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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散文年度佳作_耿立-第7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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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院子进口处。送葬那天,报社派来大马车,又派了好几个人来帮忙,母亲身穿重孝带着我哥哥坐在马车边缘,亲自扶灵柩送往老家。天气冷,日行夜宿,行程将近一个星期,风霜冰雪自有一番辛苦。

  两年后,当一无所知的父亲从外地回到天津,火车快到站时,报社派去接他的同志才小心翼翼地告诉他老伯母已然仙逝。父亲如遭雷击,半天不言语,流下难过的泪水。父亲还不知道,他在外地养病时,奶奶在家常常想念儿子,嘴里念叨着儿子的名字:“振海,振海……”从这屋走到那屋,从那屋走回这屋……多亏有贤孝的儿媳,热饭热汤,洗衣拆被,扶她下楼晒太阳,如亲闺女般待她,没让老人家“抱过屈”(受委屈的意思)。

  “箕山倚杖待日出,老妪扶棹泛五湖;只身病废轻一苇,不知何日见故庐。”1959年父亲在太湖写下这首有些伤感的旧体诗,可以看出虽然身处异地养病,心里却惦念着老母和妻儿,他盼望着能早日回津与家人团聚。

  晚年,在父亲的“芸斋”靠南窗右侧书柜上,常年放置着一个竹笔筒,上面有10个草书黑字:“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随着时光的推移,人生的感悟,父亲到了晚年,越加思念举案齐眉、青春远离、忠贞相守、风雨相随40年的结发之妻。父亲对贤妻的思念也反映在晚年与老同学邢海潮老人的通信中。

  1992年9月26日,父亲育德中学的老同学邢海潮,写了一篇《我和孙犁》

  的文章,对父亲的同情关怀、真挚情谊充满了感激。据邢老伯介绍,邢的妻子叫冯秀燊,其父为冯国錩将军,出身名门,辅仁家政系毕业,喜爱京剧,曾在上海公演过数场,长他5岁,气质典雅。婚后夫妻恩爱,水乳交融,不幸盛年病故,再加爱子夭亡,使他深为沉痛,哀思悠远。于是老同学之间更增添了共同语言,因为我父亲也很怀念花甲之年弃他而去的发妻,在信中向他介绍贤妻情况,彼此在“悼亡”心境上有许多相同之处,有许多共同语言。

  邢海潮老人在书信中说:“弟觉得拙荆冯秀燊与王氏嫂夫人为同一类型的女子,足堪令人永远追念不置。”

  往事如烟。生活在爹娘身边时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好不自在。有一回父亲和母亲都坐在前屋,我在他们眼前走来晃去,我听见父亲跟母亲说:“人家孩子的眼珠儿是黑色的,咱家孩子的眼珠儿是棕色的。”他又在细细观察人物呢!听完父亲这样说,我赶紧去里屋照了照镜子,父亲说得没错儿。

  有一回,我放学坐公共汽车回家,口袋里的钱包被小偷扒窃,进门后放下书包就抹眼泪,虽然钱包里只有一两角钱,可我很喜欢那个新买的小皮夹,母亲紧张得不得了,一个劲儿地问我:“怎么了?怎么了?”怕我遇上了坏人,直到弄清原因,她才重重地松了一口气。

  母亲是个为家庭制造温暖的人,在乡下她给儿子藏在木柜上面的几个鲜桃儿,在城里她找人给大女儿、二女儿织的红毛衣,她亲自给小女儿做的苏联花布的对襟褂子……一枝一叶一点一滴,无不渗透着殷殷的母爱。“文革”

  时,学校有一段时间搞“大串联”,我和三个同学坐火车去了南昌、韶山等地,从南方归来的途中秩序更加混乱,我们几乎是越铁轨、扒窗户,豁出命才挤上火车,在上海站差点儿没被挤死。当我饥肠辘辘地回到大院,一进院门就看见母亲站在阳台上,脸朝外张望,眼巴巴地不知已等了多久,她一见我便轻轻地骂了声:“死丫头,可回来啦!”说完,立马转身进屋去给我热面条,爹娘的牵肠挂肚我那时并不能理解多少,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无比感动。

  听二姐说,1966年她工作的山城重庆武斗得很厉害,她就回天津多伦道大院待了两个月,谁知更提心吊胆。她跟我说:“咱爸总是很晚才能回来,有时半夜十一点才到家。咱娘有时就站在台阶上望穿双眼苦苦等待,盼望着大门口进来的是咱爹。有时门开了,进来的是别人,就又接着等。咱爹进了家门,常常说不出话来,他经的那些事儿没法说,咱娘赶紧让他把饭吃了,她早已不知热了多少回,然后从手中的小药瓶里,掏出两片安宁片给他,看着他吃下去。咱娘手里总是紧攥着这个小瓶,只给两片,生怕他有别的想法,直到看他吃完了躺在床上,自己才回屋睡觉。”小南屋是1966年我们一家在佟楼新闻里的一间小平房,父亲在那里度过了“文革”十年动乱约三分之一的时光,也是我母亲人生旅途的最后一个驿站。这里曾留下我花样年华最沉重的记忆,也留下最温馨、最珍贵的慈母春晖。此处宿舍共14排平房,密密麻麻地住着百来户人家,一排一院,唯有14排与13排相对为一个院,14排还是整片房屋中不向阳的一排。当时,是“牛鬼蛇神”最集中的一块地方。

  我家西邻和对面几家大多是工人家庭,面对我们这几户有“严重问题”的住户,形成了鲜明的“监督改造”的氛围。

  从被逼搬家开始,母亲就忙碌着、适应着,她平静的面容看起来宠辱不惊,心却提到了嗓子眼儿,暗暗地为父亲担心。环境和邻里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可谓冰火两重天。住山西路55号时,母亲跟前院孙立民的大嗓门丈母娘不错,她也是乡下人,说一口南方话。母亲跟二楼邹明的夫人李牧歌关系也很好。

  李阿姨曾跟母亲建议:“你女儿考上大学了,你给她做件好一点的衣裳吧!”

  于是,母亲给我二姐做了一身毛料衣服。在大院,她和总编辑李麦的夫人小文妈、石坚的夫人雪花妈,还有画家林浦的母亲小华奶奶最说得来,她们都来自农村,见了面总要说上几句亲热话。可是到了这儿,自己成了“专政对象”,看白眼受监视,任何人不敢理,难免有些别扭,亏得她天性乐观,依然如故地该干什么就干什么。经济上愈来愈紧,她也从没有叫过苦。邻居有好几位大婶大娘,都好说好笑的,可没有一个敢和她搭讪,她也从不串门儿。

  其实,周围几家邻居还是很同情我们家的,对门的王婶是挺爽快的一个妇女,有一天,她面对着我们家边叹息边跟人说:“这大娘挺可怜的。”周围几个大婶对我都客气,没人时常小声招呼我:“老姐,上屋坐坐。”但是好几年从来没有一位邻居敢上我们家坐坐。

  在小南屋靠西邻的木床上,我和母亲天天“通脚儿”睡,母亲头靠大窗,我头朝小窗。不论窗外风吹霜侵黄叶飘零,不论门外月明月暗雨雪纷飞,母亲常在被窝儿里拉着我的手,她的手多么温暖,传递给我无限亲情。父亲不让回家,哥哥住工厂,姐姐们在外地,我们娘儿俩从来都没像这会儿这么亲,这样相依为命。看着我学着院子里半大小子和半大闺女们,用大铁桶到公共水管子那儿提水倒水,和煤灰在砖墙上拍煤饼子点炉子,在窄小的厨房里炒菜、焖饭,在小南屋擦地做卫生,下雪天还穿着夹鞋,母亲又爱怜又痛惜。

  由于稿费冻结、工资不发,只给一点点生活费,家里除了几件必要的家具、几个装衣服的包袱别无他物,母亲也极少再去医院。由于治疗跟不上,她的病情急剧恶化,有一天坐在凳子上突然大口大口地吐血。我慌了神,母亲并没有因吐血而害怕,反而感动地说:“看俺家玲,不嫌脏,用手接……”

  我侍奉母亲于病榻前,盼望她能尽快好起来,也盼着父亲能正常回家,别在外边再遭罪。有一天,父亲突然回来了,母亲马上让我出去买只烧鸡给父亲吃,她自己却从不添加什么营养。看着父亲吃,母亲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父亲单位第一次补发了1100元工资后,母亲住进了医院,因输液不对劲,母亲有了发冷、发抖等反应,十分危险。我赶紧去找大夫,那个女大夫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我再三哀求,她才勉强答应去看看。我那时经常住在医院陪伴母亲,晚上我哥来探视,有时我俩倒换着陪床,有时就铺点儿破牛皮纸睡在洋灰地上,想找椅子搭床是不可能的。

  母亲去世时是在清晨,天还不太亮,我没能见上母亲最后一面,从外地赶回来已经十多天的大姐,让我在家休息她去值夜班。我还在小南屋睡觉,大姐慌慌忙忙地从医院跑回来,拿了一包袱送老衣服并叫醒了我,说:“小玲,这可怎么好?咱娘给没了。”我一激灵,一下子跳下床,浑身颤抖得怎么也穿不上衣服……

  “有我在,是一家人家儿,没有了我,就把这一家人家儿失散了……”

  多少年过后,我都清楚地记得母亲说过的这句让人心痛的话。

  “我与你,少年结发,媒妁之言,无猜也无爱。以至爱情升发,烽烟遍乡野。我一去八年,待中年归,两鬓已斑白。生离死别,我与你共担承。”

  这是韩映山叔叔在一篇《日记摘抄·孙犁印象之一》中,凭记忆整理的我父亲的一首诗(父亲生前曾给他看过此诗)。作为最熟悉、最了解我父亲的青年友人,韩叔叔最敬佩我父亲进城后不弃糟糠,不忘风雨同舟的结发之妻的可贵品质。

  在《亡人逸事》中,父亲写到了一位“老邻居”、“老朋友”,屡次劝他写写对他那么好,帮助那么大的“大嫂”。正是听从了这位“老邻居”、“老朋友”的建议,父亲强忍悲痛选择了几个不太令人伤感的片段,笔凝挚情,心怀感念,写出了《亡人逸事》。这位“老邻居”、“老朋友”就是李夫伯伯。

  父亲跟我说过,他还跟李伯伯说过京剧里的词儿。1993年手术前后,李伯伯去看望父亲,父亲看他那么紧张,仿了一句京剧《空城计》中诸葛亮的戏词儿,笑着对他说:“李夫同志,你且把心放宽!”此句出自诸葛亮“叫老军扫街道且把宽心放稳”。父亲说这句话是让芳邻放松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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