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氏三兄弟-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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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育南认为，香烟厂的这个英国佬很狡猾，他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派一般的人去，很难为工人争得较好的利益。他觉得，施洋思想敏锐，口才极好，到厂里去最合适。他对施洋说：“香烟厂的老板不大好对付，只有你去才能解决问题，你是不是亲自去一下？”　　　　
　　　　施洋马上点头说：“你这么信任我，那我就去吧。”　　　　
　　　　这样，施洋以律师和仲裁人的身份马上到了香烟厂。　　　　
　　　　果然不出林育南所料，英国资本家表面一再说要关心、照顾女工们的利益，可一接触实际问题时，他又胡扯乱拉，极力修正上次协议中有利于工人的条款和不利于自己的部分。在谈判桌上，施洋与厂工会的干部据理力争，毫不让步。特别是施洋高超的谈判艺术和斗争技巧，既打击了资本家的嚣张气焰，又为厂工会和工人代表壮了胆。　　　　
　　　　英国资本家理屈词穷，不得不再次在协议上签字，香烟厂的女工们终于取得了胜利。　　　　
　　　　这次斗争虽未使香烟厂的女工得到彻底翻身，英国资本家对待女工的态度却比过去大有改善，更不敢像以往那样随意侮辱她们。　　　　
　　　　由于党组织的坚强领导和林育南的卓越组织指挥，武汉地区的工人运动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一度成为全国工人运动的中心和热点地区，给各地工人以很大的鼓舞。


第二部分　林育南——功勋卓著的工运领袖第51节　我党出色宣传家

　　　　1922年10月，根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指示，林育南与施洋组织、成立了指导全省工人运动的组织——湖北省工团联合会，林育南当选为工团联合会的秘书主任，全面负责联合会的工作。　　　　
　　　　湖北省工团联合会成立后，全省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并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前面已经提到，林育南不仅是我党早期一位杰出的工人运动领袖，而且还是一位极其出色的宣传家、政论家。　　　　
　　　　1917年，尽管那时他只有19岁，但他的文章已在社会上很有名气。他在《光华学报》、《中国青年》、《武汉星期评论》、《端风》、《劳动》周刊、《向导》、《新声》等报刊发表的《春日游鹦鹉洲记》、《旧家庭改良问题》、《新生活计划》、《福泽渝吉教人以独立之道论》、《五四运动与余家菊》、《外力宰割下之华运命运》、《怎样打走狗》、《青年的革命修养问题》、《我国家庭的教育运动》、《五七、五四与五一》等文章，曾受到各界人士的好评。　　　　
　　　　他参加革命后，曾花很大的精力办报刊，他主编的报刊，均在社会上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1919年，他主持创办了《新声》半月刊，不久又主编互助社的刊物《向上》。他是多面手，刊物一办起来，既当主编，又当编辑、记者。他经手办的几种报刊，既生动活泼，又有广度和深度，很受读者欢迎。　　　　
　　　　湖北工团联合会成立后，他提出办一份报纸，作为党和工团联合会的宣传工具，并用报纸团结广大工人。他的意见得到联合会其他成员的赞同。于是，林育南与施洋积极筹备办报事宜，并将报纸定名为《真报》。《真报》的主要编辑人员除林育南外，还有郭袒贲、张孓余、周无为等。　　　　
　　　　1922年10月，《真报》在汉口正式创刊。　　　　
　　　　为使读者了解这张报纸，林育南在创刊号上的《发刊辞》中写道：　　　　
　　　　……《真报》以代表全国被压迫、被蹂躏之大多数同胞的利益为天职，以拥护工人及一切无产阶级之利益为天职……　　　　
　　　　《真报》创办后，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经验，报道全国工人、学生开展爱国民主运动方面的消息，揭露资本家压榨工人的罪行。　　　　
　　　　由于《真报》版面活、文字美、内容真、战斗性强，很受工人、学生欢迎。　　　　
　　　　据有关史料记载，每期《真报》一出，工人、学生、市民争相购买和传阅，有时一张报纸被数十人传看。汉口香烟厂曾给报社送过一块“劳动福音”的大匾额和一副对联，对联全文是：　　　　
　　　　顺应潮流，维持正义　　　　
　　　　不畏强暴，力挽狂澜　　　　
　　　　《真报》不仅是全省工团联合会的宣传工具，而且是湖北地区共产党组织的联络、指挥机关。当时，上级派人到湖北联系工作、寄送物品，均直接与报社联系。　　　　
　　　　在林育南短暂的一生中，创办《真报》是他的光辉业绩之一。全国解放后出版的报业史、党史、革命史，对他创办的《真报》均有较高的评价和论述。　　　　
　　　　1992年4月10日，台湾出版的《湖北文献》月刊发表的陈一生先生的文章《鄂东堪称报人之乡》，对林育南也有较高的评价：　　　　
　　　　鄂东籍报人在中共党报史上的地位更突出。其中最著名的有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林育南、刘子通（以上5人除董必武外，其余均为黄冈县人）、宛希俨、杨松等人。这些人中，又首推林育南最早投身报业。1919年林育南21岁时就主编了新文化运动第一个刊物《新声》。他毕生涉及17种党报党刊。二七大罢工时，林育南与施洋主编了著名的工人报刊《真报》，因此遭吴佩孚、肖耀南通缉。去上海后，他又主编了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并在发刊辞中首次提出了中国报刊史上一个重大的理论命题——报刊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由于《真报》影响巨大，军阀吴佩孚、肖耀南对它恨之入骨。他们认为，武汉地区的工潮、学潮，与《真报》的宣传有很大的关系，此报不除，武汉乃至全省的工潮、学潮难平。　　　　
　　　　他们曾几次策划要查封《真报》，因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一直未成功。直到二七大罢工后，吴佩孚、肖耀南终于借机查封了《真报》。　　　　
　　　　尽管《真报》被封杀，它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却是吴佩孚、肖耀南之流用刀枪消除不了的。


第二部分　林育南——功勋卓著的工运领袖第52节　领导二七大罢工（1）

　　　　为统一京汉铁路的工会组织，增强工人的凝聚力，以利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根据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的意见，1922年春，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向全路工会组织倡议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　　　　
　　　　长辛店工人俱乐部的倡议得到京汉铁路各工人俱乐部的赞同。　　　　
　　　　1922年4月9日，全路各工会俱乐部派人到长辛店开了一次筹备会。在这次会上，与会代表商定在第三季度再开一次筹备会，具体商量成立总工会筹备处的人选等事宜。8月10日，京汉铁路各俱乐部在郑州召开了第二次筹备会。　　　　
　　　　根据党的指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主任、工团联合会秘书主任林育南以《劳动周刊》记者的名义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参加指导筹备处的工作。　　　　
　　　　会议决定杨德甫任筹备处的主任委员，史文彬、凌楚藩为副主任委员，工人出身的项英任总干事。　　　　
　　　　经过数日的努力，京汉铁路总工会的筹备工作基本就绪。　　　　
　　　　1923年1月5日，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处在郑州举行了第三次会议。会议决定，2月1日在郑州市普乐戏园召开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并邀请全国各地工会及各界代表赴会。为防止军警中途破坏大会的召开，筹备处还将会议的准备情况告知了京汉铁路局和军阀吴佩孚。　　　　
　　　　当时，吴佩孚和铁路当局都表示同意召开这次大会。　　　　
　　　　考虑到1月28日是星期天，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处还向铁路当局和吴佩孚提出：28日，京汉铁路系统的职员都不休息，照常上班，2月1日参加全路总工会成立庆典活动。吴佩孚和铁路当局也同意了铁路总工会的这一安排。所有这些都说明：京汉铁路总工会的筹备和成立，既周到又合理，更合法。　　　　
　　　　1月底，全国各地代表陆续进入郑州。　　　　
　　　　北方各地的数十名代表由北段长辛店车务处发了免费车票就地乘车，南方各地代表数百人先集中到汉口，再由南段江岸车辆处挂专车两辆北上。　　　　
　　　　各地代表还赠送匾额对联多种，沿途各分会燃放鞭炮表示欢迎，并请各地代表停车演讲。　　　　
　　　　1月30日夜，林育南、陈潭秋、李求实、施洋、李汉俊、许白昊等率领的武汉地区各工团，包括粤汉铁路总工会、汉冶萍工会、汉阳钢铁厂工会及粤汉铁路徐家棚分工会等30余个工团，各报刊记者，学生联合会等单位的代表共160余人，加上军乐队，斗志昂扬地在江岸乘车向郑州进发。31日下午，林育南、陈潭秋等人到达郑州。他们一下车，受到郑州铁路系统工人代表的热烈欢迎。随后，大会筹备处将他们送到郑州福昌、亚洲大旅馆住宿。　　　　
　　　　按照预定计划，各地代表要在第二天的大会前，将匾先送到花地岗五庆里。　　　　
　　　　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处的负责人和各地工人代表怎么也没有想到，当局正对他们磨刀霍霍。　　　　
　　　　当面是人、背后是鬼的京汉铁路局局长赵继贤见全国各地来了这么多工人代表，而且声势浩大，认为工人要借成立总工会的机会，图谋不轨或造铁路局的反。　　　　
　　　　赵继贤更担心的是，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后，危及他的地位。他一面在总工会筹备处负责人面前表态，允许工人开会，并给予免票专车，一面又去向吴佩孚打报告，说京汉铁路各工会这次到郑州成立总工会，荒谬绝伦，要求吴佩孚派兵阻止工人开大会。　　　　
　　　　吴佩孚听信了赵继贤的小报告，当即决定派兵阻止。他还给驻郑州的师长靳云鹗发了一份急电，要求靳云鹗设法阻止京汉铁路总工会开成立大会。靳云鹗接到吴佩孚的电报，当即派军警对全城进行戒严。接着，他又派军警火速通知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处，不准他们在郑州开成立大会，并迅速将已到郑州开会的人员疏散走。　　　　
　　　　林育南得到这一消息，马上找陈潭秋、李汉俊、施洋、李求实、杨德甫等人紧急磋商，大家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