就用书,然后接着背,直到背会为止。小孩子的注意力不能长期集中,背着背着就走神发愣,或说笑玩耍起来,这时老师就会大声地斥责道:“接着念!”那时,我属于年龄最小的,只好从百家姓读起,比我年龄大的就可以读“四书”“五经”了。有时,我看他们背得挺热闹,便模仿着跟他们一起背,但又不知道词儿,就呜噜呜噜地瞎哼哼。这时,老师就过来拿书照我的头上轻轻地打一下,训斥道:“你背得这是什么啊?尽跟着瞎起哄!”诸如此类的淘气事,我也没少干过。不过,有的老师也懂得“教学法”,我有两个叔叔,一个用功,背得很好,尽得老师夸奖;一个不用功,背不下来,尽挨罚。老师就指着他对我说,“你看,像他那样不用功,怎么背得下来,就得挨罚!”这种现身说法,有时还真对我有些激励作用,但日久天长也就失效了。    
    我十岁那年,是家中生活最困难的时候。大年三十夜,我的曾祖父去世,按虚岁,刚进七十。本应停灵二十一天,但到第十八天头上,我那位吃错药的二叔祖也死了(见前),结果只停了三天,就和我曾祖一起出殡了,俗称“接三”。而在我曾祖死后的第五天,即大年初四,他的一位兄弟媳妇也过世了。三月初三,我续弦的祖母又死去,七月初七我祖父也病故。不到一年,我家连续死了五个人,而且都是个人因个人的病而死的,并非赶上什么瘟疫,实在是有些奇怪,要说凑巧,也不能这么巧啊!如果说十年前,父亲的死揭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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