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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亲历的三次国共谈判-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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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贴了一幅：“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张问：“这段话出在那里？”我说：“就在《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张又问：“你的看法呢？”我答：“这很清楚嘛。论时间，是1927年；论空间，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论对象，是地主阶级。”张听了脸上极不好看，但不做声。——这是无言的批评，当然是有针对性的。
“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在天安门多次接见红卫兵，每次张治中都看电视，我在旁陪伴。天安门上空随风飘扬的四个伟大万岁的标语，字特大，非常显眼，张看了一个劲地摇头，但不吭气。他的意思我清楚：“我们不是向来反对个人崇拜的吗？”
1967年国庆，张治中的病体已很不支，但仍由警卫员用手推车送上天安门城楼。张见到毛泽东直言不讳地说：“你的步子走得太快，我们跟不上！现在被打倒的干部不止5％了吧？！”——这可以说是张对毛的最后批评。在这种时候，这样的场合，敢于提出这样的问题，该有多大的勇气呀！
第五部分十、张治中与周恩来：黄埔军校一见如故
周恩来是张治中历次国共和谈的主要对手和朋友。古人说，人之相知，贵相知心。周恩来、张治中虽分属中共和国民党，各有其立场和观点，但他俩毕生推诚相处，友谊之花，经久不衰。
性格豪爽的人朋友多。周恩来和张治中都是胸怀坦荡、光明磊落的人，而且他们都具有豪爽、健谈的性格，所以他们的朋友都多。在大革命时期，两人在黄埔军校一见如故，张治中晚年写回忆录时说：“（周）为人很热情，谈吐、风度、学养都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张治中一生，坚持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这是他和周恩来之间友谊的基础。
1924年，大革命开始，国共两党实行第一次合作。同年6月成立黄埔军校，当时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张治中初任军事研究委员，后任入伍生总队长、军官团团长。张和周同恽代英、熊雄、高语罕以及邓演达，相互之间来往密切，和苏联顾问亦相处甚好。
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既有联合，又有斗争。当时黄埔军校的斗争，正是两党斗争的一个缩影。黄埔军校建校伊始，就先后成立了反映中共主张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和代表国民党右派主张的孙文主义学会，两者斗争激烈。张治中受中共朋友和苏联顾问的影响，政治上倾向青年军人联合会；但他是保定军校的毕业生，当时蒋介石手下重用的人，尤其黄埔军校众多的军事教官，除少数几个日本士官生外，都是保定军校的学生，所以张治中就成为两派拉拢的对象。
张出身寒微，青年时代度过多年流浪生活，吃过很多苦头，这使他从感情上自然而然地趋向中共。张的主张、言论渐趋“左”倾，使提拔重用他的蒋介石起了疑心，蒋曾背后问过王懋功：“张治中是不是中共分子？”王力辩说：“不是。”这时正值国民党黄埔军校特别党委第四届执委会改选，张得到多数票，被选为执行委员。不久，“中山舰事件”爆发，中共许多党员被逮捕，周恩来亦受软禁。这是蒋介石对中共采取的第一次阴谋行动，他本人却伪装不知，并召见了张治中和邓演达。张治中对此事提出批评，认为它将导致国共两党分裂，对国民革命不利，而且措辞尖锐，态度激昂。蒋略加解释。张、邓退出后，邓对张说：“你太胆大，太冒失！”这段时间，张起了参加中共的念头，向周恩来提出。周恩来很高兴，说：我得请示组织才能答复你。过了一些时候，周对张说：欢迎你参加，不过，你的目标大。两党曾有约，中共不吸收国民党高级干部入党，现在有所不便，不如稍待时机为好。但我们今后一定暗中支持你，使你的工作好做。新中国建立以后，周、张在北京曾谈起这段往事，张说：“这可能是我的政治生命的转折，如果当时成为中共党员，我的历史就得重写了。”周说：这很难说，有多种可能性。
1925年7月，广东国民政府宣布北伐。北伐军由广州出发，迅速推进，1926年9月、10月先后克复武汉三镇，张治中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教育长兼学兵团团长，留驻武汉，周恩来则随军由前线转到上海，周、张接触因此中断。
蒋介石到南昌后，反对革命的凶相毕露。在1927年“四一二”前夕，黄埔一期生、原任张治中军官团连长的陈赓突然秘密来见张治中，说是要到上海去，需要旅费。张很关心周恩来的安全，问陈：“恩来先生现在何处？”陈说：“已到上海。”张弄了旅费给陈，一再叮嘱说：“情况不对，你到上海告诉他，行动务必小心！”显然，张已嗅到火药味了。
“四一二”事变爆发后，张治中由武汉到上海转南京，出国到欧美考察，回国后担任国民党中央军校教育长，一干就是十年。他当时心情十分苦闷：眼看国共两党分裂，孙中山的三大政策遭到蒋介石的肆意蹂躏；又见蒋相继发动了五次对江西苏区的围剿……张治中要求担任中央军校的职务，用心良苦，是有意回避国共两党的斗争锋芒。这十来年中，他五次带兵打仗，两次是抗日，两次是军阀混战，还有一次是对李济深、蔡廷锴领导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作战，但从未与中共军队打过仗。
真诚的友谊，在逆境中，在患难相济间会愈加巩固。周恩来和张治中之间，在长时期中能相互谅解、合作、支援，他们的友谊是经得起考验的友谊。
第五部分十、张治中与周恩来：患难相济真诚合作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是年底，张治中从淞沪战场调出任湖南省政府主席。不久，周恩来任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驻武汉，常到长沙；徐特立任中共中央驻湘代表，叶剑英任南岳游击训练班副主任，他们也常到长沙。于是，张治中和中共中断了十年的关系又恢复了。张、周、徐、叶时有过从。
1938年，武汉沦陷不久，湖南发生了长沙大火事件。火烧长沙是蒋介石下令并指定张治中负责执行的，张对部下是有明确指示的，但执行人员误信谣言，仓皇间不经请示批准，没有放空袭警报就到处点火。张治中在梦中惊醒时，火势已蔓延开来，电话线路不通，无法挽救颓局。他深知闯下了大祸，十分焦急。周恩来事后由郊外回城，看到张的惊恐、憔悴之状，就细细问明详情，指出其责任所在，并温言加以劝慰。张随即将以国民党中宣部和政治部名义发布的《长沙大火真相说明》稿送请周恩来审阅。周认为国民党政府单作军事抗战，不依靠、发动群众，实施所谓“焦土抗战”的方针是错误的，所以，一方面通过《新华日报》社论对此事给予严正的批评，同时对上述文稿字斟句酌，修改了多处，特别是对起火原因作了中肯的分析，除指出负责人误信谣言、准备不周、临时急躁外，还在两处加上“自卫民众激于义愤，以为敌寇将至，自焚其屋”等字句。张治中对此由衷感激。认为正当各方责难纷来、落井下石之际，老朋友能对他持谅解态度实在难得。
1938年底，国民政府迁重庆，张治中亦于1939年年初调重庆工作。1941年1月7日，“皖南事变”发生，新四军损失惨重。13日，蒋介石令军令部拟具处理新四军方案呈阅，何应钦于15日上午召集军委会会议研讨。方案分甲、乙两案：甲案主张明令撤销新四军番号；乙案主张不撤销番号，任其渡江北上，观其动态再作处理。讨论时，副参谋总长白崇禧首先发言，极力主张采用甲案，张治中则主张采用乙案，理由是：如照甲案处理，则将引起两党进一步分裂；现在大敌当前，半壁江山沦于敌手，内部分裂为形势所不容。白、张两人来回争辩，以至于面红耳赤，气氛十分紧张。张最后说：如意见不能统一，可否将甲乙两案同时呈上去？白随即拍案起立，大声呵责：你身为政治部长，怎能说出这种话？！张见白感情冲动已极，就不再说了。张、白二人原是保定军校同期、同科、同班、同桌、同寝室的同学，关系至为密切，而入世以后，政治上分道扬镳，真可谓泾渭分明。
1941年年底，日本偷袭美海军基地珍珠港后，美总统罗斯福派他的私人代表居里来华谈援华抗日事。居里临走时约会周恩来。某日，党政军联席会议上有人提议：明日居、周将要会见，找个借口把周恩来软禁一天，使他们不能会面。跟着，会上的人你一言，我一语，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张治中既气愤又感到好笑，开始时还在一旁静观，后来看越来越不像话了，忍不住站起来说：约会的事，委员长当然不会不知道，现在他既然没有交付讨论，何必白费时间？何况，现在还不清楚究竟主动约会的是居里还是周恩来。且软禁主张殊不高明，不仅将激起中共的反对，而且易使美方误会，影响美援，可谓有害而无利，万万不可。至此，大家才停止讨论。
1945年秋的重庆谈判，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中的一个高潮。谈判过程中，张治中和周恩来合作得不错。张治中不但是邀请毛泽东到重庆的建议人之一，而且和赫尔利亲到延安迎接，保证了毛泽东的安全。毛泽东到重庆后，他又慨然答应把他的官邸桂园腾出，借给毛泽东和周恩来使用；对于警卫问题、接待问题、会议程序问题等，都主动热情地和周恩来协商解决，处处表现出推诚合作的精神。谈判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双方自始至终“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多次濒于破裂。在关键时刻，我看到张治中常常绕室彷徨，来回踱步，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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