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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4-冲突与变数-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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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内在冲突“酝酿”的争论（5）
吴芳（30）肯定了民主建设的重要性，但同时认为许多问题的解决并不能依赖民主，渐进式的改革更加有效：民主本身是必要的，虽然它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必须循序渐进，不能期望一个办法解决所有的问题。还是要在原来的基础上慢慢改。李亮（03）认为卓越的政治领导人是逐渐培养出来的，要具有特殊的素质，而不是凭民众的个人喜好能够选出来的：中国这么大，问题这么多，领导人可不是谁都能当的，一定要用对人。合适的领导人要慢慢培养，不能你得票高就上去干了。何京（24）强调政府部门的控制作用。他作为组织干部，直接组织了这次换届选举，认为在政治上对候选人“把把关”还是很必要的，“看他历史上有没有问题”，“政府有什么样的需要”。他举例子说：现在需要知名度比较高的，收入比较高的，你要代表老百姓呀。不能一个蹬三轮的，十个人推荐你，你也当选了。⑤强调民主的负面影响。
许多被访者提到，民主也有一些负面影响，如容易导致混乱。王慧（19）就认为，民主重要，但“不能完全民主，要不就乱套了”。孔楠（22）认为，“民主选举会造成更多的混乱，不利的成分还是多。”何京（24）也认为中国民众的文化程度不够，如果急于建设民主，可能会误入歧途，导致政治领域的无序性。
这种观点似乎有政治权威主义的味道。比如，朱海（05）认为民主要建立在稳定的基础之上，稳定比民主更加重要：要民主没错，但民主是在（有效）控制之下的民主，在稳定的前提下才有民主，没有稳定的框架，怎么能民主呢？严伟（16）把民主的象征意义看得比实际意义更大：也不是民主不急需，关键是如何操作民主的进程，不引起社会动荡。何京（24）认为台湾是民主“恶果”的典型例子，政治上充满了诽谤攻讦，对于社会来讲并不是好事：它确实讲民主，可是太没有规矩了。好家伙，电视、媒体、报纸上对陈水扁、连战什么都敢说，确实民主，但我不认同。他们的选举竞争总是相互提一些负面的东西，你揭我的短，我揭你的短。我觉着该说什么话就说什么话，但首先应该是善意的。你要是为了国家，可以通过一些渠道或组织表达一些意见。很多负面的解释将民主看做效率的对立面。这种说法强调，严厉控制对于政策推行是重要的，而民主是缺乏效率的。严伟（16）就认为强势政府在当前非常重要，民主的象征意义比实际意义更大一些：对于一个转型国家来说，政府控制严一些可能比较好。好多措施，如果没有强势政府可能推行不下去，形成不了一种活力。高效的独断机制还是有它的好处的。沈智（11）同样认同“专政”对效率的重要性，并举出了“申奥”这个例子，说明举国体制在许多领域中的不可替代作用：专政有专政的好处，最简单的是要办一件事很容易办成，比如申奥，就是一句话的事，全国都是一盘棋呀，要是你反对、他反对就决定不下来了。不要民主，决定做一件事会很快，很多东西做事效率会很高。中间阶层上述解释自己民主冷淡的理由，听起来都相当地“理直气壮”。
毋庸讳言，这种现象的出现，与研究者在展开野外访谈调查之前的主观“设想”差距很大，甚至正好相反。事实上，无论从主观推断上，还是从各种国内外的研究材料中，我们都很容易倾向于这样的结论：中间阶层也许是保守的，但中间阶层是最容易接受现代政治理念的，特别是民主理念。
这样，当前中国城市中间阶层对政治理念、推进民主建设需求的消极，就成为一个不太容易解释的现象。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拜佛主义”的民主需求（1）
中间阶层的民主需求冷淡一定程度上在于“拜佛主义”倾向。
中国人传统上喜欢烧香拜佛。即使现在，我们在旅游景点的大小庙宇中仍然能看到各色人等很虔诚地拜伏在神像佛龛之下，其中不乏“有头有脸”的人物，说明这种现象和社会层次关系不大。但我们却不能就此说中国的佛教徒人数众多。因为中国人拜佛大多比较功利，平时并不会有意识地、虔诚如一地吃斋念佛、积德行善，只是到了有求于神佛的时候才想起要拜一下，并不惜重金许愿。春风得意的人是很少想起要拜佛的。而真正意义上的佛教徒所信奉的是一种信念，与功利无关，不会因有求于神佛才敬佛，也不会因无求于神佛而不敬佛。另外，拜佛在普通人的现实生活中并不是解决问题的首要选择，而是其他选择难以如愿的最后一条心理防线。
这种倾向反映在政治领域，就是中国城市中间阶层对于民主理念的功利性和短视性，可以称之为民主理念和需求上的“拜佛主义”。
毫不夸张地说，民主理念相当程度上成为了一种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可以与宗教崇拜相提并论。社会之所以需要民主，可以有两个理论出发点。一个是功利主义的，认为民主是可以促进公共利益、避免公共权力失控的制度安排；一种是价值性的，认为民主本身就是不言自明的价值诉求。西方学术界有人把它们概括为“保护型民主”（如三权分立）和“发展型民主”（如人民主权理念）两种模式，参见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第一部分，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达尔则概括为麦迪逊式民主和平民主义民主。参见罗伯特·达尔：《民主理论的前言》，三联书店、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无论这两种民主模式存在怎样的理论分歧，经过思想启蒙运动和若干世纪的文化传承、制度建设，民主理念本身作为文化价值已经深深地烙在了西方民众的意识之中。
与西方不同，民主之于东方，更多地出于功利的目的，也就是“拜佛主义”倾向，期望民主这尊“佛”能够直接解决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基本权利保障等诸多现实内容。而且，对民主所能带来的现实期望是短视的，并不会“未雨绸缪”，先推动民主建设而后期望民主成果。相反，只有在已经产生了诸多现实需求，而现有的社会资源取得方式不能满足这些需求的时候，才会想到要“拜”民主这尊佛。而且还有一个前提条件，即在亲身体验了民主所具有的优势和所能带来的利益之后，才会产生民主建设的诉求；否则，宁愿寻求其他途径来实现利益诉求。这样，即使建立了民主制度也并不稳定，一旦利益诉求不能凭借民主制度得以实现，会轻易地推翻它。
可以看出，对于中国城市中间阶层来说，产生民主需求需要双重条件，一个是民主启蒙，另一个是利益动机。而且，这两个条件并不是平行的，相对于利益动机，民主启蒙是首要的。因为，在缺乏民主启蒙的条件下，中间阶层为实现其利益动机，宁愿选择其他对于他们来说更熟悉的诉求方式，如权威主义，而不是非本土传统价值的民主理念。也就是说，如果经过了民主启蒙，即使利益动机不强烈，也会产生民主理念和一定程度的民主诉求；如果没有经过民主启蒙，即使利益动机很强烈，也不会将利益动机引向民主理念的建立和对民主的需求。这种民主需求的双重条件和优先顺序要求，使得在接受民主理念上显得比较困难，容易导致民主冷淡现象。
说到底，“拜佛主义”反映的是东西方在接受民主观念上的文化差异。民主理念是一种纯粹西方的价值传统，这种政治文明成果在当前的世界中是否具有普适性，是个充满争议的课题。但本土文化对民主实践所产生的影响，却是任何学者都不能否认的。他们的争议在于，民主的普适性能否克服这种本土文化的差异，超越传统价值观念，成为新的主流价值观。
中间阶层是社会骨干阶层，作为社会转型中所分化出的新生力量，拥有较高的教育背景，接受了许多新事物和观念，其中许多来自于西方。但民主启蒙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对于其他阶层如此，对于中间阶层也是如此。正如朱海（05）所说：“我们这个民族还是一个习惯被统治的民族，严厉的制度约束还是适合中国的，至少比较稳定。”只不过，中间阶层对新价值观念的接受速度较其他阶层要相对快一些，在接受程度上要相对高一些。
对于当前的中国城市中间阶层来说，社会现实为民主需求所提供的条件恰恰还不充分，从而导致了他们的民主冷淡：缺乏民主理念启蒙，缺少利益动机，利益动机的实现有其他替代性的诉求方式。这些社会现实条件的约束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①舆论长期引导所产生的效果，直接延缓了民主启蒙的进程。这种舆论引导的效果，对于整个社会民主理念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是深远的。甚至，这种引导经过长期沉淀，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意识形态式的影响。这种意识形态影响与其他类型的意识形态影响具有共同的特点，比如程式化、不加分析、无可置疑等。即使对于那些具有较高文化层次和分辨能力的中间阶层来说，这种影响也已经潜移默化在价值观念中。
比如民主建设与民主素质问题。本研究中的很多被访者以国民素质不高作为否认民主建设可行性的首要理由。然而，当前国内的民主实践恰恰是从“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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