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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4-冲突与变数-第6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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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无一例外，这种“稳定器说”在被引入中国的中间阶层分析时，在没有任何理论推导的前提下，就将其结论作为不证自明的理论。任何理论都有一个推演的过程，就如亚里士多德，他从中间阶层的拥有财产量的适中性，推演出中间阶层在性情上的中庸特点，到政治哲学上的理性，最后推导出他们在阶层冲突中的缓冲特征。
中国当前的社会分化具有一些西方国家、甚至其他发展中国家所没有的特点，“稳定器说”缺乏本土经验的支持。中国中间阶层的萌发具有自己的特点，综合体现在许多方面。比如，中间阶层对民主建设的消极在其他国家的发展历程中是难以理解的，而在中国则是无可回避的现实。西方已经走过的路，并不是我们将要走过的路。即使方向相似，在具体路径上也不会完全相同。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个借鉴，但并不一定适用于我国现阶段的社会转型。
“稳定器说”过于简单，不一定能够解释复杂的阶层分化。一种理论越简单，就显得越精致，但在解释社会现实时就越容易陷入偏激。我们可以发现，几乎所有的社会科学理论都可以找出针锋相对的两种观点。事物总是具有辩证的两个方面，只不过在某种时空条件下一个侧面表现更突出，在另外的时空条件下另一个侧面表现更突出。从这个角度来看，对原有一些理论的修正、甚至颠覆过程，也往往是接近真实的过程。“稳定器说”描绘了中间阶层缓和社会矛盾的一面，但中间阶层并不会用实际行动来“响应”简单理论；相反，理论应该在日臻完善的基础上能够解释更复杂的中间阶层政治作用。也就是说，我们需要舍弃过于简单化的理论局限，能够从更广泛的思路中寻找破解中间阶层与政治秩序关系的途径。
“稳定器说”是一种静态的理论，没有考虑到中间阶层本身是发展变化的。就如一个人，从儿童、少年、青年到中年的不断成长过程中，他的性情随着年龄和自身地位的变化而不断变化，我们不能从他的某个年龄段的性情完全推断另一个年龄段的性情。中间阶层自身的出现和发展是社会分化的结果，它与政治秩序的关系必然受到自身发展的影响。中间阶层在当前的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远未成形，其发展历程也很难预测。用一种静态的理论来描述中间阶层的政治作用，难免显得僵化。
第三节理性与秩序的逻辑〖1〗一理性的“去道德化”在论述中间阶层对于政治秩序的稳定作用时，常常要强调他们的理性特征。有关中间阶层理性的论述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在他看来，在人们的一切社会生活方式及城邦政治活动中，存在着过度、不及和中庸等各种状态，遵循正义即遵循中庸的行为标准。决定国民阶层地位的是拥有财富的多少，而只有中间阶层拥有适当的财富，最容易听从理性，是理想的中庸阶层：在一切城邦中都有三个部分或阶层，一部分是极富阶层，一部分是极穷阶层，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的中间阶层。人们承认，适度和适中是最好的，显然拥有一笔中等的财富实在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这种处境下人最容易听从理性，而处于极端景况的人，如那些在相貌、力气、出身、财富以及诸如此类的其他方面超人一等的人，或者是与上述人相反的那些过于贫穷、孱弱和鄙贱的人，他们都难以听从理性的安排。参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144页。然而，将中间阶层的理性道德化，并进而引申为对秩序的维护，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现实中，都并不可靠。
第三部分：政治变数“稳定器说”的偏颇（3）
在古希腊，中间阶层是否因为财富的“中等”而变得理性，或者说，财富与理性之间是否具有直接的逻辑关系，亚里士多德的解释有些含糊，我们也并没有明证。分析现代城市中间阶层的理性原因，我们更能接受两个方面的解释：
①维持相对独立的社会地位的需要。正如前文中对中间阶层内涵的分析，中间阶层获得社会资源的能力在社会结构中处于中等地位，他们不能左右其他人的命运，也不完全被其他人所左右。对于中间阶层自己的命运，他们有一定的相对自主能力。要维持这种相对独立的社会地位，他们必须在社会生活中细心计算、谨慎行动，这样才不至于落入社会较低层次，也不会被较高阶层所摆布。所以，判断能力、维护权利和适当妥协成为他们安身立命的保障。这种社会生活经验逐渐沉淀下来，成为中间阶层的理性特征。
②中间阶层的良好教育背景。从心理上讲，理性是一种价值倾向，争取利益最大化；从行动上讲，理性则是一种能力，并非仅仅希望理性就能够做到理性。在现代社会，这种理性最靠得住的保证是良好的教育。中间阶层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称为高学历阶层，其智力和见识是良好判断力的基础。在社会生活中，这种理性基础得以发挥，并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交往、社会竞争中不断受到磨炼，使得他们的理性特征越来越清晰。
对古希腊城邦中间阶层的理性特征，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停留在描述上，而是对各种阶层的品格进一步做出了对比和价值判断：头一种人（富人）更容易变得无比凶暴，往往酿成大罪。而后一种人（穷人）则容易变成流氓无赖，常常干出些偷鸡摸狗的勾当。这两类罪行一则起源于暴虐，一则起源于无赖。这些人无论是在军事机构还是在文职机构中都难以管束，他们越是桀骜不驯，对城邦社会造成的危害也就越严重。在这些人之外，那些在力气、财富、朋友以及其他这类事情上时运亨通的人也不愿受制于人，没有办法能驾驭他们。这一点在他们幼时的家庭生活中就已见得。由于生活在骄奢淫逸的环境之中，他们哪听得进教师们的指点，更不必提约束。另一方面，那些时运不济之人又容易自暴自弃。从而一种人不知统治为何物，只能甘受他人奴役，另一种人则全然不肯受制于人，只知专横统治他人。城邦便不是自由人的城邦了，而成了主人和奴隶的城邦；一方心怀轻蔑，另一方则满腹嫉恨。对于一个城邦至关重要的友爱和交往已经见不到了，而交往中本来就有友爱，然而一旦人们反目为仇，他们甚至不愿意走同一条路。一个城邦本应尽可能地由平等或同等的人构成，而中间阶层就最具备这种特征。所以我们说，由中产阶层构成的城邦必定得到最出色的治理，这完全符合城邦的自然本性。这类公民在各个城邦中都是最安分守己的，因为他们不会像穷人那样觊觎他人的财富，也不会像富人那样引起穷人的觊觎，没有别的人打他们的主意。他们不想算计他人，也无被人算计之虞。参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4～145页。经济学中的理性人所假设的是一种自然人性，在人类性善还是性恶的争论中，属于人性恶的一方。对于现代城市阶层，对理性很难进行价值判断，不能断定理性的中间阶层是“好的”，还是“坏的”。然而，在亚里士多德的眼里，理性俨然成为一种道德，非理性成为一种罪恶。理性和道德有联系，但终归不能混为一谈。从简单的逻辑上讲，有理性的道德，也有理性的不道德；有不理性的道德，也有不理性的不道德。亚里士多德只看到了理性的道德，和不理性的不道德。至于阶层归属与道德的关系，同样如此，阶层的高下并不能解释道德的高尚与否。
无论是生活常识，还是本研究中被访者对各阶层的态度，都可以看出理性与道德的分野，以及阶层与道德的分野。从本研究中的采访中，我们确实看到了中间阶层理性特征，但这种理性更多地体现为经济理性，而不是道德理性。比如，中间阶层在社会生活中具有更加清晰的判断力，看待事物更加全面、深刻。他们在处理各种矛盾时，权利意识非常强，为了自己的合理权益会奋力抗争；同时，又熟悉在妥协中寻求利益最大化的技巧。这种理性特征很接近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设：追求利益最大化，并懂得如何实现利益最大化。
比如，访谈中中间阶层对于城市民工大多表达了一种同情，这与“劳动人民”的憨厚朴实的传统形象有关。同时，很多被访者也讲述了对民工“狡诈、不地道”的印象，特别当由于家居装修等原因与民工打交道并发生矛盾时，这种印象尤其深刻。对于社会上层，中间阶层的态度同样自相矛盾。有的认为社会上层为富不仁、擅权跋扈；有的人则认为他们艰苦创业、体恤下属；有的对社会上层憎恨、厌恶；有的则心怀敬佩、羡慕。
一个被访者告诉我他装修中对待民工“策略”上的转变。开始，他为了笼络民工的感情，同时出于对于他们艰苦环境的同情，所以对装修工人十分殷勤，照顾很周到。然而，他发现工人们好像认为他“好欺负”，在他不在现场的时候做工很敷衍。所以，他后来变得苛刻严厉，专门请假监工督促，工人们才知道他“不是好欺负的”，不敢再随便敷衍，工程顺利完成。另外一个被访者则告诉我一个相反的故事。他开始对请来的保姆严加提防，后来发现小姑娘很诚实、热心，对家里照顾的也非常周到。后来双方的关系越来越融洽，竟然逐渐都快成了一家人，彼此非常信任。他给保姆加了工资，自己也不用耗费精力来提防保姆了。
将财富与理性相联系，感觉总不如将利益与理性相联系更可靠。上面两个事例中，中间阶层的态度都在转变，无论是由好转坏，还是由坏转好，都贯穿着中间阶层不变的理性特征。但我们不能就此说中间阶层在道德上是好的，还是坏的。作为一种特征，理性就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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