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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散文年度佳作_耿立-第7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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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女子，嫁给了一个让她吃尽苦头的人家。我的印象里，姐夫和姐姐在这个人口很多的家庭里，是一对受苦人。她的生命的路程太短了，短到母亲还健在时，就离开了这个进错门的家。记得埋二姐的那天，母亲在我单位的一座房背后，一个人哭了一场。我们回来时，看见她手握一把木梳，心绪很乱地，有一下没一下地梳着头发。
这与我记忆中的动作，完全不一样。
这时的木梳，以及木梳的移动，是对伤痛的一种掩饰。
再后来，就是母亲去世的那天，我是被一阵梳头声惊醒的。很多年了，木梳在母亲头上移动的声音，已有些淡漠。我睁开眼睛，看见母亲背对着我，正在仔细地梳着她的头。木梳在她的手里一上一下，穿过头发的“咝咝”声，听得我有些悲伤。那些光亮的木梳齿，像木匠们手里的锯子，从我身上狠劲地锯过。我平静的心里，突然有了生命中最疼痛的感觉。我以为这是平常的一次梳头，没想到这是她留给我的最后一张剪影。
我是记着母亲梳头的动作，送走母亲的。
也是听着母亲梳头的声音，送走母亲的。
那场纷纷扬扬的大雪，送着母亲的遗体，上了封侯岭后，穿过两道深沟，下了碾子坡，进入我们村的。一个人的一生，就这样在土地上走完了，我一直思考：她把最后的日子，也要留给白发挽洗？也要木梳朗诵着休止？作为她的儿子，我希望把她放在那个梳头的场景里，供一颗心时时记忆。
因为穿梭的木梳，是我接近母亲时最可靠的物件。
木色的冷清，木纹的灰暗，不磨损它从乡村的早晨，雨露一样带来母亲身上的气息。我要用一生的时间，记住残缺的齿痕，印在母亲单薄如麻的身体里，也是马坊的齿痕。
我说不出时间的天空，把多少重量压在母亲的头上。
只想告诉你：她一生用木梳，从头缓解乡村的疼痛。
写到这里，还需要补记一点：母亲一生没用过几把木梳。我在马坊十几年，只见过一把暗红的木梳，被母亲每天早晨握在手里。但这把木梳梳下来的头发，却是一天一小卷，被塞在窗户的顶上。积攒多了，在走村串巷的货郎跟前，换上一些针头线脑。现在想来，母亲手里捏的一枚针，针上穿的一条线，是她用梳下来的头发换取的。我穿惯了母亲手缝的衣服的身子，突然颤抖着。
我也记着那把木梳，最后落在她的头上，是颤抖着移动的。
齿痕最后穿过发丝的声音，也应该是颤抖的。
5
人在什么时候才会呼天抢地呢？
以我的性格，不疼到心里的时候，是不会向外喊疼的。
我也一直在马坊书里这样倾诉，作为一块土地上像草木一样，蓬蓬勃勃生长起来的生命，我对它的所有感激的文字，都是从心里涌出的爱凝结的。
你就是把这些文字化开了，也依然是浓浓的爱。
但马坊听见过，我是在心里喊着绝不回头，然后转身离开它的。
那是一个人的哀鸣，如果让风把它吹到原野上，就是一只狼的哀鸣。那时，只有看着我长大的草木，或许从村子里的一些动静中，能知道我的几位亲人，就要相继下世了。他们的离开，对他们背负了一世的大地，或许并不意味着什么，有可能连一块泥土的伤心，都换不回来。但对于刚刚而立的我，等于一片连缀着生命的天空，不仅不再晴朗，而且要突然塌陷了。
我来源于他们的生命，自此在哪里呼吸呢？
活在上一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我不知道这一切，正在向我悄然走来。我在农村挣扎了好些年，终于从土地上艰难地走到城里来了。先把母亲接到身边，等住的地方宽余一些，再接父亲来住。这是我的想法，上天揣摩不到我的心思，以为我可以离开父亲了，就催促着他从土地上退下来，到与我们只隔着一层土的地方去。我也知道父亲活得很累，是一村中最应该歇下来的人，但我必须伺候上他一段时间，再看着他平静地离开。我以为，这是我们生命遭遇中，必须要出现和完成的场面。对于父亲这个人，不仅我欠他的太多，一个村子欠他的也太多。必须有很充足的时间，让我坐在他的对面，用语言，用手势，直至用眼神，安慰或缝补一颗破碎的心。如果是这样的结局，我和活着的亲人也会好接受一些。
然而，这个要我最后感恩的过程，被神在马坊忽略了。
口信从村上捎来：父亲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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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章 母亲本纪（3）
母亲先回到村上去了。我那时在永寿中学教书，刚考完期终试，晚了两天才回去。在临近村子的那一刻，我的心里突然有了一种悲伤和不祥的感觉，因为从任何一个熟悉的角度观望，村子里都好像被丧事之前的阴郁笼罩着。
藏着这种感觉，我请来村上的赤脚医生俊泉，他这几天一直给父亲打针，说是流行感冒。我看父亲的精神还可以，晚上和母亲一起说了许多话，临睡前又给他吃了一次药。快天亮时，母亲叫醒我，说父亲说话不清晰了，要我赶到县上，把妻子和孩子接回来。
母亲一生是明白人，她要父亲静静地离去，不让我们再折腾他。
我打开房门的时候，一只看不清的大鸟，“呀”的一声，从我家房檐下飞走了。我的心咯噔了一下，接着收到嗓子眼上。我知道一切都在向我预兆，随着那一声鸟叫，父亲的魂，就在我开门的时候，跟着那只我始终没有来得及看清的鸟，向土地或天空里飞去了。接下来的几天，父亲含着一丝气息，等他的所有亲人，能来到他的床边看上一眼。
他等来了，凡是我知道的所有亲人。
最后看他的，是他的表弟李敬明。他是父亲唯一的姑母的儿子，解放前从兰州大学毕业，在一乡里学识最好，和父亲长得最像，“文革”中也是带牌被游斗的人。
父亲离去的时候，二姐亦在病中。第二年的晚秋，我最后一次在医院里看她。她在病床上烦躁不安，我一直抱着二姐，与她走向终点的生命，相守了一个上午。我是二姐抱大的，我还不了她的这份亲情，但我想让二姐在我的怀里，多安静一会儿。此刻，她在急奔父亲的路上，见不到她还活着的母亲，我以为我的胸膛，会连接着母亲的胸膛，我含泪叮咛她：多在我的胸膛上靠一会儿。
二姐下葬的那个黎明，我是一身孝衣，跟在她的儿子后边，一路哭泣着，把她送到马坊村南的墓地里。这些年，我只要翻过马坊沟，就想起沟边的一块地里，埋着早走的二姐。没有风吹，眼里也会潮湿的。
命运在这里如此逼人，让我顾不上喘息，两次流着泪送他们入土。
被连续地击打，我发现马坊，好像有意用一些生命的悲惨离去，在折磨另一个与他们有关的生命。我已没有一滴可供内心哭泣的泪水了。我土生土长的身子，在告别马坊的一系列山路上，拒绝转身。也拒绝风雨，从我的沉默里，碎片一样摘走一朵悼念之花。我的目光，触在最熟悉的庄稼上，也不是一身的硬朗，能抵挡得住的一种伤痛。
因为那些庄稼上，有父亲和二姐的目光，依然心疼地盯着我。
母亲一生最伤痛的，是看着二姐先她而去。女儿走了，她活下来的每一天，都是一种疼痛。我知道她一难过，就摸着立在文化馆院子里的一块石碑，叫二姐的名字。她不知道，也不理解那是一块唐朝的名碑，她只是想从一块石头里，把二姐的魂叫出来。
她就这样活了一年，在县医院去世了。那是深冬的午夜，天空开始飘起雪花，我取来母亲的寿衣，叫来在药厂工作的堂哥耿涛，我们用一盆净水，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为母亲擦了身子。看着我过于悲伤，医院没有送母亲进太平间，专门腾出一间病房。此后至天亮，我两次去换母亲床头的蜡烛，每次都要在旁边的椅子上坐一会儿，一边看着躺得安详的母亲，一边看着燃烧得安详的蜡烛。
这是我第一次，与一个去世的人单独在一起，内心没有恐惧。
我想，母亲不会给我恐惧，夜晚也不会给我恐惧。
第二天，沿着一路的大雪，母亲的灵被搬回村上。
我的悲伤也终于到了极点。跪在雪地里，我哭诉再也不回这个村子了。
埋完母亲，我用一把黄铜锁子，锁上一家人出进了几十年的大门，把钥匙交给大我七岁的三姐，转身走了。而且劝说自己：绝不回头。
我在路上想，我的几位亲人，为什么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集体撕裂我对马坊心存的一脉温情？他们活到最后，用自身的一些信息，揭破了生命中的许多暗示，而性情一直忧郁敏感的我，为什么感觉不到呢？他们走了，走得那么干净，但并不轻省。因为他们把一生对粮食的敬畏，继续背在身上，还像活着时追赶一坡玉米那样，只是这一次，他们是迅速地隐退。
我此刻才意识到，人和大地，有时都很孤独。
我也理解乡村目睹过的死亡，永远和一个人的降生一样神秘，也一样平常。因为我从村子里走出来时，用泪眼看到的房舍、树木和道路，还是原先的样子，好像一点没有被触动。只是沿路的庄稼，有几棵借着微弱的风力，摸了摸我的衣襟。
但我在写马坊书的时候，终于悟到了大地，从不把疼痛放在外面。
因此我说，一个人的去世，一定会伤着大地的内心。
我还是向马坊回头了。这是多年以后，我想回来看看，我的几位亲人的去世，对他们劳动过的大地，伤着了内心没有。以此看看我的内心，被时间抚过的伤痕，现在还有多深。
6
棉花曾经离我很近，也离我很远。
离我很近，是它一个冬天都附着在身上，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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