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09-历史选择-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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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岁的博古从一只黑皮挎包里取出那份事先推敲了多遍的报告提纲，放在桌上，然后用手往鼻梁上方推了推眼镜，慢条斯理地讲起来。他说：现在宣布开会。我先代表中央作一个反“围剿”的总结，一会儿周恩来再作一个关于军事方面的报告。　　　　
　　　　他先轻描淡写地承认：对于国民党蒋介石对根据地发动的第五次进攻，我们没有给予粉碎，作为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我是有责任的。随即分析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认为主要原因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力量的强大，在兵力上国民党安排了100万大军，其中50万是专门进攻中央苏区的，另外还派来了外国军事顾问，这形成了对红军的绝对优势；在白区，党对人民群众的工作没有做好，游击战争开展不力，瓦解士兵的工作很薄弱，各根据地之间配合不好；根据地后方物资供应太差等等。总之，他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客观原因作了比较全面的分析，认为这些是导致失败的主要因素。然而他对于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在军事指挥上的失误很少提及，对导致失败的主观因素没有进行认真的清理。因为在他看来，面对客观上敌我力量极为悬殊的严峻形势，即使是优秀的军事家，也很难挽回军事失利的局面。他还生怕否认六届四中全会以来政治上军事上的正确性，因此在发言中对某些议论还给予了必要的回击。他讲了一个多小时，一边发言，一边不停地抽烟。　　　　
　　　　到会的同志认真听着博古的报告，脸上不时露出不满和失望的情绪。毛泽东掏出一大叠毛边纸拿笔不停地往上记，一会就记了好几页。坐在角落里作正式记录的邓小平一刻不停地在纸上疾书，陈云也忙着作记录。　　　　
　　　　周恩来接着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军事问题的副报告。博古的发言避重就轻，为自己开脱责任这本是意料之中。周恩来会是什么态度？作为中央最高“三人团”成员之一的他会不会也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作辩护？人们带着期待的目光把视线移到周恩来身上。　　　　
　　　　周恩来从容不迫地站起身来发言，详细说明了中央红军的战略战术，认真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原因。他着重指出了主观因素上的错误，并就后勤机关与非战斗人员的臃肿庞大，给长征初期带来了极大负担的问题，对李德、博古进行了不点名的批评。最令人感动和敬佩的是，周恩来对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诚恳的自我批评。他主动承担了自己应负的责任，说自己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犯有错误，特别是在瑞金被围困的最后几个月中，他同意过以堡垒对堡垒的作战计划。　　　　
　　　　周恩来的发言持续了不到一个小时，他坦然自若，语调平和，既不责怪其他人，也不为自己辩解，表现出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博大胸怀。他最后说：“我对这些错误负有责任，欢迎大家批评。”然后便稳稳地坐下。　　　　
　　　　听了博古和周恩来不同态度的两个发言，与会者深有感触：博古在中央负总责却对失败不敢承担主要责任，周恩来负次要责任却主动承担责任，两者对比反差多么大呀！这恰恰反映了博古与周恩来当时思想水平和政治修养的差距。　　　　
　　　　博古，原名秦邦宪，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派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他聪明、用功，在苏联的四年学会了一口流利的俄语。他早年曾在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大学里学习过，英文讲得也不错。1930年5月，受共产国际的派遣回国。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先是担任青年团中央局书记，随后不久便担任中共中央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主要负责人。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中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仍负总责。这个瘦瘦的、戴一副高度近视眼镜的年轻人深深地陷进“左”倾机会主义的泥潭难以自拔。10年后他在中共七大的发言中说：　　　　
　　　　“在这个会议上（指遵义会议——本书作者注），我个人是不认识错误的，同时不了解错误，我只承认在苏区工作的政策上有个别的错误，在军事指导上，有个别政策的错误，不承认是路线的错误，不承认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因为继续坚持错误，不承认错误，在这种情形下，遵义会议改变领导是正确的，必要的。我不但在遵义会议没有承认这个错误，而且我继续坚持这个错误，保持这个‘左’倾机会主义的观点、路线，一直到1935年底1936年初瓦窑堡会议……　　　　
　　　　“我个人在这个路线错误中的责任怎么样呢？在上海中央遭破坏以后，由老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指定我做临时中央负责人。当指定我做这个工作的时期，我并没有感到不能担任领导整个党这样的事情。相反的，当时背了相当多的包袱，反对李立三的英雄是一个包袱，李立三把我处分了，四中全会取消了我的处分，这时又洋洋得意，再加上四中全会后我在青年团做了一个时期的工作，少共国际的决议上，说我们的工作有成绩有进步，这又是一个包袱，说我领导团还行，难道就不能领导党？第二没有兢兢业业之心，丝毫没有对革命、对党、对人民有很严重的责任感。做了临时中央负责人以后，更发展自己品质的坏的方面，目空一切，看不起任何人，不请教任何人，觉得我比任何人都高明，要是有人有老子第一的想法，那我就是这样的人，发展了刚愎自用，不愿自我批评，不愿听人家批评，对于一切错误，采取文过饰非的态度。也因为这样，在临时中央到了苏区以后，这个时候我只是在形式上推一推，‘请别的同志担负吧！’别的同志说，‘还是你来吧’，我说‘好，就是我’。所以这个时期，我是中央的总负责，我是这条路线所有一切错误发号施令的司令官，而且这条路线在这个时期所有的各方面的错误，我是赞成的。各种恶果我是最主要负责人，这里没有‘之一’，而是最主要的负责人。”　　　　
　　　　可惜遵义会议时博古对错误的认识与10年后相去甚远，因而，此时他不得不面临交出最高权力的局面。　　　　
　　　　周恩来的副报告扭转了会场形势，是“毛、张、王”和绝大多数与会者所期待的，只有李德、博古、凯丰（何克全）听得直皱眉头。李德一根接一根抽着雪茄来发泄心中的不满。　　　　
　　　　看来，会议一开始火药味就够浓的，持相反观点的两军各自摆开阵势，准备大干一场。


第三章　历史转折张闻天语出惊人，毛泽东发射重炮（一）

　　　　主报告、副报告作完之后，就是大会发言。毛泽东最先表态不同意博古的报告，张闻天也表示不同意，会场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一直不苟言笑的张闻天从口袋里掏出早已准备好的提纲，胸有成竹地说：“针对刚才博古同志的报告，我想讲一下自己的看法，不对的地方，请诸位批判。”　　　　
　　　　张闻天在一个多小时的报告中，矛头直指博古、李德，而且在摆事实、讲道理的基础上，点名道姓、上纲上线。这个报告通称为“反报告”，报告提纲实际上是“中央队三人集团”毛、张、王集体创作而以毛泽东的观点为主导的。此刻由张闻天在会上讲出来，分量相当重。因为张闻天是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又是书记处书记，还是人民委员会主席。当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只有4人：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在遵义会议的参加者中，张闻天的地位仅次于博古。他首先站出来，旗帜鲜明而又系统地批判第五次反“围剿”和西征途中的错误的军事领导，是他从“左”倾的中央领导集团中分化出来，同“左”倾错误路线公开决裂的标志。他作的“反报告”为遵义会议彻底否定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定下了基调。　　　　
　　　　由于到目前为止，遵义会议记录没有找到张闻天的发言提纲，所以只能从由张闻天起草（并经政治局通过）的《遵义会议决议》中了解张闻天的发言内容。　　　　
　　　　张闻天在《决议》中首先对博古的发言作了概括性评价：“博古同志在他的报告中过分估计了客观的困难，把五次‘围剿’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的原因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同时对于目前的革命形势却又估计不足，这必然会得出客观上五次‘围剿’根本不能粉碎的机会主义的结论。……中央苏区的党在中央直接领导之下，在动员广大工农群众参加革命战争方面，得到了空前的成绩。……而博古同志在他的报告中，对于这些顺利的条件，显然是估计不足的。这种估计不足，也必然得出主观上我们没有法子粉碎‘围剿’的结论。”　　　　
　　　　接着，他又一针见血地指出，博古同志“对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上是错误的估计，却又不认识与不承认，这就使我们没有法子了解我们红军主力不能不离开中央苏区与我们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围剿’的主要原因究竟在哪里。这就掩盖了我们在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上的错误路线所产生的恶果。红军的英勇善战，模范的后方工作，广大群众的拥护，如果我们不能在军事领导上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则战争的决定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五次‘围剿’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的主要原因正在这里”。　　　　
　　　　随后张闻天像剥笋子一样一层一层地指出博古执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特征：　　　　
　　　　“‘不放弃苏区寸土’的口号，在政治上是正确的，而机械地运用到军事上尤其在战略上，则是完全错误的，而适足成为单纯防御路线的掩盖物。”　　　　
　　　　“单纯防御可以相当削弱敌人力量，可以在某一时期内保持土地，但最终的粉碎敌人‘围剿’以保卫苏区是不可能的。”　　　　
　　　　“由于对堡垒主义的恐惧所产生的单纯防御路线与华夫同志的‘短促突击’理论，却使我们从运动战转变到阵地战，而这种阵地战的方式仅对于敌人有利，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