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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告程维高-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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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时心里感到万分的毛骨悚然。我懂一点法律，我知道他们采用这种欺骗的侦查手段进行询问，绝对是违反相关法律的——不过，话说回来，我也只是想想而已，这个时候面对这帮人，还妄谈什么法律呢？
法律有时是脆弱的，对于此时河北发生的事情，法律在不少情况下是鞭长莫及的。然而，我认为，虽然在每件事上都要求“依法办事”，在目前还是不太现实的，但是我们不能就此放弃追求“法治”。否则，“依法治国”就永远是奢谈。
第二部嫌犯郭光允（4）
我招供了
“是啊，这封信和那封匿名信都是我写的，我写这封信就是想和家里人联系联系，不是搞小动作。那封匿名信也是实事求是反映情况的，我认为我没问题，我要出去！”
在内外夹攻的情况下，我决定承认匿名信的事情。我没有退路了，我也不应该再继续后退了。
“啊？你说什么？你承认匿名信也是你写的？”白警官兴奋地点着头。
“是。揭发李山林的信是我写的，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这样喝人民的血，不能看着国家财产被这样的人胡乱糟蹋！我……”
“那些无关紧要的话就不要说了，你正面回答我，骂程书记的信是不是你写的？”
“‘大蛀虫’那封信不是我写的，我更没有散布出去给人看！”
“得，你其他的不用说了！招了就好，你先下去吃饭吧。”审讯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白警官很高兴。
我除了承认写了检举信外，别的什么都没供出来，也坚决不承认《程维高——河北的大蛀虫》这封匿名信是我写的。
在这次提审我之前，专案组怕我跟朱啸畴拼命，怕闹出什么事来，于是他做出一个姿态，又上演了一场戏，让我感到好气又好笑——纪科长跑到牢房门口，对朱啸畴发起火来：“朱啸畴，你一个犯人竟然还敢吵架！你给我当心点！”骂完后，转身就走。 整个226牢房的人都莫名其妙地看着纪科长的背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约有20分钟纪科长又折回来让特警打开我住的牢门，进门就大吼一声：“郭光允！”
我一愣，随即起身应道：“干什么？”
这时候朱啸畴开始不声不响地收拾洗漱用具——其实这些都是事前定好的。
我走过去问纪科长：“你叫我？什么事啊？”
“哦，没事没事……”他的反应让我越来越糊涂了——他到底想干什么啊？
然后，他又冲着朱啸畴一顿臭骂：“在这坐牢还敢吵架！让你待在这个屋倒是让你来享福的了！经所里专门研究决定让你换号去反醒。”
他又转过头来指着另一个叫小李的人对我说：“朱啸畴这个不识抬举的东西，待在这里还不老实，还跟他吵架！”
“纪科长，据我所知，他们俩没有吵架啊。”不知内情的我还给朱啸畴辩护呢。
“他们昨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吵的，有人告诉了我。”
“他们就争了几句，其实没吵。”我还是很认真地帮朱啸畴“澄清事实”。
朱啸畴终于被纪科长带走了，到了哪个号我不知道。但过了一会儿纪科长又返回到我的牢房，大声讲：“我给朱啸畴戴上了手铐，也戴上了脚镣，再让他不遵守监规？”
有那么严重吗？不至于吧。我始终没搞清楚纪科长怎么气成这样。
而朱啸畴不愧是一个表演天才，离开我的牢房时，当着我的面他还抽抽搭搭地哭起来了。
1996年年底我保外就医以后，还留心又调查了这个朱啸畴一下，结果是：这个人的一切都是假的，他根本就不认识刘善祥书记，也没有什么亲戚是大官，当时纪科长宣称给他戴手铐脚镣更是掩人耳目的小把戏了！
说到这里我还是要感谢一下朱啸畴的，因为我以前不认识刘善祥书记，光知道他的官声很好，但是就一直没想起来请他给解决问题。这下可好，多亏朱啸畴“提醒”了我，我可以去找刘书记申诉啊！
一个哲人说过，世界上的事情，今日之为恶果，他日或许可能成为善因。有了亲身经历后再细细体会此言的真谛内涵，感觉真是妙不可言。
警察们发现用“卧底”的效果没有想像的那么好，便接着想办法。
过了几天，他们又派来一个岁数比较大的干部来做我的思想工作，这个人的态度倒是很好，一来就给我读一些政策、文件，然后笑眯眯地说：“郭光允同志啊，你这个思想老转不过弯，组织上也替你着急啊。你被人当了枪使，沦落到这种境地，可那些背后指使的人呢，现在一个个装聋作哑，都不吭声了。你一门心思保别人，可人家呢？唉……”他意味深长地摇着白发苍苍的头，叹着气百感交集地看着我，“你是老党员了，一定要相信组织啊……”
我在琢磨他的身份，甚至疑心他是省里或公安部派来的犯罪心理专家，专门来从我嘴里掏实话的。我想，他们肯定是私下里讨论过这些事情，认为我“吃软不吃硬”，所以就改变了对我的询问方式。
“交代了，5天以内马上放你走！交代了吧，别拧着劲儿了。”省纪委的一个干部也这样敦促我。
然而我此刻已经深知“祸从口出”的道理，嘴巴紧闭，没有再轻易上当，双方就这么一直僵持着，谁也不轻易让步。
我反复强调说的主要是揭发李山林贪污腐败、以权谋私的事实。我只要一开口，他们就不让我说。我问，为什么不让说他？为什么你们不去查他？然而我喋喋不休地讲李山林时，他们根本就不感兴趣，到后来干脆不理我了。
这样折腾了一个多月，我开始闹病了，持续高烧不退。为什么呢？一是因为看守所伙食太差，午饭和晚饭时喝的汤与刷锅水没什么区别，上面漂浮着几片菜叶，汤碗底下有那么几根菜帮子——菜帮子是苦的，因为这些东西往往洗得不干净，甚至本身就是腐烂的。不过这菜即使苦也要吃啊，不然怎么活呢？反正在这里容易上火，苦的东西可以清火呢，我自嘲地想。此外，看守所经常给我们吃一种棒子面饼——我那脆弱的胃绝对受不了，我只好在吃馒头时省一点儿，留一点到吃棒子面饼时吃这冷馒头。
二是那阵子流感肆虐，我虚弱的身体抵抗力很差，很快就得了流感，从此病得一塌糊涂。我这次前前后后大概病了20天，往往一烧就是38度以上，并且是断断续续地发烧——饥饿、发烧，似乎我又回到早年苦难的生活中去了。
我是个受党教育多年的知识分子，我相信历史是在不断前进的。但是眼前这种贪官污吏横行的现状让我脑子里充满了疑问和迷惑，实在无法保持乐观的心态。
躺在冰凉的床板上，我不停地问自己：这个社会腐败问题怎么就这么难解决呢？
我生病期间那个老干部也不断地跑来问我话，要我交代，我则继续采取顾左右而言他的策略避实就虚地与他们周旋。看我一直不肯讲“重点、要害”的东西，他们也急了，认为我“不吃软也不吃硬”，便开始想其他办法，重新开始用强硬手段了。
值得一提的是，每次提审我的时候，看守都用一种拉长的声音叫道：“郭——光——允——226房间！”后来有一次，我突然听到看守也这么叫朱啸畴，我当时怀疑自己是不是得了精神病，开始幻听了？我想那个时候我的神经脆弱到极点了吧？
我还发着高烧，病得很严重，而且那里的医疗条件很差，没什么药，只有APC，我要求给我治病，要求给我输液但被拒绝了。我一度认为大去之期不远了，生病的时候曾迷迷糊糊地对同屋的小李说：“你出去以后，麻烦你找到我家，告诉他们我是病死的，不然他们会怀疑我是被打死的，告诉他们我没有挨打……”
我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此时我心里很矛盾，不想让老伴和孩子们在这个无底泥潭里陷得更深。我要给他们考虑考虑啊！我的孩子都很争气，应该趁年轻时多为国家做贡献，接我的班，把精力全耗在这个上面太不值得了。我把这个当作临终遗言。
“在程书记的正确领导下，河北建筑市场数一数二的好！”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对我的提审越来越频繁，每天两次，他们不厌其烦地对我说同一句话：“交代吧！”当时我一天只能吃两顿饭，他们中午换班吃饭，就是不让我吃饭！这样的折磨我的病体怎么受得了！人在快病死的时候有求生的欲望，专案组对我说，只要我交待了，可以放我出去，我抱有幻想，想出牢笼，再加上那个政治特务的表演，使我受很大刺激，我决定承认“程维高、李山林是破坏河北建筑市场的罪魁祸首”这封匿名信是我写的。
省里得知我交代匿名信的事，很是高兴。
第二部嫌犯郭光允（5）
那一天，所里的看守赶紧让人给我理发、刮胡子，告诉我下午有省里的人来提审我。
这回来的是省纪委一位副厅级干部（我们姑且叫他×副厅长），他提审了我5个小时，主要是让我交代反程维高书记集团的同伙——其实哪里有什么“反程维高集团”啊！
“郭光允，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把你转移到这里来吗？我告诉你，因为省里现在要抓一抓政治纪律。据我们所知你了解的情况最多，因此，先把你弄到这，你也要予以理解、配合。”他看了一眼被他说得发懵的我，接着说，“你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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