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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亲历的三次国共谈判-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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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失策的是，蒋介石在接收东北时，派了一个政学系中坚分子、典型官僚党棍熊式辉去沈阳。熊去时，带了一大批“蝗虫”去“劫收”，把东北划分为九个省，由政学系的徒子徒孙就地分肥，明争暗夺，贪污受贿，弄得乌烟瘴气，民怨沸腾。这些人，对蒋介石的抢占东北只能起破坏作用。原来，开始蒋介石准备派张治中去东北组设东北行营，张连初步的人事安排都准备了，我们这些身边的工作人员正秘密准备。谁知政学系把东北看成是块大肥肉，据有东北，正好为一派一系搞发展，他们的头头在蒋介石耳边嘀嘀咕咕，把张治中改派到西北。张向来不谋私利，不搞派系，对此当然不会表示异议。有人说，熊式辉既是保定军校生，又是日本士官生，和蒋介石一样，得到重用是一点不奇怪的。蒋介石用人从来依赖“三缘”——血缘、学缘和地缘，熊正是三缘之内的人物。
话说回来，在《停战协定和声明》签订后不久，东北就发生了“营口事件”，蒋军向中共军队进攻。从这个“协定”说，除了长江以南和东北有条件的军事调处外，应对全国普遍适用，于是马歇尔于1月24日通知国共双方，建议立即命令北平军调部派一执行小组前往营口调处。以后东北发生类似事件，均由军事三人小组命令军调部照办。中共方面同意了，张治中也认为这很合理，但是蒋介石坚决拒绝。到同年2月22日，马歇尔再次建议，认为派遣军调小组，不仅可以调处冲突，亦可以为讨论中的军队整编方案实施复员时打下基础。中共方面也同意了，张治中也认为完全合理，但是蒋介石又再次坚决拒绝。
事情很清楚，蒋介石已决心以军事方式抢占整个东北，不愿在行动上受到限制。以后冲突越来越多，越来越激烈，直到马歇尔回国述职那一天，蒋才被迫勉强同意派遣军调处小组到东北去，但又提出许多条件加以限制。马歇尔走了，由吉伦将军代理，直到3月27日，吉伦邀集张治中、周恩来反复讨论，才正式作出决定：
由精选人员所组成之执行小组应立即派往东北执行下列诸指示：
一、小组之任务仅限于军事调处工作；
二、小组应在政府军队及中共地区工作，避免进入苏军留驻之地区；
三、小组应前往冲突地点或政府军与中共军密接地点，使其停止冲突，作必要及公开之调处。
张治中认为，这个停战协定是签订了，但是行动太慢，局势已恶化到不可收拾，这个协定是终究解决不了东北问题的。根本问题在于蒋介石不愿放弃消灭共产党军队、独占整个东北的野心。
问题还不止此，更糟糕的是蒋介石在这段时间内做出了一系列恶化局势的事情。3月16日，蒋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公然声称要撕毁《政协决议》；3月31日，蒋军继续向营口、本溪、四平街等地大举进攻；4月1日，蒋在国民参政会发表演说，公然推翻《东北停战协定》；同时派遣优势兵力包围豫南、鄂北的中共部队，进攻热河赤峰中共部队，拒不承认华南地区中共军队的存在，还派遣空军到延安上空进行侦察，等等。这些都使得政治气氛大大变坏，军事冲突更加紧张。到4月中，苏军从长春撤出，中共部队即从伪军手中解放了长春。
长春问题是解决东北问题的一个严重障碍。从中共方面说，在抗日战争中，从敌伪手中解放领土，人人有责，不是哪一家所能独占。无论《双十协定》、《政协决议》或《停战协定》，对此都无明文规定不许解放，《东北停战协定》亦只说“双方另行商谈”。但是蒋介石却顽固地认为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规定，他有权从苏军手中接收东北全境，并且曲解1月10日的《东北停战协定》，把向东北开入国民党部队不受停战协定的限制说成是有权占领所有地方。因此悍然声称，中共军队必须撤离长春，让蒋军加以占领，才能开始谈判东北的军事部署与政治问题。殊不知，中苏条约只能约束两个国家，而不适用于中国内部；整军方案亦只规定：到整编完毕后，在东北地区国共双方各占兵力，而无规定双方应驻何处。
到这时候，张治中被任为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的任命公布，急于筹备往西北事宜，而蒋介石也忙于准备还都南京。至此，军事三人小组会议已接近尾声。国民党方面委员先后由陈诚、徐永昌继任，此两人一向都不是主和之人，不可能胜任此职，于是蒋介石亲自出面。以后有关国共两党的事，由马歇尔奔走于蒋介石、周恩来之间，三人间接谈判，而不采取会议形式。到同年6月，蒋介石大打出手，掀起全面的内战。战的一手出笼，和的一手自然只有休息。两党和谈，至此几乎陷于休眠状态。
第三部分五、张治中三到延安：一到延安
张治中的一生，周旋于国共两党的斗争和联合之中。我作为张治中的机要秘书，亲历亲见诸多。他主张两党合作，反对国家分裂，积极参加国共和谈，曾三到延安。
张治中参加国共和谈，主要有三个高潮，首先是重庆谈判。
1945年8月，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远东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和蒋介石先后宣布只有国民党部队才许接受日本投降，为中共方面所坚决拒绝。国共两军在各地发生冲突。张治中旧事重提，建议蒋介石正式邀请毛泽东到重庆来谈判。蒋同意了，接连三次去电邀请。中共方面也同意了。这时正好先任罗斯福总统的代表、后任美国驻华大使的赫尔利奉命参加国共调停工作。于是蒋介石派张治中偕同赫尔利于8月27日飞赴延安，第二天就顺利地陪同毛泽东到达重庆。这就是一到延安。
在这里，有一点是必须交代清楚的。蒋介石为什么接连三次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当时言人人殊，各种分析推测都有。说穿了，蒋向来玩弄反革命的和战两手。战的一手，以何应钦、陈诚、白崇禧等为代表；和的一手，以张治中、邵力子等为代表。前者是实的、主要的，后者是虚的、次要的。两者轮换使用。当战争准备未完成前，把主和的张、邵等推出来；一旦准备好了，就让主战的来代替。抗战胜利后，国统区百孔千疮、筋疲力尽，无力进行大规模战争；加以国内外人心厌战，蒋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邀请毛泽东到重庆来的。他对中共的态度，一是恨，非吃掉不可；二是怕，他常对心腹左右说：“共产党厉害呀！你们不行。”
毛泽东到重庆是身入虎穴，首先面临的是安全问题。周恩来对此费尽脑筋。红岩坡陡阶多，会客不方便；曾家岩五十号又太狭小；比较合适的是张治中的官邸中山四路十八号桂园。房舍和设备比较合用，而且距离曾家岩和红岩都不远。周一开口，张马上同意，自己把全家搬到复兴关中训团内的一所平房去。
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是当时轰动国内外的大事。蒋介石内心的打算是另一回事，但他在毛泽东刚到重庆的第一天（8月28日下午三时四十五分），就在张治中、邵力子陪同下亲自登门拜访，跟着又设宴欢迎毛和代表团。第二天就接毛和代表团到他的官邸林园交谈。毛、蒋单独谈了三天，双方代表又不断交换意见，各项问题都接触到了。当时中共的代表正式指定为周恩来、王若飞；国民党代表除张治中外，还有王世杰、张群和邵力子。王世杰根据9月2日双方代表交谈的内容，写下一份《今日商谈之结果》。包括：政治协商会议问题；国民大会问题；民主自由问题；政党地位问题；释放政治犯问题；解放区行政问题；中共军队问题；受降问题共八项内容。
外间传说，蒋介石对谈判无准备，一切方案都由中共提出，蒋只好消极对付等语。这不符合事实，也小看了蒋介石。他有他的一套。他当时的设想是：先由双方交换意见，摸中共的底，自己先不说话，然后提出要点。不过中共方面确实掌握主动，先声夺人。8月25日就发表了《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提出以和平、团结、统一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原则和前提，并始终坚持这一原则。国民党对此义正辞严的原则无法拦阻，终于同意写入协议。但是蒋另有打算，就是准备抽象赞成，具体否定。他的做法是提出“政令统一、军令统一”，而且“先军队国家化，后政治民主化”，首先把中共的军队化掉，其余的再说。
9月3日下午，中共代表提出的《谈话要点》内容共十一项；蒋介石根据王世杰归纳的《今日商谈之结果》，拟就一份《对中共谈判要点》交给张治中。从蒋介石亲拟的这个谈判要点看，是毫无诚意的。不过张治中等仍不得不据此和中共代表商谈。蒋、毛面谈和双方代表初步交谈是在山洞林园，不设记录；以后双方代表商谈，则改在重庆城内的桂园和“尧庐”（蒋介石的侍从室所在地）。
从双方所提条件看，距离甚远。但是双方都明白，如通过武力解决，不但为国内外形势所不许可，而且条件亦不具备，只能力求妥协。问题的核心是军队的数字和解放区问题，如果把它们暂时排除或减轻，则问题仍有解决的可能。所以经过差不多三四十天的拉锯战，日谈、夜谈、集体谈、个别谈，终于获得了暂时的协议。在同年10月10日于桂园签订了《双十协定》。
毛泽东到重庆后，除了参加谈判外，还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会见了左中右的各方面人士，连最反共的顽固分子陈立夫、戴季陶他都去看望。戴后来还托张治中代表约请毛泽东和代表团人员到他家里吃饭。
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插曲。在谈判的后期，协定的主要条款已基本达成协议。当时社会上曾有流言，说国民党特务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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