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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4-冲突与变数-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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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社会中间阶层成了国内理论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这种关注有三个方面的必然性。其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迅速导致了社会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作为一个重要利益群体的中间阶层正在中国逐渐兴起；其二，从西方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社会中间阶层对于民主政治和社会稳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国内的许多学者也据此判断，中间阶层的状况对中国未来的政治发展也将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三，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政治重心从阶级斗争转移向经济建设，淡化“阶级”概念而重视“阶层”概念，事实上已经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一种现实语境。不过，已有的关于中国社会中间阶层的众多研究，大多是一种社会学的观察和分析，鲜有从政治学角度所做的研究。其实，从政治学的方法分析社会中间阶层，具有社会学的分析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一点正是我向出版社和读者推荐该书的主要理由。
本书作者张伟博士，是一位刚从北京大学完成学业的年轻学者。青年人的最可贵品质，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勇于开拓，敢于创新。从本书的选题，到研究工具的使用和最终结论的形成，无不体现这一可贵的品质。作者选择用政治学或政治社会学的方法，考察正在兴起的中国社会中间阶层，这本身就是一件有着相当开创性的工作。作者在本书中对一些已有的定论，如对中间阶层是“社会政治稳定器”的主流观点提出的质疑，就更具有挑战性。张伟博士所做的这些具有创新意义的研究，未必能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而它之所以仍然值得高度称道，就是因为他的研究基于深入细致的调查和观察之上。全书的分析，主要立足于深度访谈等实证资料的基础之上。从这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本实证性研究的著作，实证性是本书的又一特色。
国内政治学界开始日益重视社会中间层的研究，我充分相信，本书的出版必将对进一步推动这方面的研究起到其积极的作用。
俞可平
2005年5月9日晚于京城北郊冲突与变数——中国社会中间阶层政治分析
第一部分：导论中间阶层的政治命题
中间阶层现象中国民众对中间阶层的认识一度是贫乏和抽象的。中国古代社会基本上属于中间部分缺失的社会结构，惟一称得上中间阶层的或许是所谓的“士”阶层，即古代的知识分子阶层。真正意义上的中间阶层出现在近代，与西方相比要晚近一些。他们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的萌发而产生，并在20世纪上半期逐渐形成一支新生的社会力量。为着与马克思相同的阶级分析目的，即寻找革命的依靠、敌人和同盟，毛泽东在其经典著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论及了中间阶层，它包括“中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自耕农，手工业主，小知识阶层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传统中间阶层在其后的几十年间销声匿迹。中国的阶级阶层结构如此简单，正式文本中只有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和作为同盟军的农民阶级，其他所有“异质”社会层次都被历次政治运动涤荡得干干净净，至少不再承认他们的合法存在，只把他们作为“残余”、“专政对象”，扁平状的社会结构根本没有为中间阶层留下空间。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中间阶层已经成为一个抽象的概念，或历次政治运动中一个似有似无的批判对象。对中间阶层的认识，与其说来自社会体验，不如说是来自经典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教科书上千篇一律的描述。只有政治地位定性充满争议的知识分子阶层身上还残留着些微中间阶层的痕迹——而正是这种痕迹成为知识分子命运坎坷的原因，他们的社会地位一度沦落到“臭老九”的悲惨地步。几经周折，知识分子得到政治上的重新接纳，政治上定性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或者工人阶级中的一个特殊阶层，但其传统中间阶层的社会结构地位已经荡然无存。
中国的社会转型开始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如果把1949年前称之为慢速发展阶段，1949年至1978年称之为快速发展阶段，那么1978年至今则可以称之为转型加速阶段。郑杭生主编：《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发展报告》，第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大幕拉开，二十余年的时间，中国一直处于风起云涌的社会转型时代。这种社会转型几乎跨越了所有领域，从社会结构、经济财富、政治制度、心理意识、文化道德等各个方面冲击着这个社会中的每一个角落和每一个人的内心最深处。有学者将这种社会转型概括为四个方面：从自给半自给的产品经济社会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转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型；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等。陆学艺、李培林主编：《中国社会发展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社会转型中最本质的变化应该是阶层分化（stratification），这种影响深远的宏大社会场景变化仅仅用一堆数字资料来描绘是远远不够的。社会不知不觉被分化成了不同的人群：一些新的社会力量正在形成、壮大，相反，一些传统的群体却在萎缩。原来地位优越的城镇产业工人发现自己正在丧失值得夸耀的资本；一些曾被人不屑一顾的“投机倒把分子”在腰包鼓起来之后腰杆也“壮”了许多；越来越多的农民洗去腿上的泥巴来到“城里”，“农民工问题”成为城市管理者新的困扰；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得到了确认，但遭遇到了“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种种尴尬、不满，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末的风波之后他们在经济大潮中重新找回了自尊和自信……原来融洽、平和的人际关系，好像一夜之间变得隔阂，不同的人群逐渐被一种无形、但难以逾越的障碍所分割。比邻而居、和和气气几十年的老相识，有人突然搬到了高尚住宅区，那里住的都是有钱人，在小区门口都能感受到保安异样的目光，和自己心中的胆怯……人们在重新审视自己的社会位置，并观察着别人的社会位置，交往中下意识地寻找着那些和自己差不多“档次”的人群。各种人群逐渐有了一些层次标识并被整个社会热烈地谈论着，其中夹杂着艳羡、愤懑、鄙视、同情等各种复杂甚至难以名状的情感变化。以往这些阶层标记只是记载在教科书上，或者在文艺作品中描述西方世界时才出现，可现在却清晰地洋溢在整个现实社会中，规束了每个人的交往空间和距离。转型中的社会，必然充满着文化、政治与经济等综合层面的失衡与冲突，不再能用简单的意识形态化的“人民内部矛盾”来概括和化解；同时，在这种失衡与冲突之中也孕育着社会的向前发展。
中间阶层出现并被社会意识仅仅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而中间阶层现象被整个社会所关注、追捧并引发学者的讨论更是近三、五年的事。与中间阶层相关的一些称呼在人们的生活中不断涌现，如中产阶级、中产者、中间群体、白领、小资、波波等；令人眼花缭乱的时尚杂志，越来越多地声称定位在中间阶层；中间阶层的生活方式，被社会许多人所艳羡和模仿；通过个人努力，加入中间阶层，成了青年人的奋斗目标……
学者们自然不会放过这种新现象，从各自的专业领域对中间阶层做了许多探讨，并提出了许多热切的期望：经济学者期望中间阶层能拉动疲软的消费市场，文学批评者期望中间阶层成为社会文化主流，社会学者期望中间阶层能带来社会稳定……不管中间阶层的构成是哪些人，这个阶层的数量规模有多大，其发展来源和趋势是什么，越来越多的目光和期望都已经开始倾注到中间阶层身上，这至少说明了一个新的社会结构类型确切出现了。
第一部分：导论二政治与社会（1）
如果说民众和媒体都是凭零星体验和想象来谈论中间阶层，那么我们期望不同领域的学者们能从各自的视角理性、深刻地为我们描绘出当前中间阶层的真实画像，并且在严谨论证的基础上对中间阶层的未来走向、影响等做出分析。阶层分析是社会学的传统领域，许多学者已经做出了相当的努力，并取得了许多成果。但是，基于一个政治学理论研究者的敏感，为中间阶层提出相应的政治命题并做出深刻分析也不可或缺。如果对这中间阶层现象视而不见，在理解中国政治稳定和变革的社会背景时就可能会产生偏差甚至背离。
社会与政治两个领域从来都是密不可分的。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就认识到了人与生俱来的政治性，所谓“人天生是政治性的动物”。政治与社会的这种密不可分的关系，可以用“社会的政治性和政治的社会性”来集中表述。以政治与社会的相互关系为研究对象，是政治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基本目标是分析社会结构和政治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如传统政治学一样提出一个政治行动纲领。参见《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关于政治社会学的解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版，第572~574页。20世纪50年代末，政治社会学在学术组织、学术规范上实现了制度化，其作为一门独特的分支学科地位得到了确认。李普塞特所著《政治人》堪称政治社会学的里程碑，它强调了政治社会学领域的一些至关重要的发展，在解答阶级结构的基础上解释了政治行为的问题，把许多政治冲突的研究建立在社会集团冲突的分析基础上。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版。其实，阶层与阶级分化问题历来是政治社会学的一个主要内容，其中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就是一个典型例证。政治特性需要社会结构作为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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