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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告程维高-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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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古老历史国度的人们，自然而然地比其他民族更关怀自己的历史，同时也更关怀自己历史的延续。这样，对子孙后代的溺爱性关怀就成为一种普遍的教育方式与思维，甚至深入民族文化的骨髓而成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了——一个有力的证明就是，经社会学家调查研究发现，同样作为文明古国的希腊人就很溺爱孩子，这一点跟周围的欧洲国家迥异而与万里之遥的中国倒颇为相似。
有了地位的人害怕失去地位，有了地位的中国人则更害怕失去地位。有了地位，特别是政治地位，在中国人眼里，是“光宗耀祖”、“显耀门庭”，因为中国自古就是一个政治本位的国家和一个宗法家庭本位的社会，因为一个人的地位高低关系到整个家庭在社会中的处境好坏。没有地位要拼命争取，有了地位就要拼命保住。虽然大部分中国人都知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古训，但是一旦自己有了地位，哪怕是事先料到结局会是飞蛾扑火般凄惨，也要拼搏一番保住甚至再提升自己的地位，因为成功以后带来的荣耀太诱人了！
带着“人生能有几回搏”的心情，我们的有些官员才会无视国法党纪的规定，才会狭隘地只顾及自己的利益而不过问黎民苍生的疾苦，才会前“腐”后继。
程维高在河北的知名度不言而喻，互联网上、报纸上他的资料很多，也很详细，许多河北人想必都耳熟能详了。
程维高于1933年出生于苏州一个很普通的家庭，生活虽然不富裕，倒也可以凑和，总之比我家强得多；再说南方农村的经济底子和自然条件也都比我家乡好得多。
1949年，刚满16岁的他被招聘进入常州地委，开始了他长达50余年的从政生涯。
从政之初，外貌平平的他默默无闻地做公务员做了10年。这10年间他为数不多的亮点之一就是，他在17岁时即1950年就入了党。
1959年，常州市委一个分管工业的副书记在一次会议后看中了勤快机敏的他，提升他为自己的秘书，成为他政治生涯中的第一位“伯乐”。这位副书记很器重他，并且有意培养他，于是就先安排他下基层锻炼锻炼了。
这一点我和他倒是很相像，一样是“三门干部”——即学校门（程维高读过大专）、工厂门、机关门都进过。这样的路线很有代表性，我们这个年龄阶段很多人都是走这条路的。
1965年，程维高奉命接手常州拖拉机厂任厂长。
工作中他平易近人，任劳任怨，甚至很长一段时间就把床支在办公室，跟工人一起下食堂吃大锅饭，周日几乎从不休息，也不允许中层干部无故不来上班，对请假制度规定得极其严格。年富力强的他一心一意干革命。
程维高还特别注意搞技术革新和创造发明，直到现在还驰骋在中国农村乡间地头的“东风－12”型拖拉机，就是他在仔细考察南方水田的地形之后，带着一批同样年轻的技术人员以一台日本产的拖拉机为原型，经过无数次辛苦实验而研制出来的。毫不夸张地说，那个时候程维高是一个认真负责、干劲十足的拖拉机厂厂长。
在拖拉机厂的这7年奋斗生涯是程维高的光辉起点。
程维高当年的一个老部下知道程的腐败事件后，不禁扼腕叹息，感慨良久：“你说人怎么会变成这样呢？那个时候的他多好啊！我敢以我的人格担保，那个时候的程维高绝对是个勤勉的清官！”
从1972年到1977年，程维高响应江苏省委提出的“上天入地”（就是发展航天工业和煤炭工业）的口号，“入地”而成为江苏一家煤矿的负责人。这5年里，程维高凭着自身固有的优秀资质与从拖拉机厂得到的管理经验，煤矿的工作同样也做得很出色。
1977年，程维高在基层奋斗拼搏了12年之后，又回到了行政岗位，任常州市计委副主任、建设委员会主任，时年44岁，已年届不惑。
负责建委工作后，程维高针对“文革”后返乡人员住房难的全国性难题，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居民小区的规划设计方案，并于1980年1月付诸实行。
他这项改革方案收到了奇效，让当时普遍存在的城市人口住房难的问题迎刃而解。常州模式不胫而走，一时间成为全国各个城市搞城市规划时竞相学习的对象。
从1982年起，短短3年内，有十几位中央领导视察了这个地级市的居民小区，并大大表彰了常州市建委的改革创新举措。一个地级市这样被中央领导密切关注，在新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对此做出巨大贡献的程维高一鸣惊人。
80年代初，程维高已经是常州分管工业和城建的副市长了，到1983年，程更是被提拔为常州市委书记。
1984年又擢升为省会南京的市委书记、江苏省委常委。
南京市民至今还记得，当年程书记总是戴着安全帽出现在工地中，问上问下，从不闲着。那个时候，已经51岁的程维高原则性还是相当强的。一个事例就是，他坚决反对大操大办女儿的婚事，勒令女儿参加集体婚礼。
1987年程维高调离南京，任河南省委副书记、河南省省长。
第二部我所知道的程维高（2）
在河南，程维高怎么当官怎么做事，这里不能一句话概括完，但是河南省一位老厅长李××今年寄给我的一封议论程维高在河南省的表现的长信中，对他做出了很低的评价。
下面是这封信的部分内容：
郭光允同志：
你好！
看了报道后我十分同情你的遭遇，也敬佩你的斗争精神。对于河北人民听了程维高被揪后爆发的感情，河南人民也同样高兴，党组织为你申了冤也给河北人民出了气。这也是我党反腐败斗争又一胜利。程维高在河南工作期间拉帮结派，不到两年把河南省搞乱了，说到省委，省委不团结；说到省政府，省政府不团结。7个省长中就有6个反对程维高（这6个都是副省长，剩下的正省长是他自己）！
为此中央派了强大的工作组进驻郑州，他们在豫工作了四个月才查清了原因。和程维高一伙的一个省委副书记被就地免职，降两级调出了河南，重新调整了河南领导班子。但程维高并未汲取教训，认真思过，到河北省后变本加厉。
他走到今天这一步，绝非偶然。程调河北后，我曾给时任河北省委书记的邢崇智写过一封信，请邢书记对程维高多帮助多教育，以防给我家乡人民带来灾难（当时我出于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心）。因为程维高在河南的表现实在不像一个我党的高级干部。他的一些表现直接损害了我党的形象。我们一些老厅长、老局长在一起议论程时有个形容：程维高是“一高、一狂、三差”干部。
“一高”是，不知他哪来的那种莫名其妙的高傲；不尊重当时的河南省委书记杨淅综同志，当时河南六位副省长一个团结不住；给人的印象是：他才是河南的一把手。
“一狂”是，开大会时动不动就训斥人、骂人，有些老厅长被骂后只能苦笑一下。再不然就是要处理这个撤掉那个。他好像是封建社会的皇上，没有一点共产党人的味道。
“三差”是，政治素质差；组织纪律差；道德品质差。人称“程二蛋”……
总之，程维高在河南工作时间短，没来得及给河南造成重大损失，但他在河南干的错事也不少：莫名其妙被他打击迫害的干部大有人在，为亲属抢揽工程谋暴利（比如河南国际饭店的装修工程）。程维高的“高烧不退”就在于此。
中纪委抓出程维高，为党立了功……是十六大以来反腐败斗争的一大成果！
……
从河南省这位老干部的信中可以看出，程维高在河南省的工作是不成功的，存在的问题是非常严重的，那时他已滋生了横行霸道的坏脾气，是在领导班子中搞“地震”的能手，照理当时应该受到处分或降级使用。但又平调到河北省，程维高这些坏作风没有任何改变，很快就与省委主要领导闹不团结，影响了河北的工作，这是河北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但1990年初，到河北任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的程维高，河北人民却对他寄予了很大希望，认为他是开放地区江苏省调来的干部，又听说程维高性格泼辣、工作勤勉，河北人民为之振奋。
搞经济工作是程维高的强项，这一点在江苏已有实际成绩证明，这也是河北人民对程维高寄予厚望的凭据。求贤若渴的河北人民太需要一个好领导了！
程维高汲取了在河南不愉快工作经历的教训，刚到河北工作时对下级的态度还算谦虚，能听得进不顺耳的意见和建议。
1990年秋，程维高刚调至河北，担任代省长还不到两个月，就发生了这么一件事。
河北迁安县火车站搬运工张海婷自费进京上书李鹏总理，反映火车往往存在卸货不净的问题，导致“空车不空”，使得大量国家物资被白白闲置、浪费，并且创造性地提出了改进建议。这一充满了主人翁精神的举动得到了李鹏等中央领导人的赞赏。
不料，张海婷回迁安后，却遭到了火车站一些人包括一些领导的讥讽、谩骂，个人工作处境十分艰难。
程维高了解了这个问题后，亲自以河北省政府的名义写了封信寄给《河北日报》，呼吁社会支持张海婷不平凡的举动。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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