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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正在发生-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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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一流派的形成，即使是侧重社会科学理论的分支，也并不如同一些学者假定的那样是由于一些外来理论的推动，真正推动这一研究的是当代中国的社会问题和法律实践。例如，消费者权益保护中王海问题引出的消费者定义的问题，表面看来讨论的是消费者这个概念的本质，是一个法条主义的问题，是一个法律解释的问题，但实际是社会实践的需求界定了这一概念。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实际上不得不运用传统上并不属于法学的某些经济学、社会学理论，或者通过运用个人智慧实际获得了一些与这些非法学研究结果一致的结论。社会实践促动了这一发展。
这三个法学学派今天在不同程度上还共同存在，构筑了当代中国法学的基本格局。但第一必须指出，这三派研究的边界并不明确、清晰。甚至某一位学者的众多研究成果无法贴上一个共同的标签，他们的研究或多或少地横跨了两个甚至三个派。例如王利明的新著《司法改革研究》，一方面这一研究与他的专长民法研究相联系，着重法条和概念层面的制度分析，有比较强的诠释法学的倾向，甚至明显有政法话语的成分，但另一方面，他之所以研究这个问题，显然又与他对当代中国司法制度和中国现实的关注有关，在其法条和概念主导的分析中，不时会闪现出对制度运作的社会考察和判断，尽管不够深入。又比如，梁治平的研究，其早期的著作例如，《法辨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书中的文章大致写于1980年代中后期。明显有很强的政法话语派的色彩，中期转向文化研究，近年的研究，例如《清代习惯法》，则明显受到社会科学的一些影响。
过去20多年的法学发展很快，研究成果也很多，在这里不可能一一列举，在此列举的也未必可以作为代表，即使作为代表也未必就是值得表彰的。而且还必须注意，这里的归类也仅仅是一种便于反思的分类，从不同的视角完全可以做出同样成立的然而非常不同的分类。
第一部分 也许正在发生第4节 三种范式？
如果上面的分类可以成立，那么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三种不同的研究范式。所谓范式，大致可以说是指获得了一批坚定拥护者的“学术共同体”，同时又为某个领域提供了比较稳定且有待解决的一组核心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进路和共享规则的研究成果。参看，ThomasS。Kuhn；TheStructureofScientificRevolution；UniversityofChicagoPress；2nded。；1970；p。10…11。库恩的范式据说有20多种界定，都不明确。但是这个概念的要点，在于强调学术发展并不是累积性发展的，强调学术发展的社会因素，例如学术共同体，典范研究及这种研究提供的基本问题和研究进路，以及对典范研究的“迷信”等。
如果用这个概念来分析中国当代的法学研究，我们大致可以说政法法学的基本问题是要把法学的一些有某种政治禁忌的题目从极“左”政治或僵化政治中解脱出来，使之能够成为一个公众的、学术的话题。其方法大致是用新的、在当代或在特定时期具有政治合法性的话语、概念抨击一些极左的信条，呼吁法学界的共同努力。但是，正如布迪厄所言，场域会限制话语，参见，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因此这种话语注定了仍然强调政治话语的合法性，因此其规则基本是政治意识形态的，而不是法律技术的或狭义的法律学术的。它的规则和评价标准至少表面看来更多是“政治正确”，是一些大词、关键词，例如法律本质，例如法治与法制，例如同国际接轨和法律移植，例如宪政、司法独立。它更多诉诸于争论双方公认的并且是无可争议的权威学者或经典学者或权威文本。一般说来，这种学术讨论往往缺少经验的关注，比较形而上学，往往事先就已经确定了正确的、不容置疑的概念或提法，而且关键也往往仅仅在于“提法”，尽管这些讨论背后的关涉常常有实用主义的考虑。
诠释法学的核心问题是构建一个基本完整、自洽且能够有效传达和便于司法运用和法律教学的法律概念系统和规则体系。它是技术导向的，尽管它的实际功用并不仅限于技术。因为在一个政治意识形态话语占据了支配地位的学术体制中，非意识形态的技术话语同样具有政治性功能，它是化解、颠覆极“左”政治、空头政治的有效武器，是实现学界注意力转移和学术路径转换的有效武器。在市场经济导向的中国当代的社会改革和变革中，这种法律话语得以迅速发展和急剧繁衍，为社会的法律服务和法律作为世俗职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且从总体看来是积极的动力，对于广大人民的社会生活的便利和社会秩序的维系具有巨大的社会意义，对于法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之发展也同样具有巨大的意义。就其主要方法而言，主要是概念分析，规则分析。其目的和功用主要是解决具体问题。衡量其成败与否的基本规则是法律实务界是否实际接受、社会实践效用如何以及概念逻辑上是否严谨自洽。
必须注意，诠释法学的主力阵容尽管是研究各个部门法的学者，但是也有一部分法理学者不自觉地从理论上加入并支持了这一学派。他们强调法律的形式主义，强调法律自身的严密逻辑和独立自主，他们倾向于赞美乃至夸大法律特别是立法在社会中的作用，强调法律职业的而不是法律知识的共同体，有时甚至夸大了法律人的知识其实更多是技能。
社科法学的核心问题是试图发现法律制度或具体规则与社会生活诸多因素的相互影响和制约。如同诠释法学一样，它已不大关心提法的正确与否；但与诠释法学又有很大不同，它也不满足于是否当下直接有用，而是试图发现法律规则或制度的“背后”或“内在”的道理。因此，在后一点上，它甚至与政法法学有类似之处。它的某些版本强调社会理论的版本有某种自觉的或不自觉的理论追求、求真意志或称知识霸权。由于其关心的不是具体的法律概念、体系和法条，它的视野实际势必有某种扩张性，而必须对各种社会制约或促成法律运作的各种社会因素有所了解、对与法律有关的某些学科的研究成果有所了解，在这一过程中，甚至不无可能形成某种从法律制度切入的一般社会理论或理论命题。由于常常借助于其他学科的知识，它的方法也常常受其他学科的影响，更为多样。就强调人文传统的社科法学则常常借助于历史学和思辨哲学、政治伦理哲学的阐释学方法，比较关注大写的真理（Truth）；而强调社会科学传统的社科法学则常常借助经验科学的实证研究的方法，关注小写的复数的真理（truths）。
然而，尽管社科法学非常强调法律的学术性，但是它的关注说到底至少在中国目前还不是为了学术而学术，而仍然是为了社会而学术。在这个层面上，它与其他两派学术其实没有根本的区别，只是由于社会条件的变化，它无需像政法法学那样以高调的或先验正确的政治态度或概念强调法律。它的学术性其实来自政法法学的历史功绩，后者为它的展开和发展创造了一个相对自由的学术空间。尽管同样强调法律是一个独立的学科，但是社科法学与诠释法学也有所不同。诠释法学大致认为法律基本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学科，追求独立的法律话语，“法言法语”、“专业槽”；而社科法学派针对中国的现实认为法学和法律的发展必须不断从各个学科汲取新的知识，必须关注研究法律发展的具体环境中的诸多具体事实。同样发现了现实与规则的冲突，诠释法学派更倾向于优先假定规则的优先性，因此更多强调现实对于规则的服从，强调形式正义或程序正义；而社科法学派则力求不假定现实或规则任何之一具有天然的优先性，更多强调首先要理解现实与规则之间冲突的机理，在研究和发现现实的基础上做出调整规则或改变现实的判断。后者也支持程序正义，但是出于一系列实用主义的理由，例如现代社会中程序正义是更可能实现的正义，以及制度的价值，但并不认为程序正义必定是更高的正义。尽管都强调知识的重要性，诠释法学可能更重视对已有的法学知识的尊重，更多承继过去；而社科法学更强调对新知识的发现和知识的发展，更多面向未来。这些特点可以说大致构成了社科话语派共同分享的规则。
因此，毫不奇怪，在政法学派中一直都存在着政治上“左”和“右”的争论，论辩者往往会质疑论辩者的政治动机甚至政治道德等。而在后两个学术流派中，已经基本摒弃了这种从政治维度上展开的学术讨论，严格说来，“左”或“右”这样的概念已经不是这两个学派争论的核心问题，政治正确已经不是其研究成果的评判标准，只是由于习性或特定的功利，诠释法学和社科法学的学者还不时会不留意地把实际是属于政法学派的概念和命题带进学术争论中，从政治的角度评判学术论证。如果说，这三种学派的相继出现标志着法学学术范式的转换的话，那么，“政治正确”在后两派学术中的遗留，或者强调政治正确的政法话语不时还会侵入到后两类学术讨论中来，则意味着这种范式转换还并没有最终完成和确立。
因此，所谓中国法学已经经历了三种范式的说法也许有点可疑。而且，库恩的范式概念毕竟是在1960年代针对科学发展的问题提出来的。如果考虑到福柯、布迪厄等人的研究，我们可以说库恩的强调科学革命的范式概念似乎也更多地强调了知识的革命和断裂，也许更多地适用于自然科学这样的“硬”科学，未必适用于法学这样的“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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