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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约翰·珀金斯)-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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飧龃剩侵蟮募改昀镂乙裁挥刑秸飧龃省Ｄ鞘焙蛭已垢筒恢溃谌蚋鞯胤植甲偶赴偃耍裳竞推渌饺似笠倒ぷ鳎谴游创诱抢锏玫揭环智丛谖⑷虻酃瘛Ｎ颐挥邢氲剑庖蝗喝嘶嵩�20世纪末发展到如此大的规模；我更没有想到，我在这一支不断壮大的队伍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安和我都向美国和平队提交了申请，要求被派遣到亚马逊。接到通知书的那一刻，我感到极端的失望。因为通知书上说，我们可能被派到厄瓜多尔。哦，天哪！我想去亚马逊地区，却让我去非洲！我连忙去翻阅地图册，查找厄瓜多尔这个地方，可是让我感到沮丧的是：我在非洲大陆上找不到它。我翻查目录，才发现厄瓜多尔原来在拉丁美洲。在其中一幅地图上，我看到，从安第斯冰川流出的冰雪融水汇成了气势磅礴的亚马逊河源头。我接着读下去，才知道厄瓜多尔森林是全球物种最多样化和最丰富的森林之一，几千年来，那里的土著人周而复始地过着他们朴实的原始生活。于是，我们欣然接受了。安和我在加州南部接受了和平队的训练，1968年，我们一同前往厄瓜多尔。在亚马逊地区，我们与殊瓦原住居民共同居住，他们的生活方式确实与殖民者到达之前的北美土著部落无异；在安第斯山脉地区，我们和印加人的后代一起劳动。我做梦也不会想到地球上还有这样的地方存在。在那之前，我遇到过的唯一一位拉丁美洲人就是我父亲任教学校里那个富有的 “预科生”。我发现自己渐渐与当地以狩猎和种地为生的土著人产生了共鸣。奇怪的是，我还觉得自己与他们有某种不可言喻的血缘关系。不知怎的，他们让我想起了那些下贱的提尔顿“镇民”。有一天，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艾纳 ？ 格列夫（Enar Greve）乘坐飞机来了，他是查斯 ？ T 。 美因顾问公司（Chas。 T。 Main； Inc。 MAIN）的副总裁。这个国际咨询公司当时正为国际银行调研一个项目——国际银行向厄瓜多尔和其周边国家贷款数十亿美元的可行性研究。该笔贷款用于修建水力发电站和其他基础设施。艾纳以前是美国预备军（U。S。 Army Reserve）的上校，我告诉了他自己在加入美国和平队之前曾经被国家安全局相中，并正在考虑重新加入国家安全局。他也告诉我，他曾经在国家安全局当过“联络员”，他看我的眼神让我觉得他肩负着另一个使命——评估我的能力。我现在才知道，他的确是在不断跟进我的情况，他要评估的是：在这种北美人认为是极端恶劣的环境下，我的生存能力究竟如何。我们一起在厄瓜多尔呆了几天，后来就以书信来往。他要求我向他提供厄瓜多尔的经济评估报告。我正好有一部小巧的打字机，也正好喜欢写写东西，于是我欣然答应了他。在那之后大约一年里，我给艾纳发了至少15封长信。在信中，我预测了厄瓜多尔的经济和政治在未来的发展方向，评价了这里原住部族人日益高涨的反抗情绪——他们奋力抵抗国际石油巨头、国际发展机构和其他任何要将他们带进现代社会的力量。我结束了在美国和平队的厄瓜多尔之行回到美国后，艾纳邀请我到美因公司位于波士顿的总部进行面谈。他告诉我美因公司的主要业务是工程建筑，但他们最大的客户——世界银行，最近要求他们招募经济师，对某些相关的领域进行经济预测，并且就工程项目的可行性和重要性进行评估。他说，他之前聘任过3名高资历的经济师，他们都有无可挑剔的学历和资格背景——其中2名拥有硕士学位，另外1名拥有博士学位，可他们都惨败而归。他说：“在这些国家，并不存在着可靠的经济统计数据，他们三人中没有一个人能够掌握在这些国家进行经济预测的方法。然后他又对我说，除此之外，他们都觉得不可能按合同规定完成他们的使命，合同要求他们到遥远的国度，像厄瓜多尔、印度尼西亚、伊朗和埃及等，并亲自与当地领导人会面，向他们提供针对该区域经济发展的特征所作的评估报告。他们中有一个人被派到巴拿马荒芜的村庄，结果弄得精神失常，后来不得不由巴拿马警察护送到机场，坐上返回美国的飞机。“尽管在厄瓜多尔你没有取得具体的经济数据，但从你的来信中，我觉得你是非常努力的。你在厄瓜多尔那样的环境里都能待下去，可见你在其他的环境里也不会有问题。他还告诉我说，他已经辞退了一名经济师，如果我愿意到美因工作，他会解雇另外两个人。就这样，1971年1月，我在美因公司得了经济师的称谓。那年我26岁——征兵这种事情再也轮不到我的头上。我向安的家人征求意见，他们都鼓励我接受这份工作，我想这应该也是弗兰克叔叔的态度吧。我回想起他曾提及我可能最后要到私人企业工作。尽管没有任何事实可以证明，但毫无疑问的是，我能在美因咨询公司得到这份工作，肯定是3年前弗兰克叔叔安排的结果，当然还有其他原因，如我有在厄瓜多尔生活的经历，以及我愿意动笔撰写那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报告。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一直头脑发热，自负得几欲膨胀。我只不过是在波士顿大学读了个学士学位，根本就不可能在那样高级的咨询公司获得经济师的头衔，但是我得到了。我知道许多大学同学在成功逃避参军之后，继续攻读工商管理硕士（MBA）或者其他硕士学位。如果他们知道我现在的头衔，也许会嫉妒我吧。我想象着自己是一个闯劲十足的秘密间谍，只身前往异国他乡，躺在豪华酒店的游泳池边晒太阳，身边围绕身穿比基尼、举着马提尼美酒的美女。当时的确是种幻想而已，但在之后的许多时候这种幻想也在我身上应验了。虽然我的职称是经济师，但是我发现我的工作远远不只是做评估和预测那么简单，事实上，我的工作与詹姆斯 ？ 邦德（James Bond）（电影《007》中的男主角）差不多。截然不同的耶稣我的脑海里不断涌现出那天晚上达朗在万隆表演木偶戏的情景，那个漂亮的英语系女生的话也时刻萦绕在我的耳边。那个晚上的经历，让我的思想跃升到另外一个层次。当然我还不至于完全忘掉我们到印度尼西亚所肩负的任务，只不过，此刻我的反应完全被情绪所控制。通常我都能够找到很好的理由让自己冷静下来——从历史事件中寻找慰藉，或者是完全依靠个人的自制力控制情绪。我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出于人之常情——艾纳、查理、我和其他所有人在做的，都是作为一个男人应该做的事情：赚钱养家活口，照顾自己以及亲人。与那一班印度尼西亚年轻人的讨论，逼着我要正视问题的另一方面。透过他们的眼睛，我意识到，美国所谓的援助政策对于帮助像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国家的人民来说是毫无用处的，并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目光短浅的。从当前的形势来看，要搜集用于经济预测报告的资料，我就必须到雅加达去。我把空闲时间都用来思考这些问题，并将这些写成日记。我在雅加达的街道上溜达，不时向街头的乞丐施舍一些零钱，我还尝试着去接近麻风病人、妓女和街童，与他们聊天。同时，我开始反思外国援助的本质。究竟在帮助不发达国家（LDCs）减轻他们的贫穷与困难的过程中，发达国家（DCs，世界银行的术语）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才合理？我还想知道，外国援助究竟什么时候是真诚的，什么时候只不过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贪婪与私欲。事实上我已经开始怀疑这种援助究竟是不是真正的利他主义，如果不是的话，这种状况要怎样才能改变。我肯定，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有能力帮助全球受疾病和饥饿困扰的人，可我也同样肯定，我们采取援助政策的目的很少是帮助这些受苦的人——如果美国曾经也有过帮助他们的念头的话。
＇4＇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4）
我也总是在问我自己：即使美国援助外国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帝国主义，难道这就是不道德的吗？我发现自己时常妒忌像查理那样的人，他们对我们国家的制度绝对信任，所以他们不遗余力将美国的政策强加给别国。我怀疑，地球上有限的资源能否让全世界人都过上像美国人那样富裕的生活，实际上，在美国境内也有千千万万居民生活在贫困之中。另外，我也并不十分清楚其他国家的人是否真心想要过上和我们一样的生活。美国国内关于暴力、经济衰退、滥用毒品、离婚和犯罪的数据也说明了：尽管我们是历史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但我们也可能是最不快乐的人之一。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强迫别人模仿自己？也许这些问题克罗汀早已给了我提示，但我还是不确定，她要告诉我的究竟是什么。我在日记中写道：在美国，还有没有人是清白无辜的？我们国家绝大多数的人，都是靠剥削发展中国家来维持我们的美好生活——当然，获得最多好处的是处于社会经济体制金字塔最顶端的人。我们赖以生存的丰富资源和廉价劳动力都来自于印度尼西亚这样不发达国家，而他们得到的回报却少之又少。外国援助发放巨额贷款只能确保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子孙后代都变成美国的“人质”。这些国家不得不让美国公司肆意开采他们的自然资源，也不得不忍痛把国内教育、医疗和其它社会设施建设计划放在一边，而是首先偿还我们的债务。但实际上，我们的公司已经从发电站、机场和工业园等建设工程中回笼了绝大部分资金——尽管计算贷款的公式中并没有算上这些钱。难道“大部分美国人都不知道”的借口就意味着我们是无罪吗？也许有人会说“不知情”，也许因为有人故意误导，总之有很多借口，但能说你是无辜的吗？当然，我不得不去面对这个事实，尽管我也是“不知情者”中的一个。全世界范围内的圣战——这个词让我感到不安，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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