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散文年度佳作_耿立-第1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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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舅和大舅妈一生有二男六女，共八个孩子，除了大表哥、二表姐继承了他们的“高”的基因，其他几个孩子个子都不高，尤其是最小的表妹，已经不能用“不高”来形容了，大概是和生活困难、营养不良有关。你想，八个孩子，再加上姥姥、姥爷，十二口之家仅靠几个劳力想要挣回口粮，那是十分困难的。

　　应该是结婚不几年，大舅妈就疯了，这又是家中的极大负担。

　　我六七岁的时候，亲眼目睹了大舅妈的死，她穿着干净的衣服，躺在漆红的棺材里，痛苦中掺加着解脱般的安详，其状令我至今难忘。

　　那以后的三十年里，大舅一直未再娶，也有人为他保媒，可他都一口回绝了。

　　1970年，父亲从北京调回来，把母亲和我及妹妹带到了长春，大舅十分高兴，在他看来，他终于有一门城里亲戚了，这让不当队长的他又一次在屯邻面前扬眉吐气。他亲自赶车把我们送到车站，站在月台上，把着鞭子目送火车远去，脸上挂着幸福而欣慰的笑。

　　那以后，大舅每年至少都要进城一次，把家里的不多的粮食分出来——玉米子、高粱米、豆、小米给我们送来，以补我们口粮的不足。那时，孩子的户口随母亲，而母亲的户口尚在农村，并未变成所谓的“红本”，所以，在长春，我们一家四口只能吃父亲仅有三十几斤的定量。

　　大舅来的时候，天已经开始下雪了，他戴着狗皮帽子，帽遮上、胡子上都是霜花。

　　现在想想，他不就是我们的圣诞老人吗？

　　大舅的孩子，我的表哥、表姐们一个个长大了，娶亲的娶亲，嫁人的嫁人，大舅这一支的族系庞大起来，很快便形成四世同堂的态势。

　　这时的大舅变得有些“自私”起来。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老舅也由营城小镇搬到了吉林市，生活也逐渐地好起来，大舅不知出于什么心理，总和老舅吵架，吵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舅让老舅给他立一张字据，字据上写清，姥爷传下来的家产，他放弃；不但他放弃，他的子孙也要放弃，不能与大舅及大舅的子孙来争——老舅是个倔脾气，觉得哥俩立字据是一件丢人的事，他早已答应大舅，所谓的家产由大舅一个人继承，他分毫不取，为什么偏要立字据呢？

　　大舅要立，老舅不立。老舅越不立，大舅越觉得心里不踏实，觉得老舅心里有鬼，所以，逢年过节，只要他们见面，总要争个脸红脖子粗。可立据的事一直悬而未决。要说感情，大舅和老舅是有的，而且，老舅对大舅非常尊敬，除了不立字据一事，其他什么事都由着大舅，不见面，互相惦心，见了面，又不能一团和气，想必那些年，姥姥也跟他们操了不少心吧。

　　现在，大舅、老舅都不在了，希望他们在那个世界里不会再争吵了。

　　大舅走的时候，我因公务缠身不能回去，虽然后来去他的坟上烧过纸钱，但总觉得未能见上最后一面是个遗憾，一晃十年过去了，想到大舅的时候，我的鼻子还会发酸。因为，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我们能切实地从他的身上感受到亲情的温暖。

　　大哥

　　这里要说的哥，是指大舅家的表哥。一共两位，一是大哥，长我十四岁；一是老哥，与我同年，长我几月。我和两位表哥的感情极好，从小到大，没有红过一次脸。

　　在大舅的这个家庭里，似乎长子总要比弟弟妹妹多承担一切压力。大哥的情况与大舅相同，也是十几岁就下地充当劳力，为家里挣工分、挣口粮，供弟弟、妹妹们念书。只是，和长辈无法相比，我的几个表姐、表妹一律小学未毕业，只有老哥勉强读到了初中。

　　大哥年轻的时候，好狠斗勇，我曾亲眼目睹他挥舞着锄头，与同村后生有一次于地头的场景——大概那后生说了大舅的不是，大哥“呼”地一下从地上跳起来，人在原地，锄头都已向那后生的头上勾去，若不是身旁的长辈眼疾手快，一场惨案在所难免。

　　大哥对外不让人，敢和人拼命；对弟弟妹妹都是爱护有加，虽然偶尔也呵斥几句，必是弟弟妹妹做了过分的事情。大哥从小亲见大舅妈的疯症，在她那里得不到什么母爱，所以，对两个姑姑，尤其是我的母亲有着深厚的亲情。母亲和大舅住在一个村子里，对侄子、侄女的照顾也要多一些，大哥就把母亲当做亲娘一样，一生对她的话都是唯命是从。

　　我一出生那年，突然得了白喉，这是一种新生儿易患的急症，治疗不及时就会死人。天下着大雨，母亲急成什么似的，是十四岁的大哥，打着伞，陪母亲抱着我连夜赶往七里外的火车站，先是到镇卫生所敲门，得知非长春不可治，又乘上最后的一趟客车赶到长春，经医生手术后，保住了我的一条小命。

　　母亲这辈子常常叨念此事，一次次地叮嘱我，人不可以忘恩。

　　是呀，人要是忘了恩，还有什么会被他记住呢？

　　大哥结婚更早！

　　他结婚的时候，刚刚十八岁，而大嫂亦不过十九岁，两家互相相看后，就在春天里把婚礼给办了。那时的婚礼简单，打两个大柜，画上花儿；再打一个炕琴，做两床新被褥，空出一间房子糊裱一新，赶上马车把新娘子及送亲的七大姑、八大姨往过一拉，放鞭炮，给毛主席像行礼，新娘往屋一进，大婚即成。有两点记忆不清了，一是过不过彩礼，如果过，过多少？二是吃不吃席，即或吃席，也是非常简单的。

　　大哥结婚那天的阳光很好，照在土墙上暖洋洋的。

　　自从我六岁离开村子，几乎年年要回去。小时候，一放寒暑假，必往姥姥家串门，一住就是十天半个月，每次分别都心里犯酸。大哥和大舅没分家时，自然住在大舅家，分家了，就两边混着住，这屋住两天，那屋住两天，如果说得更功利一点，哪边有好吃的东西，就在哪边的时间长一些。上了初中，朦朦胧胧想写文章，回去时，住大哥家的时候就多了，因为大哥家人口少，清静，而大嫂做的饭菜又可口，吃起来感觉格外香。

　　说起来，大嫂对我也很好，常言讲，老嫂比母，一点不假。我小的时候，年年穿的新鞋是大嫂做的，回乡村里，衣服是大嫂洗，就算是内衣生了虱子，也是她坐在灯下一个一个地捉起来，丢在火盆里烧死。我从小喜欢吃辣椒，大嫂就每年多穿一串或两串红辣椒给我留着，我去了，或者有人来长春了，那辣椒就一定是归我了。

　　有作家说，辣椒是穷人的香油。

　　想想真对呀，那时日子紧巴，是辣椒成就了我的美味世界。

　　大哥爱喝酒，等我上班了，也会喝酒了，我们成了地地道道的“酒友”。

　　为了喝酒，但凡有下乡的机会，我一律不会放过；而一赶到农闲，大哥总要进城几日——先求老姑备菜四味，再约老弟喝酒两瓶——往往尽兴而归。母亲还是喜欢他的，他每次来，享受的待遇几乎和大舅一样高了。

　　要是我回村里，哥俩就更自由了，炕桌一放，酒盅一拿，定要喝个昏天黑地，夏天简单些，但不失丰盛，菜园子里有的是新鲜蔬菜，随吃随摘，用井水一洗，清脆凉快，黄瓜、辣椒、香菜、生菜、臭菜、白菜、葱，应有尽有，样样都是最好的下酒菜。所谓的冬天复杂些，是指一定要动火，用黄豆换来大豆腐，炸一碗红辣椒酱，白菜熬土豆、毛葱炒鸡蛋、白糖拌萝卜，哪样儿放在哪里都让人流口水。

　　就这样一晃几十年过去了。

　　2009年的冬天，身体一向壮实的大哥突然来长春看病，他十几天不能进米，亦无法排泄，经查，是胃癌晚期。原来以为还有希望，千般动员他上了手术台，可打开一看，腹腔内已经长满黄豆粒般大小的毒瘤。大哥是聪明人，在医院躺了十天，说什么也要出院回家，在家里熬过一个多月，终于离世而去。

　　死前他做了两件事，一是把儿女为他看病的钱还给儿女；一是告诉大嫂，他因赌牌，欠下屯邻某某一千元钱，嘱咐大嫂当面还清。如果说还有什么，他要求看看棺材，看了之后很满意。

　　大哥死了，我和母亲还有妹夫起早赶回村里，母亲见了棺材就哭成了泪人，是在众人的搀扶下才进了里屋，我给大哥磕了三个头，烧了一沓纸钱。

　　他住院的时候，我告诉他，给他一包“软中华”，前一天的夜竟鬼使神差地给我揣在了口袋里，我把烟放在他的棺材前，眼里尽是他的音容笑貌——只是，无论多么新鲜的音容笑貌，都在我的泪水里变得模糊起来。

　　老哥的追求

　　我要说的老哥，也是大舅家的。

　　我俩同龄，所以，小的时候厮混得最多。从南梁到北梁，从河沿儿到甸子，放马、放猪、挖野菜、捡柴火、扦蛤蟆、捉蝈蝈，无论是生活技能还是玩耍技巧，他样样比我都强。就是掏家雀吧，围着房子绕一圈，他就知道哪儿有雀窝，雀窝里是有鸟蛋，还是有幼鸟；还有，下大雨的天气，他会一个人突然跑出去，钻到壕沟边的柳树林子里，东钻西钻，然后浑身透湿着跑回来，把一只“瞎老叶子”扣在我的手里。

　　“瞎老叶子”是一种体形较小的鸟儿，我不知道学名，只知道它的“诨号”。

　　老哥和我一样，从小一直念书，从小学念到初中，初中并未完全毕业，他就辍学了，问题出在一切“理科”上，他在数学、物理、化学这三科上几乎不能拿分。加之不会外语，考高中是万万不能了。他很悲伤，特意到城里来找过我一次，我的学习成绩并不比他好到哪儿去，但我还是鼓励他，让他一直念下去。为了给他打气，我还把我几个要好的朋友介绍给他，大家一起说服他，他好像也接受了我们的这种鼓励，回去之后，又念了半个学期，但终于还是下来了。

　　下来了就务农。

　　那时，还没有到城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