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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散文年度佳作_耿立-第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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鞘焙虻母盖祝丫�65岁！父亲的后半生，一直在还债中生活，我无法想象这样的日子，如果将父亲换成我，我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像父亲一样，旷达而乐观——晚年的父亲终于参透了人世，他用自己尊严的后半生，弥补对母亲和我们的亏欠，父亲确实做到了，他在漫长而苦难的光阴里，终于慢慢地战胜了自己！我不知道父亲的动力究竟来自于何处，是那个除夕之夜，还是因为我终于考上了大学？也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许多年过去，我一直没有问过父亲——我相信，那一定是父亲的一个秘密，父亲也一定不愿意再次提起。
三
但我深切地爱着父亲的后半生，他苦难的后半生，显示着人世的酷烈与寒凉，我已不忍细细叙述。
晚年的父亲依旧沉默寡言，偶尔受人邀请，也会在麻将桌子上短暂地小坐，要是输掉超过10块钱，会长久地自责与心痛。有一次，我去看父亲，他正在小区里打麻将，和他对阵的，是3个年纪相仿的合肥老太。父亲的牌出得非常谨慎，打出去，犹疑片刻，又拿回来；再打一张，又犹疑片刻，再拿回来。几乎是在耍赖了！父亲是怕别人开他的牌，他老迈的心脏，受不了别人掏他的钱袋。这个75岁的乡下老人已经穷怕了，他和这些老太太打牌的唯一目的，是觉得这些老太太技不如人，再者是因为，也只有这些消磨时光的老太太，可以忍受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耍赖”。
漫长的光阴，终于销蚀了我对父亲的畏惧，而我，也已经娶妻生子，成为一个丈夫和父亲。我终于感知到了那种流淌在血脉里的亲情，那是一种舍生忘死、奋不顾身的力量。现在的父亲，对我的成绩依旧不屑一顾，我不说，他也不问。他更多地关心着我的工作，我的身体，以及家庭和孩子。在父亲看来，这些才是男人的根本，其他的，都是过眼烟云。每次和父亲吃饭，他总会想方设法地告诉我一些为人处世的道理，他告诫我不要骄傲，不要对下属轻易发脾气，不要对领导的决定轻率地提出任何质疑，更不要依自己的性格对待工作中的每一件事……父亲无疑是对的，他将自己十余年的苦难，点点滴滴地渗透给自己的儿子。这让我感到，晚年的父亲又活回去了，他突然回到了几十年前，依旧那么严厉，依旧那么固执，而我，依旧是那个容易脱缰的不听话的小学生。
天下的父亲，其实大体上都是相似的，他们爱着自己的儿女，希望儿女们能够全方位地超越自己。而我的父亲，他对儿女们的要求过于严苛，甚至不惜伤害自己。
然而，我是那么深切地爱着他，——他的严苛、沉默、悲凉，还有那岁月一样深长的苦！
（《散文选刊》201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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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章 枉抛心力作哲人（1）
王开林
“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岂止发笑，他老人家还会大发雷霆。许多显着的事实提醒凡夫俗子，哲学家是那种惨遭天谴的人，且不说黑暗时代他们的思想言论很可能招致杀身之祸，和平时期他们也同样会陷入精神孤绝的境地。孑然一身，无所依傍，从古至今，这样的哲人不知凡几。古希腊哲学家斯多噶早就宣称（用的是看破红尘的口气）：“我认识的人越多，就越喜欢狗。”哲学家被誉为“理性王国的选帝侯”，但他们的理智并非坚如磐石，倾覆的险象令人惊诧。尼采自称为太阳，他当街抱住受虐的老马，涕泪滂沱，呼之为“我苦难的兄弟”，这早已是深入人心的故事。尽管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早已向世人炫示哲学家超迈的经济头脑，不用则已，一用就灵，他在歉年以低价购入榨制橄榄油的工具，在丰年高价卖出它们，着实赚了个瓢满钵溢，但在世间俗众牢不可破的成见中，哲学家一直是“家徒四壁”、“釜底生尘”这类成语的形象代言人。芸芸众生对哲学家的误读和误解由来久矣，某些传记作家变本加厉，竭尽所能将哲学家描绘成严肃、刻板、多疑、冷漠的老学究，既不解风情，又不懂幽默。这就不免令人感叹唏嘘，像鲍斯威尔（《约翰生传》的作者）那样手握生花妙笔而又忠心耿耿的传记作家确实太过于奇缺了。
事实只有一个，究竟如何？经得起推敲的观点是：个体的差异之大，不可以道里计。
就拿中国现代哲学家金岳霖来说吧，他的某些行为确实合乎哲人的规范，但也有不少表现逾越了世俗的臆想，令人生出无穷的兴味。
一、不失其赤子之心
有的人城府幽深，门禁森严，大门之内还有二门，二门之内还有三门，三门之内还有四门，金岳霖却是非常单纯的学者。他不功利，也不势利，性情之活泼超过孩童。
辛亥革命时，少年时期的金岳霖兴冲冲地剪掉了辫子，他意犹未尽，又仿照崔颢的《黄鹤楼》作了一首打油诗：“辫子已随前清去，此地空余和尚头。辫子一去不复返，此头千载光溜溜。”一时间播于众口，传为笑谈。他的幽默感冒出了尖尖的新芽。
1922年，金岳霖在美国留学，北京的《晨报》上发表了他的长文《优秀分子与今日的社会》，参加当时由蔡元培、胡适发起的关于“好人政府”
的讨论。文中，他希望知识分子能成为“独立进款”的人，“我开剃头店的进款比交通部秘书的进款独立多了，所以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他还希望知识分子不要做官，也就是“不做政客，不把官当成职业……独立过自己的生活”。在当年，知识精英中有独立进款而洁身自好的人还是很多的。
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学界流行“清华三荪”之说，叶企荪是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和物理系主任，陈岱孙是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和经济系主任，金龙荪（金岳霖字龙荪）一度出任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他们的共同点是：均为清华的实力派人物，而且三人终身未娶。到了西南联大，教授中快乐的单身汉就更多了，杨振声作过一篇《释鳏》的游戏文章，专门打趣他们，在师生间广为传阅。金岳霖无儿无女，管他叫“金爸”的小孩子其数目倒是不少于一串葡萄，他喜欢搜罗大个头的水果，比如雪花梨、苹果、橙、柚、石榴，将它们陈列在书案上，或拿去跟孩子们比赛，这种较量往往不止一个回合。
他颇有独孤求败的气度，输了比赢了更开心，他的初衷正是让小朋友获得战利品。至于他放在书房里的“水果状元”，那就只有得意门生才能幸运获得奖赏了。
金岳霖对中国的大种鸡如数家珍，山东的寿光鸡，江北的狼山鸡，湖南的桃源鸡，上海的浦东鸡，还有引进种的波罗门鸡，他都喜欢。金岳霖买过专供玩乐的大黑狼山鸡，还饲养过大斗鸡。房屋的一隅摆着许多蛐蛐罐，只为在寂静的夜晚倾听它们“瞿瞿”有声的奏鸣曲，为平淡无奇的日子增添一点生活情趣。吃饭时，大斗鸡堂而皇之地伸长脖颈啄食餐桌上的饭菜，他不驱不赶，安之若素，待斗鸡如家人。这与《世说新语》中阮氏兄弟与猪崽共用大瓮饮酒有得一拼。
多年后，冯友兰在《怀念金岳霖先生》一文中写道：“金先生的风度很像魏晋大玄学家嵇康。嵇康的特点是‘越名教而任自然’，天真烂漫，率性而行；思想清楚，逻辑性强；欣赏艺术，审美感高……金先生的着作，我们可以继续研究，金先生的风度是不能再见了。”
金岳霖长期遵守上午不见客和不干其他事务的规矩，集中精力读书写字，构思时，他静坐冥想，仿佛老僧入定，红尘俗务不复萦怀。有一次，别人都如惊弓之鸟，跑空袭警报去了，他却浑然未觉，在宿舍里岿然不动。待警报解除后，大家奔回废墟寻人，竟发现他提笔而立，呆若木鸡，“生命介乎无幸而免之间”。每天下午，他的安排就大不相同了，金岳霖喜欢会客访友，他曾在回忆文章中坦言：“我的生活差不多完全是朋友间的生活。”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金岳霖居住在北平北总布胡同的一个四合院里，长方形的客厅颇为敞亮，北墙八架书，英文着作居多。院子不大，但并不缺少种花的余地，一株硕大的姚黄（名贵牡丹）便是主角。金岳霖弄了个“星期六碰头会”，前来茶叙的常客、稀客和生客身份混杂，三教九流互无妨嫌，或有不速之客闻风而至，慕名而来，燕大的女学生韩素音就曾在金家客厅里找到一个舒服的位置。当然，学界的朋友居多，梁思成、林徽因、张奚若、徐志摩、陈岱孙、钱端升、周培源、邓以蛰、陶孟和、美国的坎南和费正清、英国的瑞洽慈，个个娴于辞令。此外，梨园名角和斗蛐蛐的高手也能在这儿找到用武之地。咖啡、红茶、水果、冰淇淋一应俱全，留下的客人还可享受金岳霖的“御厨”汪师傅精心烹制的西餐，金宅因此被众人谑称为“湖南饭店”。
很少有哲学教授像金岳霖那样喜欢看英文小说，从狄更斯到奥斯汀，广泛涉猎，《福尔摩斯探案集》和《江湖奇侠传》也曾博得他的喜爱。在西南联大的教授中，沈从文是个热心肠，他时不时会邀请好友去给少数爱好文学的青年弟子支支招。有一次，金岳霖也被拉去“示众”。他的讲题是《小说和哲学》。大家很期待金先生讲出一番精深的道理来。不料他讲了半天，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有人纳闷，问他：“《红楼梦》算不算一个例外？”金先生说：“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学。”他讲着讲着，突然停顿下来，对大家说，“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他把右手伸进后脖颈，捉出一只跳蚤，捏在手指间看看，那神情比名捕逮住钦犯还要得意。金岳霖的魏晋名士之风，让学生不得不心服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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