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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散文年度佳作_耿立-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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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的胸前哭个痛快吧。看,浩瀚的书海,也因为这位读书人的泪水而感动得波涛汹涌。
书被兵掠走了
书被兵掠走时,最难过的是爷爷汤庆元。
汤克孝的爷爷教了一辈子书,置下的家业就是几箱子书。他不能不伤心。
爷爷的爷爷汤怀箴,也是教了一辈子的书,最终也是攒下了几箱子书。儿子精通英文,当了教师也是积攒书,积攒的书里不少还是原版英文书籍。
书籍的味道一旦被真正尝过,那就再也难以拒绝了。爱书,攒书,读书,教书。书籍,是汤家的传家宝又是汤家的命根子,代代相传如流过这山区的泗河。
当一个民族都在饱受战争之苦的时候,一个平民百姓家中的几箱书是无法安生的。兵燹之灾,几次“光顾”这些书籍。损失最为惨重的,当是四十年代那支国民党的部队开进泗水县城的时候。
当时还小的汤克孝,永远也忘不了部队到来之前的那个晚上的情形。爷爷领着父亲、三叔,在床前挖好了坑,坑里铺上一张大油布,再放进一个大大的黑漆木箱,而后便是从几个书箱里挑选最为珍贵的书籍。是爷爷与父亲挑,三叔负责将挑好的书籍放入大黑漆箱中。有的书挑出来,又放下,再拿起,犹豫再三还是没有选取。当是还有更好的书要挤进这有限的空间里?墙上是大人们巨大的影子,乌云一样地凝重。落在大人们的脸上的,是比墙上的影子还要阴沉的昏黄而又混浊的灯光。偶尔有一句两句的交谈,也仿佛害怕惊动了心爱的书籍似的,简短而又压抑。塞满了,盖好,锁上,裹严实油布,再埋土,踩紧,最后是撒上一层干土。
兵到了,住下了。爷爷便日夜静静地候着。提心吊胆,还要装做若无其事。但是悬在大家心头的担心到底还是发生了。三天之后的下午,是一个国民党兵用步枪捅条攮地探宝时发现的,只一声咋呼,兵们便涌进屋去。这么沉的箱子,还埋在地下,这些兵们,真的以为要发大财了。等抬出来,拧开锁,掀开,兵们全都泄了气,呆了。爷爷找到军官,求他放书。这个军官看后说:“你这个老先生,把这么好的书埋起来,霉了多可惜!我翻翻就还你。”
夜里,部队开拔了。兵走了,书也没影了,包括宋版《汉书》在内的一大批珍贵的书籍,从此永诀。
书没了,书的魂却留在了爷爷和他的儿孙们的心里头。日伪时期,敌人曾以杀头相威胁,要爱书的爷爷到伪县政府任职。但是爱书的爷爷宁死不从,他领着儿孙、带着心爱的书,躲到深山里务农,一住就是八年。
汤家的爷爷和他的儿孙们早已品透了书籍的味道。书籍可以让哪怕处于穷乡僻壤的人获得任意驰骋的辽阔的天地,书籍可以让一文不名的人拥有取之不尽的宝藏,书籍还可以让卑微渺小的人具备高贵与力量。书籍是世界上最高的山岳,人类借此方可以冲破局限,有了目追八极、俯瞰过去与未来的深邃而又透彻的眼光。书籍还是天底下最为忠贞而又知心的情人,将人类的情感与精神酿造得新鲜澄澈而又恣肆汪洋。当然,书籍更是打开人类自由之门的钥匙,让愚昧远去,让枷锁脱落,让庸俗败逃,从而引领着人类走向真正的解放。
相依为命
作为汤家长子长孙的汤克孝,更是亲手将汤家与书的缘分结得更加地深长了。分别发生在六十年代初和七十年代初的两件事,则可以说明,这种缘分已经到了书与人相依为命的地步。
七十年代,是个疯狂的年代,也是个无书的年代。爱书如命的汤克孝却在这样的时代里,留下了四十多本世界名着的手抄本。克雷洛夫、高尔斯华绥、列斯科夫、肖洛霍夫等,他都手抄过。其中18万字的《克雷洛夫寓言》,就是他花费了15个夜晚抄就的。这四十多本笔记簿,真是五花八门,有的皮上印着“革命日记”,有的印着红日与红梅,有的印着韶山,有的印着延河。
在“文革”之中的中国大地上,这也许是绝无仅有的。我翻着这四十多本手抄本,似乎又回到了那个不堪回首的年月。这书,这人,就是种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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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醒在乡野间的百年书缘(2)
只要这人、这书、这人与书的缘分不断,人类的文明进步也就不应绝望的了。
比抄书更为让人动容的是汤克孝的买书。
1960年,正在山东师范学院附中读高中的汤克孝,曾经一次买下了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儒勒·凡尔纳的《格兰特船长的儿女》、《机器岛》、《神秘岛》、《海底两万里》等一批书。买书的这二十几元钱,简直就是汤克孝用命换来的。他太喜爱这些书了,用命换也干。
为了省下紧紧巴巴的菜金,他会在夜里潜进学院饲养场“偷”吃马草。
是马草,不是马料,马料还有掺着的粮食。汤克孝说马草中要算地瓜秧梗好吃。饿急了,还会捡食伙房扔掉的咸带鱼头。鱼头煞白,还生着蛆,那也往嘴里填,有时嘴会被带鱼头上的牙扎得呼呼淌血。星期天不上课,就可以不用吃饭了,拿本书,在千佛山上一待就是一天。实在饿得狠了,就在山上寻摸着吃野菜,吃草根。回到学校,那种浑身是土、唇绿舌紫的样子,常要吓得女生抱头捂眼。为了攒够买这些书的钱,他真是就要饿死了,但是汤克孝的心上有一个热热的愿望,正茂盛而又顽强地生长着:买书。
省了菜金还要省路费。寒假了,没钱坐车就只好步行。腊月天里,饿了,讨口饭吃;渴了,找口水喝;晚了,就在野外裹上自己背着的被子囫囵一夜。
为了问路,一路上他喊过二百多次“大爷”“大娘”。苦着,冷着,饿着,病着,都没啥,汤克孝心里头的快乐又亮又多。因为背着的包袱里,有着自己新购的心爱的书哇。赶到家里是个中午,母亲心疼坏了,跑了两家才借来一个菜窝窝塞在儿子的手里。到家了,可以将生命托付的书与给了自己生命的母亲就在身边,啃着窝窝的孩子,泪就扑簌簌掉了下来。怕母亲看见,又低下头。
汤家的两位女性
因为有了母亲程贵玲,汤家才保存好了那么多的好书;因为有了妻子刘登菊,汤家才增加了那么多的好书;因为有了母亲和妻子,汤家的书也才格外享受到了一份女性才有的爱护与体贴,汤氏书缘也就平添了许多的动人与美丽。
布套的《昭明文选》有几册破了,经过了母亲的手,就都完好如初了,那蓝底暗花的封套,十几本排在一起,甚至连缝补的痕迹都难寻。
1958年,不仅“大跃进”、“大食堂”,还是连天的大雨。家里的房子因为要腾给公社办食堂,不得不搬家。搬好的房子因为漏雨要坍还要再搬。
父亲在外教学,克孝在外读书,就母亲拉扯着年幼的妹妹与两个弟弟,接二连三经过了四次搬迁,才算在一位三奶奶的厨房里安顿下来。多少正用的家什,因大雨和房子窄巴都丢弃了,可是家里的书却一本没少、一本没湿没潮地妥善保存住了。那是母亲找来了四个一米多高的合头瓮——泗水柘沟出产的隔水防潮有盖的大瓮,将家里所有的书都放置得安安妥妥。母亲对放假回家的儿子说:“反正也没粮食了,盛书吧。你们都念书,丢什么也不能丢书啊!”四十五年过去了,年过六十的汤克孝的心头,依然存留着当时手扶合头瓮时的暖洋洋的感觉。
同是教师的妻子,是因爱丈夫而爱书的吧?丈夫穿着补丁衣裳在集市上卖菜时,她爱她的丈夫,并珍惜着丈夫的书。丈夫背着粪箕子下坡拾粪时,她爱她的丈夫,并想方设法为丈夫腾出看书的时间。多年的民办教师转正了,她就从自己转正补发的1000元工资里拿出980元,一次就给丈夫抱来一套13卷本的《汉语大词典》。那套16卷本的《鲁迅全集》,也是她慷慨地掏出了580元为丈夫抱回的。那满布在全家的书籍,不是大大地得益于她的省吃俭用、勤俭持家吗?
那是1977年吧?“文革”后在全县第一个上公开课的丈夫,晚上备课时发现有些资料还放在山区中的岳父家。妻子二话没说,拔腿就走了。那可是五十里的只能步行的山路啊!第二天一早,妻子进家了,背上就背着丈夫需要的书籍。这个肩膀,曾经为了多挣工分撑持一个家的生计,而在一天的劳累之后再割上比自己个子还要大的一捆青草。这个从山区农村出来的女性,有着朴实而又美丽的人性。早年,她曾经为了四十几个没处上学的孩子能有个上课的去处,而推迟婚期,让出自己的三间新房。
这个平凡的女性有一段述说丈夫深夜读书的话,感人至深:“原来家里没有电灯,一盏油灯、一摞书、一支钢笔陪着他。夏天一把把地擦汗,冬天就把脚放进桌下的麦秸篓子里取暖。他那瘦弱的身影,专注的神情,不时的轻声的咳嗽,是我一生一世也忘不了的形象。我躺在床上搂着孩子看着他,想到这就是我的男人,我相依为命的丈夫,我孩子的爸爸,我怎么能睡得着?
这时我就悄悄地起来给他煮个鸡蛋、抓把花生米。”
爷爷领着烧书
烧书的日子降临了。
这是公元1966年的年底,中国山东泗水县县城的一个小小的院子里。
82岁的爷爷汤庆元把大门闩严,便领着23岁的孙子汤克孝开始焚烧家藏的书籍。“烧了干净,不能再给孩子们增加政治包袱了”,还戴着右派帽子的爷爷冷静地说。得赶紧烧,烧晚了他怕就烧着了自己的儿孙。
用书烧锅做饭,用书烧鏊子摊煎饼。不做饭了也不能停止烧,那就添上一锅水,用书烧没人喝的开水。烧一锅开水,倒掉,再烧,还是用书。烧得太多了,有纸灰飞起。飞起的纸灰也会让爷爷心惊,赶紧让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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