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告程维高-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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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眼睛望着他滴溜溜转。　　　　
　　　　　　　母亲笑着拍我：“老总问你几岁了！还不赶快告诉老总？”　　　　
　　　　　　　我怯生生地答：“5岁了。”　　　　
　　　　　　　八路同志打量着我，嘴里不住地夸奖：“好一个小庄稼把式，干活干得这么快！我一定把你的事写到我们报纸上，叫大家伙都看看，解放区连小孩都在全力以赴搞生产！”　　　　
　　　　　　　后来听我母亲说，那八路同志是《保定日报》社的，至于农村小孩郭光允的“事迹”究竟上没上报纸，我们也没有办法知道。不过从他满嘴的新名词（什么“报纸”“解放区”“搞生产”）我隐隐约约感觉到，外面的天地跟以前比是大不一样了。


第三部一个被看做“异类”的中学生（1）

　　　　张耀先的“大爪子”改变了我的人生　　　　
　　　　　　　大军在大百尺村的老街上前进，满眼是黄呼呼的军服，骡马车上满载着小钢炮和歪把子机关枪。村里的孩子谁见过这样的阵势？真神气，真威武！我被夹在骡马和人流之间，害怕极了，可是左奔右突就是挤不出去，急得差一点就要哭出声来。而那些大兵们觉得我这狼狈相怪好玩的，咯咯地笑。　　　　
　　　　　　　从他们的笑声中，我感觉到这些当兵的相当友善。我从长辈嘴里得知这支队伍叫“解放军”（许多老百姓还是习惯沿用“八路”的旧称）。　　　　
　　　　　　　逐渐地，隐隐约约觉得世道不一样了。吃大米饭、吆五喝六的“国军”来得少了，后来干脆消失了。“八路”来得多了，后来听说大百尺村改名为“蠡县第五区”了，我们这条街也成为第五区政府所在地，在我们那个集镇上，老百姓眼里，区政府已经是很大的“衙门”了，进进出出的那都叫“干部”，腰里别着盒子枪，又神气又威风，令我们羡慕不已。天下已经变成了共产党的天下了。　　　　
　　　　　　　街面上的演出多了，那真是叫锣鼓喧天，秧歌动地。小孩子在游行的队伍中欢天喜地地跑来跑去，最受欢迎的是“斗地主”的节目，游行队伍中，演员扮演的“地主”戴着纸糊的帽子，被绳索牵着走。后面跟着一个“狗腿子”——老乡们又叫“二地主”的——嘴上挂着一条长长的纸做的“舌头”，那“舌头”怪模怪样地舔着“地主”的屁股，那模样看上去煞是好玩。　　　　
　　　　　　　解放了，对我们小孩子来说，意味着有更多的热闹可以看。　　　　
　　　　　　　记忆中总是不断地游行、喊口号，土改、抗美援朝、“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总会伴着声势浩大的群众游行。外界的信息不断来到我们这个相对封闭的乡村。　　　　
　　　　　　　记得小时候，史家大院的大槐树底的读报活动是每天必做的“功课”，每天都能从读报班听到很多新鲜的事、接触到很多新名词。这一切，对一个乡村的孩子来说无疑是具有吸引力的。为这，我午觉也不睡了，竖着耳朵听来自四面八方的大事。抗美援朝的战讯更是每天必听，每当听到又打下若干美帝飞机、攻占了什么高地时，孩子们便不由自主地兴奋，高兴极了还要欢呼一阵子。　　　　
　　　　　　　共和国刚刚建立，百废待兴。虽然生活条件没有什么改善（我们家被评为中农，仍是自耕自食），但社会上呈现的新气象仍让我们感到：这世道确实不同以往了。　　　　
　　　　　　　40多年后，我身系牢狱时，竟会时不时联想到儿童时代在大百尺村参观法庭审人的情景。　　　　
　　　　　　　当我好奇地参观法庭的审判时，我是万万没有想到我郭光允多少年后也成为受审对象的。　　　　
　　　　　　　我们郭家虽家道贫寒，但祖祖辈辈都是守法良民，别说犯法了，连别人的小便宜都不会占一占的。像“经官动法”那类事情，在我的意识里，是绝不会跟我们家发生什么联系的。　　　　
　　　　　　　每当法庭审人时，就会有大车拉来一车犯人（身上系着绳子），次第押入法庭。审判的方式也很简单，通常是这样一通问话：　　　　
　　　　　　　——犯了什么罪？　　　　
　　　　　　　——在哪个村作的案？　　　　
　　　　　　　——你认不认罪？　　　　
　　　　　　　那个时代也没有什么律师、举证什么的。审判的程序也极其简单，只要人民检举、侦查坐实、犯人认罪，庭长便可当场定罪。需要判刑的，好，押下去，送蠡县！甚至还有当场由群众表决给人犯定罪的事发生。　　　　
　　　　　　　送蠡县大牢的是普通的刑事犯和判了刑的历史反革命分子。那种罪大恶极的匪首特务汉奸在大百尺公审后毙掉的也不少——那阵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惯例：死刑犯在哪个村作的案，游斗之后就在那个村枪毙。那情景就像小说《敌后武工队》描写公审场面一样，戏台子上的人犯被反绑着，面无人色，台下的老百姓群情激奋，呼喊着口号……　　　　
　　　　　　　小时候所目睹的惩办罪人的场面，自然让人感到国家机器的严厉和王法的威严。随着时代的进步和法制的完善，带有特定历史时期暴力革命色彩的审判方式，如五花大绑、挂牌游斗、公审立决等，今天已经成为历史。当年的我纯真、年少，只知道人做了坏事一定要受惩罚遭报应的，凡是被绑被斗的人，那一定自有他挨整的理由。而我万万没有想到，以后自己在民主和法制已经逐步健全的时代里，竟然会成为“专政”的对象，成为河北的“第二号政治犯”！　　　　
　　　　　　　解放对我人生的第一次重大改变，就是我能够上学了。　　　　
　　　　　　　说起来，还是应当感谢人民政府“发展教育”的好政策。　　　　
　　　　　　　前面说过，我曾祖父郭行善虽也曾经振兴过郭家的祖业，但他最大的失误就是没有让儿女辈读书上进。因此当曾祖父撒手人寰的时候，郭家的事也无以为继，又沦落到看天吃饭的境地。庆幸的是，父母亲短暂的读书经历使他们具有了与一般庄户人家不同的眼光。我能够维持学业而未曾辍废，除了我本人具有一点聪颖的资质外，还得感激父母大人的不凡的见识与鼎力支持。　　　　
　　　　　　　从我爷爷到我父亲，辈份上都属家族中的“老大”，他们都是苦苦地支撑着一大家子的生活。然而再苦再累，命运也没有些许的改变。永远是穷愁、困顿，全家总是挨饿。因此我日后形成了一个顽强的信念，再怎么苦，也要把学业坚持下去——这是一种极其朴素的愿望，我甚至从来没想到过读书去“出人头地”，只是想今后能改善自己的境遇，让一大家子人能吃饱饭。也许，这种意识同从我爷爷辈沿袭下来的长子的责任心有关。　　　　
　　　　　　　在解放后的一段日子里，我还是一个懵懵懂懂的乡村孩子，除了种地、捡柴禾、烧火、带弟妹，其他时间只知道在街上乱跑疯玩。　　　　
　　　　


第三部一个被看做“异类”的中学生（2）

　　　　　　　　
　　　　　　　这一天，我正在大百尺村街上玩耍，突然，一只大手猛地抓住了我细小的胳膊。　　　　
　　　　　　　我吓了一跳，转脸一看，是一个威风凛凛的大汉，穿着一身庄稼人的衣服，黑脸膛，大块头，看起来好凶。　　　　
　　　　　　　“别动！别跑！”这大汉凶巴巴地喝道。　　　　
　　　　　　　我一边挣扎一边叫：“放开！——你抓我干吗？”　　　　
　　　　　　　那个大汉并不回答我的问题，只是扯着大嗓门问：“几岁了？”　　　　
　　　　　　　我心想：告诉你几岁了又怎么样，你总不至于拉我这个小孩的伕子吧？于是回答：“8岁了。”　　　　
　　　　　　　大汉点点头，放了我，说：“回去告诉你家长，明天就让你来上学！”　　　　
　　　　　　　说完，这大汉又去捉别的孩子了。　　　　
　　　　　　　后来我才知道，这大汉是上级派来的教员，名叫张耀先。共产党政权提倡发展教育，把他这么一个高中生派来我们村开办小学，那几天，张耀先满街找学生，不管是6岁、8岁，还是15、16岁的，只要适龄，都“捉”到学堂里上学去。因为生源年龄参差不齐，所以到了我高中毕业时，我的同学年长的竟有40岁的。也有的庄户人家因为家里缺劳力，不肯让孩子读书，我们那阵不读书的孩子多了。所以可以想像，张耀先老师满街“捉拿”孩子上学的工作，实属不易。　　　　
　　　　　　　所以，与其说是人民政府的好政策让我读上了书，毋宁说是张老师的“大爪子”改变了我的人生命运。　　　　
　　　　　　　我不知张老师是否还健在，后来他也没有教过我。他当年也只年长我十几岁，他自己通过勤奋学习，考上了师范学校。再以后，听说他去了保定教书。　　　　
　　　　　　　不管怎样，我逐渐懂事之后，在日后的岁月里，我常常想起那个外表粗鲁、但热情而友善的张耀先老师。　　　　
　　　　　　　一个习惯了在庄稼地里干农活，喜欢自由自在的农家孩子，一开始肯定是不适应那种规范的学堂生活的。　　　　
　　　　　　　“什么？你这个死孩子！——你敢再说一遍？”　　　　
　　　　　　　听说我决定不去上学，平素性格温和的母亲竟跳了起来。　　　　
　　　　　　　“学校没意思，我不想去了。”我开始抗拒。　　　　
　　　　　　　母亲恨得咬牙切齿：“我把你这个……”她低着头满屋乱转找东西。看样子她是要找只鞋底拍我一顿。哈，我才不怕呢，就凭她那点劲，鞋底落在我身上也不会太痛。　　　　
　　　　　　　不料母亲竟捡起了半拉砖头：“我砸你个不听话的死孩子……”　　　　
　　　　　　　呀！不好！快跑！我跳下地就往外逃。　　　　
　　　　　　　母亲拿着砖头追我追了两条街，直到把我追进了学校里才算罢休。　　　　
　　　　　　　古书老戏里有“孟母三迁”、“三娘教子”的典故。而在我们郭家的家史上，老母擎砖撵我上学，也算是一种很特别的“教子之道”吧。　　　　
　　　　　　　大百尺小学就设在地主老宅子里，设备极其简陋（干脆这么说：根本没有什么设备）。没有桌椅，所谓椅子就是我们自己带去的砖头，坐在半截的砖头上，支起腿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