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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09-历史选择-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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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蒋介石的新战略，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采取了什么样的对策呢？他的王牌就是让一年前由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担任总指挥。
李德认为，对付蒋介石的新战法，红军过去反“围剿”的方式已不适用。他狂妄地说“游击战争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是打正规战的时候”，坚决反对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反对以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作为主要作战形式，主张打以堡垒对堡垒、阵地对阵地的正规战、阵地战，因而使红军陷入了极端被动的地位。
1933年11月，驻福建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在蒋光鼐、蔡廷锴领导下，打出“抗日反蒋”的旗帜，公开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决裂，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表示愿意同红军合作。蒋介石从“围剿”中央苏区的军队中抽调9个师，从沪杭宁地区抽调两个师，去进攻十九路军，暂时减轻了对中央苏区的压力。面对这种有利形势，远离前线的毛泽东曾建议中央红军改变战略方针，以主力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威胁国民政府的根本重地，调动“围剿”苏区的国民党部队回援，在广大无堡垒地区寻求有利战机，消灭其有生力量，以打破“围剿”，并支援福建革命政府。但是，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对毛泽东的这一正确建议置之不理，以致失去了粉碎第五次“围剿”的有利时机。
蒋介石镇压了福建事变后，腾出手来再次集中重兵进攻中央苏区。广昌成了国民党军队进攻的重点。
眼下，广昌城里到处刷着大字标语：“为着保卫赤色广昌而战，就是为着保卫中国革命而战！”“要么胜利，要么死亡！”“拒敌于国门之外！”“决不放弃苏区寸土！”
蒋介石下令非夺广昌不可，中共“左”倾领导下令非守广昌不可，于是一场空前残酷的战争不可避免地在广昌爆发。
蒋介石任命陈诚为前敌总指挥，罗卓英为副总指挥，在广昌前线设立司令部，并请来67岁高龄的德国顾问赛克特坐镇指挥。这位一级上将曾因引用希特勒的“名言”——“我们的斗争只有两种结局：不是敌人踏着我们的尸体过去，就是我们踩着敌人的尸体过去！”而受到蒋介石的赏识。蒋介石的新战术——“堡垒政策”即出于此人之手。赛克特曾指着江西地图夸下海口：“共产党的统治区不过五万平方公里，只要保持每天前进两里的速度，不出一年，就可以全部吃掉！”
博古设立临时司令部，以朱德为司令员，博古为政治委员，但实际上博古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决定一切，指挥坚守广昌。李德调集红一、三、九军团九个师的兵力，继续采取“以堡垒对堡垒”的打法死守广昌。
可是赛克特的碉堡是钢筋水泥建造的，而李德的碉堡却是用木架子和上泥土搭成的，这无异于乞丐与龙王比宝。
毛泽东远在后方，虽心急如焚，却无权过问军事。彭德怀看势头不对，再三说广昌是不能固守的，必须估计敌军技术装备，“在自己没有飞机大炮轰击的情况下，就算是比较坚固的野战工事，在今天敌军的装备下，也是不起作用的。如果固守广昌，少则两天，多则三天，三军团一万两千人，将全部毁灭，广昌也就失守了”。然而，彭德怀的话，博古和李德根本听不进去。
决战从4月10日开始。那天一大早，国民党军队的炸弹、炮弹便雨点般地朝广昌北大门甘竹倾泻，一下子就炸死、炸伤几百名红军。红军的“土堡垒”哪经得起炸，顷刻被夷为平地。
炸得差不多以后，国民党军队便以营方阵组成集团冲锋队形，大片大片地向红军压过来。红军大量减员，弹药又接济不上，打得十分艰苦。
4月27日是战斗最惨烈的一天。从上午8—9时开始至下午4时许，所谓永久工事被轰平了。激战一天，红军突击几次均未成功，伤亡近千人。在李德所谓永久工事里担任守备的一营红军战士，全部壮烈牺牲，一个也未突击出去。……
面对红军的惨败，彭德怀再也憋不住了，当面斥骂李德“崽卖爷田心不痛”，甚至“下流无耻！”
李德进入中央苏区以来一直趾高气扬，头一回被骂了个狗血喷头。但广昌的败局使他再也神气不起来了，不得不同意彭德怀的意见，撤出战斗。
就这样，从4月10日至28日，广昌战役历时18天，红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伤亡5500多人，但仍以失败告终。而国民党军队借助坚固的堡垒和飞机、大炮，伤亡不到红军的一半。
广昌的失守，使中央根据地北面的门户洞开，红军与国民党军队回旋的余地越来越小。
1934年9月，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已持续一年之久。这时，敌人步步进逼，红军节节退守，战火已逐渐烧向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地区。面对危急形势，毛泽东再次建议，红军主力应向湖南中部前进。他认为，湖南中部一带，敌人还没有建成堡垒封锁线，湘中敌人的力量也比较空虚；如果红军主力打过去，威胁敌人的战略要地长沙、湘潭、株洲等地，在江西的敌人将回援湖南，这有利于红军寻找战机，在运动战中歼灭敌人，以扭转战局。但是，这一建议又遭“左”倾教条主义者拒绝。
红军的处境更加困难了，已到了弹尽粮绝的边缘。中革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也看不下去了，他找到李德建议：必须尽快改变目前的这种情况，否则我们将会变成千古罪人。可是，李德不但不接受建议，反而斥责刘伯承“白进过伏龙芝军事学院，战术水平还不如一个参谋，还当什么总参谋长”。两人为此发生争执。博古得知此事，不由分说，撤销了刘伯承总参谋长的职务，把他调到红五军团去当参谋长。
“左”倾教条主义者的刚愎自用，终于把第五次反“围剿”斗争推向最后失败的困境。
第一章 走入低谷“秘而不宣”的重大决策
1934年10月10日，这是个中国革命历史上难忘的日子。
武夷山麓的红都瑞金，红军总部及党中央和政府机关所在地弥漫着不同寻常的气氛，人们的神情显得焦急、沉闷，个个来去匆匆。就在这一天，中共中央和政府机关、中革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正整装待发，准备向新的目的地转移。
这是多么令人难分难离的土地！这是多少烈士用鲜血浇灌过的土地！此刻，巍峨的瑞金红军烈士纪念塔，庄严的中央大礼堂，这里的一草一木仿佛都在诉说着离愁别绪……
瑞金，四年前就成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几年来，在这块土地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穷苦人民，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组织赤卫队、儿童团，支援革命战争，到处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新气象。它的全盛时期发展到包括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的30余县境，人口达到250多万人；苏区的红军也发展到拥有五个主力军团和若干独立师共约10万人的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并先后取得粉碎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四次“围剿”的胜利。
但是，由于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接连失利，至9月下旬，中央苏区仅存瑞金、会昌、于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等县城及其周围的狭小地区。10月初，敌人继续向根据地中心区域推进。在兵日少、地日蹙的情况下，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中央最高“三人团”，未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就决定放弃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
太阳渐渐隐没在山后，转移的队伍出发了。由中革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及干部团、党中央和政府机关编成的军委纵队和中央纵队两个野战纵队，分别在第一纵队司令员叶剑英、第二纵队司令员罗迈（李维汉）、副司令员邓发的组织指挥下依次开进，与红一、红三、红五、红八、红九军团共86万余人，踏上转移的征程。这支长长的队伍里，有党和红军的领导人博古、周恩来、朱德、洛甫（张闻天），有德国顾问李德，有受伤未愈坐在担架上随行的王稼祥，有新任总政治部代主任的李富春。全身戎装的邓颖超、蔡畅、康克清、贺子珍等女同志和被称为党内“五老”中的“四老”——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林伯渠等同志，也都出现在行军的行列里。
瑞金的老百姓早早地就伫立在路旁、村口为红军送行。他们以为这一次红军是像以往那样外出执行作战任务，就叮嘱红军战士多打胜仗，早点儿归来。他们哪里知道这一别就是多少年，红军这一走就是二万五千里。在依依惜别中，行军队伍缓缓地向着于都方向移动，踏上了漫漫征程。
夜行晓宿，经过连续几天的夜行军，第一、第二纵队全部到达于都及其附近的集中地域。此时中央红军除第五军团继续在兴国地区抗击敌人外，第一、三、八、九军团已相继在于都、兴国、宁都、会昌等地集结待命。根据中央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白区工作部部长陈云，全国总工会委员长、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刘少奇，共青团中央书记凯丰（何克全）作为中央代表，先后分赴第五、八、九军团驻地，随所到军团一起转移。10月上旬，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率红一方面军共计86859人，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战略大转移——长征。
面对敌人的步步进逼，主力红军突然撤离战火纷飞的前线，广大红军指战员心头无不像压着一块大石头，心情十分沉重。因为战略转移的决定，这时只有中央领导核心的少数几个人知道，而在党内和红军指战员中却未进行宣传解释。
战略转移最初的决定是于1934年5月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作出的。当时广昌已失守，国民党军队日益逼近中央苏区腹地，形势对红军十分不利，因此中央决定将主力红军撤离中央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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