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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赐的亲人-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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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往塔镇的区间车上,天赐把我当成了知心朋友,他把他寻找毕刚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我,我可不领这份情,我说,他跟你有什么关系?费这么大的劲去找个疯子,我看你脑子也有病。大赐就狡辩说,他不是疯子,脑子有病不等于就是疯子!
毕刚其实不是住在那座有名的砖塔下面。我到了那儿才发现上了天赐的当,可是已经来不及了。我们已经来到了一所中学的校办农场里,农场里倒是种满了黄瓜西红柿,摘下来就能吃,但上当的心情是很恶劣的,弄得我毫无胃口,我骂骂咧咧地跟着天赐向黄瓜地边的小屋走,听见从小屋里传来了收音机播送国际时事的声音,播音员正在说黎巴嫩、穆斯林、游击队什么的。我觉得天赐急促的脚步突然放慢了,可以看出他是个不折不扣的胆小鬼,临近小屋窗口时,他居然喘起粗气来,他还说,你走在前面,我跟在你后面。
我们从窗口看见了毕刚的小屋,屋子是临时搭砌起来的,一部分墙壁用旧报纸糊住了,还有的墙壁干脆露出了杂乱的颜色各异的砖头和水泥。屋子里有床、锅灶和一张桌子,一个瘦弱的穿破汗衫的男人坐在那张桌子前,他在听收音机,他一直面对着窗口,我确信他看见了我们,但他就是没有一丝反应,好像我们不是人而是两根树枝。
我听见天赐还在喘粗气,他还用胳膊捅我,意思是让我先说,我想又不是我要来找他,让我说个狗屁啊,所以我就把他推到前面来,我说,不是找到了吗?你要干什么,快说啊。可天赐僵硬地伏在窗台上,就是一个屁也放不出来。我急眼了,说,你在这儿犯傻好了,我去看塔了。
就在这时候里面的毕刚说话了,他说,不要去看塔,怎么看它就是个塔,你们应该知道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事,听听今天的消息,黎巴嫩和以色列又开战了,我问你们,你们站在谁的一边?
天赐有点发愣,紧接着他就松弛了,自作聪明地嚷道,当然站在黎巴嫩一边!
错了!毕刚忽然笑起来,说,哪一边也不能帮,各打五十大板,我要是埃及就要出面解决这件事,我要出动航空母舰,我考考你们,假如埃及出军,他们到达黎以前线的最佳路线怎么走?
这回天赐傻眼了,我当然也不知道,但我即使知道也不愿意被一个精神病人考来考去的。我们站在窗外,看着小屋里的毕刚,必须承认我是第一次见到这种类型的精神病人,这种精神病人让人耳目一新,但我还是不愿意被他考来考去,天赐却犯贱,他说,我要是看着地球仪就知道,没有地球仪,我不知道。
然后我就看见毕刚弯下腰,从桌子底下搬出了一样东西。是一只用报纸糊起来的自制地球仪,虽然粗陋简单,但细密的国界线和仿印刷体的字迹使它看上去令人信服。我以前有一只标准的地球仪,不知丢哪儿去了,毕刚把自制地球仪小心地放在桌子上,他说,这是我凭印象自己画的,误差率不会超过百分之五。
我记得天赐就是这时候开始像打摆子一样颤抖起来,他瞪着窗内的那只地球仪,我觉得他又要说什么傻话了,但这次他的嘴唇也颤抖起来,结果什么也说不出来。
同学,我考考你。毕刚将地球仪转动了一圈,让西亚东非部分对着天赐,他说,我考考你,埃及的航空母舰怎样才能最快地到达黎以前线?
天赐瞪着毕刚手里的地球仪,他张大了嘴,可就是说不出话来。突然之间,完全出乎我的意料,这个没出息的家伙呜呜地哭起来了!他张大了嘴,突然莫名其妙地哭起来了,然后我看见他转过身子,向校办农场的门口走去,走了几步,他开始飞快地奔跑,他像个疯子一样跑了,把我丢在小屋外面。
荒唐的塔镇之行使我恨透了天赐,我本来就瞧不起他,这次就更加有了瞧不起他的资本了。从塔镇回来的第二天,我在理发店门前碰到了天赐,他穿着理发店的白围兜出来,想跟我解释什么,我根本就不听他的,我对他说,以后谁要跟你在一起玩,谁就是傻X!天赐像个女孩一样,可怜巴巴地低着头,看我是动真格的了,快快地回到了理发店里。他没有做任何辩解,因为他明白我不要听他辩解。
我说到做到,从大赐十三岁起,我就没有再和他一起玩过。当然其中更重要的原因不在我的决心,这年冬天我们一家搬到父亲单位的职工宿舍去了。
天赐后来的生活我略知一二,都是我的快嘴的妹妹告诉我的。我必须说明我对天赐沉闷无味的生活并没有丝毫同情,这是我的忙碌的生活造成的。谁都知道天赐没有朋友,我有很多朋友,而时光流逝,孤僻的天赐必将越来越孤僻,我妹妹对天赐的现状无论怎么添油加醋也不能唤起我的兴趣。惟一让我感兴趣的其实是一件不幸的事情,是女裁缝不寻常的死。我妹妹告诉我进入老年的女裁缝有一天试穿为别人缝制的寿衣,一只胳膊刚刚套进去,人就突然咽气了。这样的死法使人们对女裁缝的一生留下了深刻的记忆。那寿衣最终她自己穿了。我妹妹说天赐在女裁缝的葬礼上哭得晕了过去,让街坊邻居一致称赞他的孝行,说女裁缝还是有福气,没有白养了这个儿子,也有人说天赐是为自己哭,女裁缝一生对天赐的身世守口如瓶,她这一去就把秘密永远封存了。
聪明的读者会猜到天赐的故事中另一个重要人物是毕刚。当然是毕刚,多年以后这个丧失了思维和体力的老人来到香椿树街,寄居在铁路桥的桥孔里,几个收破烂的好心人为他提供了残羹剩饭,把这个古怪的老人当成了自己群体的一员,他们住在桥洞里整整一个秋天,这期间天赐每天骑车从另一个桥洞中经过,他知道旁边废弃的桥洞里住着一群无家可归的人,他一定曾经见到过独自坐在里面的毕刚,但是天赐不可能认出那个肮脏而苍老的人就是毕刚。
那年冬天特别寒冷,特大寒流将那些收破烂的人驱向温暖的南方,却不知怎么把毕刚留在了香椿树街上。事情说起来有点神奇,那天夜里北风肆虐,风把天赐家的一扇窗户吹开了,天赐从床上下来关窗,看见一个流浪汉模样的人坐在他家的门槛上,天赐就随口对窗外喊,去桥洞,那里暖和。他看见流浪汉回过头来,那种乐观而迷惘的眼神使他觉得似曾相识,老人说,我不冷,只是有点饿。天赐看见老人打开了身边的那只纸箱,然后我所说的那神奇一幕就拉开了,老人捧出一个圆溜溜的东西站在天赐的窗口,他说,这是手工地球仪,误差率不超过百分之五,小伙子,你给我一碗剩饭,我把地球仪给你。
我们现在无从描述天赐当时的感受,天赐不是个善于表达内心的人。我们知道的只是这么一个事实,从那个寒冷的冬夜开始,天赐收留了毕刚,当然香椿树街的邻居们大多不知道毕刚这个名字,他们的口径是天赐做善事,收留了一个流浪的患有精神病的老人。街上的孩子不懂事,我妹妹的孩子那天就跑回家,对妈妈说,天赐叔叔把一个疯老头藏在家里!
我知道天赐做了件什么事。上个星期我去香椿树街办事,路过我熟悉的天赐家的门洞。他家的门板新刷了红色的油漆,一张纸夹在门楣下面:小心油漆。我站在他家门前犹豫了一会儿,好奇心最终战胜了文明礼仪,我来到窗前,透过半掩的窗户向里面张望了一眼,应该说我运气不错,一眼就看见一个老人坐在藤椅上,身穿天赐工厂发的工作服,头上戴着一顶绒线帽,手里抓着一瓶孩子喜欢的娃哈哈饮料。他在看电视。尽管事隔多年,我还是从他安详而乐观的眼神里认出来了,那就是塔镇的毕刚。
女裁缝的故居现在住着两个男人,棉布特有的气味已经消失了,那台缝纫机不见了,墙上衣架上各种衣服裤子不见了,屋子里面却比以前更显凌乱,我下意识地四处寻找那只地球仪,突然发现那个带有传奇色彩的宝贝是在老人的身后,他的藤椅和身体把它挡住了。正是这时候毕刚发现了我,对于一个隔窗窥视的人他没有任何敌意,他指着电视机对我说,美国人又要打南斯拉夫了,我早知道巴尔干半岛三年就要打一次仗,又让我猜到啦!
我忘了我是如何回答毕刚的,也许我就没有和他搭话。我自己的事情还忙不过来,谁去管这等闲事呢。我惦记着去办我的事情,当我骑车经过化工厂那里时,一个熟悉的身影骑车从我旁边一掠而过,那个人是这故事的主人公天赐。我看见他的自行车后座上拖着一只煤气瓶,他没看见我。他没有向我打招呼。我不能确定要是我把他叫住他对我会是什么态度,现在我们不仅不能算是朋友,连街坊邻居都不是了。我看着那个背影风风火火地远去,忍不住笑出了声,我要是坦承我发笑的原因读者们会讨厌我,但我当时确实是笑了,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个人从小就让人发笑,长大了还是让人发笑,就像天赐的那些莫名其妙的亲人,尽管看上去酷似亲人,但他们终究是来得莫名其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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