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正在发生-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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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可能是想投机，但我想可能有更多的人是真诚地接受了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这方面的材料是大量的，请看，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三联书店，1984年。甚至在某些地方，陈寅恪也难免。1959年国庆，陈寅恪与夫人共同在家门口贴对联，上联是：“六亿人民齐跃进〃，下联是：“十年国庆共欢腾〃，由于对联是自我选择的，因此这种选择至少表明他当时也支持大跃进。他们的错误，因此，也许并不是因为缺少了独立的学术人格或自信，不是因为缺乏真诚与坚定，而是因为他们没有研究透彻某个问题。也因此，我突然发现，并没有任何一种人文精神的“精髓”，没有哪一种概括的态度或姿态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社会科学的具体问题，没有任何一种人文精神的“要素”可以保证我们社会科学研究的成功。任何研究者都注定要在具体细致的日常实践中来研究解决具体问题；也许，承认这一点这本身就是一种人文底蕴？但如果这就是我们强调的人文底蕴，那么我们大多数不正是，而且也确实都是这么生活着吗？我们又如何区分什么是、什么不是人文底蕴呢？也许人文精神不过是一个词，是人们对那些成功的对于社会有实际贡献的人的行为和做法的一种概括而已。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历史，这个问题就更说不清了。我们会发现，无论是真诚还是道德，无论是坚持真理还是放弃原则，似乎都不构成一个学者的学术或科学贡献的要件。海德格尔不仅信仰纳粹主义，而且迫害自己的导师胡塞尔，可参看，倪梁康：“海德格尔事件感悟”；《读书》；1994年3期。公德、私德都令人难以接受；但是这并没有影响他作为20世纪对哲学贡献最大的哲学家之一。培根收受贿赂，并没有影响到他作为现代科学和经验主义哲学的奠基人之一。马基雅维利分析帝王治理术，也屡屡政治投机，却没有影响他作为政治学事实上是社会科学的现代奠基人之一的学术成就和地位。卢梭不愿抚养自己的孩子，把他们全都送进了孤儿院，但是他的《爱弥尔》仍然被作为儿童教育学的重要著作。关于一些著名人文知识分子人格分裂的例证，还可以参看，保罗·约翰逊：《知识分子》，杨正润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在自然科学上，我们今天仍然经常提起那位屈服于教会强权的伽利略的学术贡献；而如果不是因为被教会烧死了，今天又有谁会记得那个捍卫科学更为坚定的布鲁诺呢甚至我们根本不知道他有什么学术贡献？甚至布鲁诺之死也不是因为他坚持了日心说，而是因为他的宗教思想的离经叛道。可参看，库恩：《哥白尼革命：西方思想发展中的行星天文学》，吴国盛、张东林、李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页194。也许道德与科学或社会科学的贡献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社会记忆是势利的。当我们被屡屡告诫“莫以成败论英雄”时，也许恰恰是因为这个社会实际上是并总是以成败论英雄的。　　　　
　　　　千万不要误解我认为学者的道德人品无所谓。我当然更喜欢也更尊敬维特根斯坦，而不是海德格尔。反思起来，这里面除了学术上的个人偏好外，也还因为前者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善，更少威胁，而不是因为他的善给他的学术带来了更高的价值。但在学术评价时，我们不可能坚持这样的标准，而只能坚持学术的标准。


第三部分　社会科学与人文底蕴第21节　“人文底蕴”背后的可能危险

　　　　也正因此，当人们强调文化底蕴，强调人文精神，强调或号召人们要有某种终极关怀，必须接受某种价值时，我往往会有所保留。这一点也延及我自己。我常常担心，我强调的某种素质或学术底蕴是不是一种太强了的个人偏见或偏好；担心会不会一不小心就把自己当成了正义的化身，真理的化身，阻碍了学生的追求和探索。比方说，我确实觉得当一个学者挺好的，搞法律理论尽管不很吃香也挺好的，但这只是我选择的职业，也只是我的爱好，为什么一定要劝说我的学生也应当像我一样选择？难道他们也必须坐十年冷板凳吗？只有这样才算有学术的理想和追求吗？为什么他们不能选择他们的职业呢？难道中国一定要培养很多的法律理论家吗？而我知道有些法治健全的国家其实没有或基本上没有原创性的法律理论家，例如，新加坡。　　　　
　　　　我的这种自我反思肯定是有问题的，不仅缺乏一种坚定性，而且这往往也只能是反思，很少能真正在生活实践中全面贯彻；对此我不可能在这里系统分析。但我提出这一点的要害不在这里，我有更深层的忧虑，甚至我感到了某种危险。　　　　
　　　　2003年上半年，我去英国剑桥，我同一位在那里搞研究的中国经济学家发生了争论。他对中国当代经济学界的批评是关心效率太多，关心正义不够。在国内经济学界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界也屡屡有类似的论点。中国社会科学发展中确实存在许多问题，有些是令人痛心的问题，从学术规范到学术品格，也可能存在学科关注点过于集中、学术视野不够开阔甚至“跟风”的问题；就研究者来说，也许有过于关注专业化，忽视了某些问题，有韦伯所说的“专家没有灵魂”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钢等译，三联书店，1987年，页143。的现象。因此，人文关怀、人文底蕴作为对社会科学不健康发展的一种校正被提出来了。也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一些社会科学研究者纷纷开始扮演起“社会良心”的角色，对一些他们没有多少甚至没有任何研究的问题发表不负责任的大而化之的评论，尽管我不可能反对他们就社会热点发表自己的看法。我也相信，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可能是真诚的，但是感情的真实并不等于事物的真理，真诚也不保证真确。　　　　
　　　　只是如果中国的经济学研究有任何问题，都很难说是一种客观意义上的正义问题，至少不是一个可能有定论的正义问题。你可以说中国经济学家或法学家关心某些问题不够，例如官员腐败问题，工人下岗问题，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等等。即使确实是这种状况，也无法说中国经济学家或法学家关心正义不够。也许这些中国的经济学家或法学家之所以关心他们现在关心的热点问题，就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问题解决了才能实现他们眼中的真正的社会正义，或者说才可能实现他们认为比较理想的社会资源配置，建立一个良好的社会制度。也许他们研究的问题选择错了，研究的方法错了，资料有问题，因此结论或判断都错了，但绝对不是因为他们不关心正义，最多只是没有看到甚或是有意忽视了因为他们认为那不是关键被你标签为正义的那些问题而已。他们也许认为工人下岗的关键是市场不发达的表现，因此关键是要建立和发展市场；也许他们认为官员腐败的关键也仍然是市场发育不充分，还有双轨制，还有行政审批，因此推进市场经济，减少政府规制，从而减少官员寻租的可能才是反腐败的关键。他们的判断或逻辑推理可能都有问题，但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讨论的，是可以验证的。把自己关心的某些问题归结为正义问题，而把对方的问题归结为效率问题或技术问题，不仅不令人信服（凭什么你的问题就是正义问题，而我的问题就不是正义问题），而且不可能推进对这些具体问题的讨论和解决。我们很可能陷入一场关于谁的问题才是正义的问题或谁的正义问题更正宗，因此不可能有结果的讨论。　　　　
　　　　因此，在这种所谓的人文底蕴或人文精神或人文关怀的背后，隐含的是某种通过分类来压迫人和压迫知识的力量。在这种人文的旗帜下，某些问题可能获得了优越的或高尚的地位，并因此可以压缩甚至压制另一类同样诚实、认真、科学尽管可能是有错失甚至有错误的研究，挤压某些现在看起来不起眼也可能永远不起眼但可能有潜力的研究。这种所谓的人文关怀或人文底蕴中隐含着某些学者的居高临下，过分自信。它既隐含了一种哲学上的先验论，即有些问题天生或根据定义就是更有价值的，对学术是更有贡献的；同时也隐含了哲学上的经验论，即前天昨天有价值的问题今天也会有价值，并且永远有价值。但是只要对学术史有所了解，我们就会发现并非如此。在维特根斯坦之前，有谁认为研究语言会给哲学甚至现代社会科学带来革命性的变化？在马林诺斯基等之前，又有谁认为研究当代的“原始部落”会创立一个新的社会科学学科，并将影响其他社会科学。难道在近代之前，西方社会不是都认为神学最高尚吗？而在传统中国，不都认为“半部论语治天下”吗？历史就是这样和我们人类的自信和自傲开了一个又一个这样的玩笑。　　　　
　　　　事实上，当强调社会科学中的人文关怀（一种人文底蕴）时，其中隐含的一个观点就是只有人文学科才关心社会或更关心社会，而社会科学家或自然科学家则缺少这种东西。这种观点很有点市场。但我是不买这个账的。人文学者、社会科学家和自然科学家都生活在这个世界，他们的知识都肇始于对人类世界的关切；除了个人的感受力或智力禀赋之外，有什么理由认为或有什么证据证明人文学者的关切更崇高，更具领导地位，应当指导社会科学家或自然科学家的关切？有什么理由判定人文底蕴一定要优于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的底蕴呢？在我看来，就总体而言，人文学者不可能在道德上高于，同样也不低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者。是的，人文学科研究历史更为悠久，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社会的关注，对人类的关怀就更深刻、更崇高，或他们的思考就更真确。时间与程度没有关联关系；学科历史是总体的，社会关怀是个体的，两者之间没有联系。占卜谶纬以及神学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