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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4-冲突与变数-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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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s of the field： On Writing Ethnograph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USA； 1998。在具体应用中，往往不是仅仅局限于一种表述方式，作者把“现实的故事”与“坦诚的故事”进行有机组合，形成本书的叙述风格。
定性研究是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互动过程，即上文中所说的“坦诚的故事”。研究者是个“学习者”，从被研究者方面得到大量新鲜、生动的信息，激发其灵感的火花，逐渐打开思路。被研究者在与访问者的互动交流中整理思路，从访谈体验中被激发起记忆和潜意识，重构知识体系。为了体现这种交融式的交流风格，在本文对访谈的叙述中，作者使用了第一人称“我”。这样，研究者不再处于完全超然与客观的地位，而是被放置在开放式深度访谈的场景之内，与被研究者一起作为定性研究的主体进行反思、思考。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中间阶层的结构特征
“双色蛋糕”模型描述了中间阶层各群体在二元性社会资源分配机制中的分裂特征，形成了其内部异质化的基础。
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现代市场经济的理性和政治体制封闭三种因素混合在一起，并产生扭曲，构成了中间阶层所特有的精神世界：扭曲的“市场知识分子”人格。
政治选举中的消极，民主需求的“拜佛主义”，社会运动中的谨慎，对公共事务的关注，维权运动中前所未有的热情与主动，这些矛盾的参与取向中贯穿着中间阶层的理性线索。第二章中间阶层的结构特征
当代的“吏阶层”：基层公务员〖1〗一安身立命的职业北京市区不仅有市级机关，还驻扎着庞大的中央机关，甚至还包括外地驻京的办事机构和外地来京的政府人员。所以，来自政府机关的公务员中间阶层群体，其阵容之庞大，在市民中比例之高，不是中国任何其他城市可比拟的。
古代的官场中有“官”和“吏”的区别。官之所以为官，在于可以“管”人，掌握人的命运，包括“吏”的命运。“吏”是做事的，比如那些班头、文书先生、账簿先生、师爷等等，虽然管的事大小不同，多少不同，但都可以影响到一些事情能不能办、如何办、办得顺不顺利等。作为我们研究对象的公务员中间阶层群体，可以看做现代的“吏阶层”，是相对于“官”而言。但要注意的是，我们这里的“公务员”并不是官方文本正式表述意义上的“公务员”，而是日常百姓生活中习惯称呼意义上的机关基层公务员。比如，按照公务员法，国务院总理也是一级公务员，但他不是我们的讨论对象，我们通常把这些较高级的“公务员”称为“官员”。至于什么级别以下的公务员可以作为中间阶层意义上的“吏”，是个比较头痛的难题，因为中国的机关公务员制度本身并不完善，具体公务员的职务权力、个人影响力、收入（包括正式收入和隐性收入）、社会地位等很难单纯从职级上进行划分。如果非要找出一个简单而且很容易引起争议的标准，可以把职级在正处以下（包括正处）的中央机关公务员都归入中间阶层，而北京市级的机关公务员职级标准可以降为副处（包括副处）。当然，如果到省市地方，特别是一些小城市地方，标准应该更低。
这里所说的公务员里并不包括无公务员身份、管理职务和专业技术的机关勤杂人员。比如担任街道办事处副主任的尤军背景见附录，下同。作者注。（23）给我介绍他们单位的人员构成：一共有140多人，但具有公务员身份的只有60多个，其余80多人都是各种勤杂人员。另外，这里的“机关”是广义的，不仅局限于政府行政部门机关，而且还包括参照公务员待遇的党务机关、人大机关、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司法机关、政协机关等，甚至那些按事业单位编制、但实际行使行政机关职能的单位也包含在内。当然，这种复杂的机关单位格局是由当前中国的特殊国情所决定的，很难让一般国外学者所理解。
公务员是一个比较体面的职业，在国内尤其如此，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多少带着一些光环。相当程度上，公务员是社会结构中资源占有的强者，他们的收益可以体现在职业稳定、社会保障、上升空间、社会地位、体制资源、权力寻租等综合方面，或者其中的几个方面。当然，这些收益空间也充满了变数。
稳定是评价职业含金量的重要因素，它带来长期的职业收益和可预期的收益底线，并在心理上为从业人员减少了很多压力。从稳定性上看，靠近体制权力的公务员的工资收入无疑比更市场化职业的工资收入更有含金量。尤军（23）以前在区委办公室工作的几年时间里，上班时间主要看看报纸，喝喝茶水，聊聊天，“无所事事”。张兵（26）从军队转业的时候对企业工作更有兴趣，但为了他的“三个女人”（他的玩笑话，他把母亲、妻子和女儿统称为自己的“三个女人”），最终选择了中央机关单位。因为，女儿要上学，在机关单位工作可以为孩子选择比较好的学校；太太在企业里工作，不太稳定，需要他有个稳定的收入来维持家用；另外，母亲需要照顾，工作不能过于劳累，不能经常出差。
公务员有当前最好的社会保障，解除了许多后顾之忧，并可以提供事业发展空间。张兵（26）1996年刚转业到机关上班不久，就赶上了新一届政府的中央机关机构改革，要精简分流。分流的条件很优厚，正如张兵（26）自己所说，“谁被分流谁就是为国家做贡献”，理应得到补偿。其中分流人员的一个去向是去国外大学或国内一流大学读研究生，费用全额报销，读研期间人事关系仍挂靠在机关。就是说，在工作保留的前提下，完全脱产读书。毕业之后，原单位还负责推荐工作。张兵（26）动了心，他感觉自己的教育背景和文化基础不够扎实（毕业于军队院校），梦寐以求的就是到正规普通大学学习。但因为当时为了“稳定军心”，分流改革方案没有把军队转业干部列为分流对象，张兵主动申请“下岗”的要求没有被批准。但张兵（26）希望读书的想法一直没有改变，后来终于考上了在职硕士，培养费仍然是单位报销的。这种工作、读研两不误，自己还不用承担学习费用的特殊待遇，只有在机关里比较常见。张兵（26）还谈起过他的一个朋友，在机关里工作平平淡淡，但有机会出国学习两年，单位给几十万元的花费，所以至今舍不得离开机关工作。尤军（23）的大多数大学同学没有在行政机关工作，而是到了公司当白领或者自己创业做企业。我问他和那些同学相比较如何，尤军（23）的回答非常干脆：我觉着自己的选择是对的。在公司里风险太高，可能发财，生活比较丰富一些，但很难说将来会怎么样，不一定有好的预期。这里的“预期”就是职业的上升空间。许多公务员即使没有明显的职业收益优势，能够吸引他们继续留在机关里的，是他们对事业上升空间的预期。这种预期，也为公务员拥有的社会资源增添了无形的含金量。公务员的这种上升空间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施全（29）的企业在和一个人民团体中央机关的下属事业单位合作，除了一些直接的经济考虑，更是为将来的发展提早铺路。他说，这个部门虽然本身没有“实权”，但“十几年后，他们里面很多人将来到了地方或者留到中央，可能都是一些政府骨干力量”。现在的合作可以提供很多与部门公务员的个人交往，在将来可能转化为加以利用的人脉关系。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烦恼与变数
但实际上，公务员并不一定都那么轻松惬意，至少在他们跨越中间阶层为“官”之前是如此。尤军（23）所在的街道办事处地处繁华地段，但并不在街边，隐藏在高楼后面的一栋毫不起眼的低层楼房里，曲曲折折才能找到。他的办公室很旧，没有什么装修，是倒退许多年所有办公室的形象。最让我惊讶的是，他的办公室里竟然没有电脑。中央机关的公务员普遍比较忙碌（至于忙碌的内容，另当别论）。在某部委工作的金宇（27），经常封闭到宾馆里起草各种文件材料。他强调说，这些工作不是和做学问一样可以慢慢做，而是有时间限制，经常是要求几天内交稿，节奏很快，心情很紧张。遇到赶稿子的情况，就没有了时间概念。除了熬夜，周末也不能休息，整天就坐在电脑旁边，房间到处铺满了各种参考资料。惟一的休息是晚饭后在宾馆下面散散步，有时候连这种放松都不能有。金宇明显有些脱发，看起来四十上下，但实际只有三十五、六岁。金宇（27）说，这些年太劳累了，精神上一直处于一种紧张状态。
同时，公务员的职业发展空间在现有体制下并不透明和规范，充满了变数。金宇（27）面临着从副处到正处的升迁，但没有决定是留在现在的处里，还是调到其他处。金宇（27）有很多想法，希望能在某个领域的工作上施展自己的才华。对于现在的工作，他感觉有些枯燥。但现在的业务已经非常熟练了，毕竟积累了几年时间，如果转到其他领域，有些可惜。我问他在兴趣和业务积累之间如何选择，他说其实并没有选择，机关里面的工作安排有时不会太多考虑个人的兴趣和事业设计，主要还是要看领导的意图。几个月之后再次和他联系，得知他在所在的处里被提为处长，代替了升迁为副局长的原处长的位置。
尤军（23）大学毕业后在区委机关里的四年时间一直是科员，平调到街道办事处一年之后提到副科级。市里曾下文要求，所有街道办事处的副处级干部年龄必须在三十岁左右，而当时区里这种年龄段的副处级干部只有十几个，处于青黄不接的处境，所以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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