噬血逃亡-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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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家人说：“别听那鳖孙胡说，啥摸老玉米呀！那天中午时分，地里干活的人们陆续回家做饭。那家伙躲在地里，发现一个小妮在摘地瓜叶，就扑上去摁倒了她，打算强奸。小妮大声呼救，惊动了地里的庄稼人，那家伙一看不好，跑掉了。”　
　　按法律讲，这是强奸未遂。老金取了证，写了材料，回到矿招待所。服务员好奇，问他：“您办啥案子呀？”老金告诉她办强奸案。服务员说：“是不是去年10月，山南一个十来岁的小妮被强奸的事？”　
　　嘿，又是一条线索！他赶回许昌，继续审问犯罪嫌疑人，可是那家伙死活不承认。　
　　不承认就行啦？老金又坐公共汽车赶到禹州市公安局。　
　　办案人员正为这个案子发愁哩，当时派了十几个侦查员，查了半个月，竟一点儿线索也没有，几乎成了个死案。老金这么一问，人家赶紧将被害人姓名地址告诉了他。　
　　老金又骑上自行车，赶到山南杨庄，找到了被害人——是个才十一岁的小妮。小妮讲了发案的经过：那天她与六岁的妹妹到老陈沟放羊，被一个坏家伙强奸了。当时孩子大出血，幸亏被人们发现，及时送到县医院，才捡了条活命。　
　　老金问闺女：“那家伙长啥样？”　
　　小妮想了想说：“嗯，他右眉弓上有个疤。”拿手比着，“像黄豆大小。”　
　　老金此时真像个慈祥的老爷爷，他轻声细语地问孩子，那人眼睛啥样，嘴啥样，脸盘啥样。慢慢地，小妮又回忆起：“对了，那人说话时好嘬嘴。”　
　　老金又是详细地取了证，写了材料。赶回许昌，仔细一看，犯罪嫌疑人这两个特征与小妮说的分毫不差。可他就是抵死不交待。　
　　老金知道，就是他交待了，没有确凿的证据，随时都会翻供。办案子必须办扎实，必须有如山铁证，才能不枉不纵。他三下新峰——又是公共汽车、自行车，一番长途跋涉。来到被害人家里，征得小妮家长的同意，他决定带小妮到许昌去指认。　
　　在许昌看守所里，被害人从一群人中认出了那名歹徒，她哭了：“就是那个家伙！”　
　　三起强奸案（其中一起未遂），因为老金办得扎实，铁证如山，那家伙终被判处无期徒刑。　
　　有人背地里说：“其实一起强奸案就能判了那人。”言外之意老金多此一举。　
　　老金没说啥，可他心想：包拯一生杀人不少，没一起错案。　
　　黑老包不是糊涂蛋。要不怎么几千年了，老百姓还敬仰包公呢！老金虽然读书不多，看古书却不少，他最佩服包公。何况咱们是人民警察，办案不扎实，办个糊涂案，跟谁也交代不过去。　
　　他不怕跑路，现在有些年轻警察，跑郊区，才十几里的路，没车就不行。他，总骑辆自行车，跑得比谁都不慢。有一次，为了取一个证，下雨天他骑着摩托车跑了二十多公里。其实这个案再过一个月也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他却按照三十多年当警察养成的习惯，能早办一天，决不拖延到第二天。　
　　“嘿，我说老金，跑恁快弄啥哩？是想当市长还是想当书记？”有人半开玩笑半说风凉话。　
　　“我是想给人民干点好事。我今年五十九了，干的时间不多了，想抢着多干点。”老金不在乎人们的风凉话。　
　　自从当警察那天起，他就受着公安机关良好的教育，培养出了良好的素质。虽然写不了大块的理论文章，但他的“理论”既通俗又高深。他常说：“宁叫使死牛，不叫打住车。”这是他的信念，也是他人生的座右铭。　
　　在办案中，他还有一句话相当形象：“宁舍千镢，不舍一窑。”这是句河南土话，“窑”就是小坑。这句话的意思是，宁肯自己多下功夫，也不能漏掉一个疑点，对于案情，非“刨”清不可。　
　　1989年3月15日，许昌市所辖的禹州市发生一起重大抢劫案。　
　　“嗨，你看人家白刘记多有本事，哪次来不带个十万八万的！”禹州市大同街上住的乔爱芳，眼热地对好友张明亮说。　
　　白刘记是个专门收购头发、加工“挡发”的专业户，“挡发”　
　　就是假发。他和一个伙计常常到四川去收头发，路过禹州停停脚，然后再从许昌上火车。每次到禹州市，总要找乔爱芳的丈夫喝酒闲聊。看到人家兜里带的大把钞票，乔爱芳眼红心痒，想“捞”一把。她就和邻居张明亮商量——他俩关系相当不一般。　
　　“你就不能给他偷了？”　
　　张明亮可不是个省油灯——他因盗窃坐过牢。听了这话，思谋了一阵，说：“中！他再来时，你跟我打个招呼。”　
　　3月15日下午，乔爱芳下班一进家门，正看见白刘记和丈夫聊天呢。她假装买菜，转身出来就告诉了张明亮：“嗨，来了哩。俩人，带了总有十来万。”这个女人兴奋得微微有点气喘。　
　　张明亮会意，马上出去找伙计。找到孙宝平——这也是个被公安机关多次处理过的家伙。孙宝平一听，正中下怀。　
　　可他还有点担心：“光咱两个不中吧？”　
　　孙宝平又找到了自己的两个伙计，一个叫吕维亚，一个叫张建。这俩人是郑州市的，来这里准备找朋友买枪。听孙市平一讲，他俩像野兽闻见了血腥味：“抢吧！”　
　　三个狐朋狗友开始研究行动方案。他们想到了塑料厂的司机靳国强：“抢了钱就坐他的车跑。”　
　　再一想：“干脆找枪把那俩人打死算了。”立即找了一支小口径步枪。　
　　又商量分工：等白刘记两人吃完饭喝完酒，走到大街上时，乔爱芳咳嗽三声为号；张明亮听到信号就出来通知孙宝平们；孙宝平三人预先埋伏在附近；靳国强开车负责接应。　
　　一切都安排得十分周密。　
　　当夜，孙宝平、吕维亚、张建三人在浓浓的夜幕遮掩下，悄悄送入现场，借着树木和电线杆的阴影藏身。吕维亚持枪。　
　　子时将临，白刘记二人告辞，提着装有四万九千元钱的提包离开乔爱芳家。他俩喝得有点过量，脚步踉跄地穿巷过街，朝着胜利街走去。他们做梦也没想到，这趟竟是在向黄泉路迈进了，在他俩的身后和四周，几双俄狼般发红的眼睛死死盯着他们，一个黑洞洞的枪口准备喝他们的血了。　
　　乔爱芳早就捺不住心中的激动，眼睁睁地注视着他们。　
　　一俟他俩离开家门，马上咳嗽三声。张明亮立即向孙宝平发出“来了”的信号。　
　　夜色漆黑，胜利街上昏暗的路灯照出两个长长的身影——白刘记二人摇摇晃晃地一步一步走近了。“砰！”火光一闪，子弹出膛。白刘记二人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接着又是“砰砰砰”一连九枪，两人鲜血迸射，饮弹身亡。　
　　树后迅疾闪出三条人影，抢了地上装钱的提包，转身就跑。靳国强早已在外围接应，孙宝平三人飞身上车，汽车一溜白烟，迅速逃离。　
　　当公安人员接到报案赶到现场时，只有流淌的鲜血和僵卧的死尸，向人们诉说着罪恶。　
　　经过侦查员们大量艰苦的工作，先抓获了孙宝平。但是这个家伙抵死不承认。　
　　就在这时，靳国强在他哥哥的劝说下，向公安局投案自首。但他只是个外围接应的，中心现场的情况一无所知。　
　　顺藤摸瓜，几经周折，侦查员们抓获了张明亮和乔爱芳。　
　　经审讯，弄清了案件的来龙去脉，掌握了犯罪嫌疑人名单。但对于中心现场的情况，这两个人也不清楚。　
　　究竟是谁开的枪，竟成了悬案。　
　　在郑州市公安局的协助下，侦查员们查到了吕维亚在郑州的窝点。4月5日，两市公安人员协同作战，包围上去，准备抓捕。不料狡猾的家伙狗急跳墙，开枪还击。郑州市出动特警，调来消防云梯，在省厅领导的指挥下发动强攻，将吕维亚以及两名同伙击毙。　
　　金万福受命审问本案，重点突审孙宝平。　
　　此时孙宝平已落网多日。对他审讯也已将近一个月。老金接过来的可算是半锅“夹生饭”。　
　　老金问案子，从来都像医生看病那样，通过“望、闻、问、切”，先把握“病人”的脉搏，弄清了“病情”才能对症下药。　
　　他先不忙与孙宝平接触，而是仔细阅卷，以期从案卷中发现矛盾点。案卷中，靳国强说：“下车时是吕维亚拿着枪，至于是谁开的枪，我不在现场，不知道。”乔爱芳说没看见；张明亮说，自己只是负责联系的，确实不知道现场的情况。　
　　审问孙宝平，他一口咬定是吕维亚开的枪。　
　　老金觉得摸到了孙宝平的“脉搏”——他知道吕维亚已被击毙，张建在逃，其余三人不知情，想避重就轻。看来，不摆出铁的证据，他是不会承认自己罪行的。　
　　老金又一次来到胜利街发案现场。他不惮辛苦，挨门逐户走访周围群众：“请您谈谈3月15日晚的情况。”大部分群众说：“都那么晚了，半夜三更的，谁也没注意。”　
　　老金不气馁，俗话说“人过留迹，雁过留声”，案子发在大街上，总会有目击者。果不其然，一位姓沙的老太婆说：“那天夜里我都看完电视了，出来倒垃圾。忽然听见‘啪啪啪’几声，我直发低：这是放鞭炮吗？扭头一看，我的妈呀，打死人了！”　
　　好，功夫不负苦心人，总算找到了目击者！老金拿出十分的耐心，跟沙老太婆细细聊：“您再仔细想想，有几个人，开枪的人长啥样？”　
　　“咳，一看打死了人，我吓得腿都软了。三步两步跑回家，从窗户缝里偷偷看。开枪时，那人在树影里，我没看清。后来他窜出来抢提包，这回才看清。”　
　　老金眼睛发亮：“您看见他啥样？”　
　　老太婆说：“嗯……那人穿的豆沙色毛衣，外面是黑西服，没打领带。”　
　　老金一刻也不敢迟疑，马上分别提审同案犯，那几个人经一番思索，还是细细讲明了案发那天晚上自己的穿戴以及问案几个人的打扮。而根据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