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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4-10李敖系列之6李敖杂文集-第7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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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哎呀！且住。想我离家一十八载，也不知她的贞节如何？我不免调戏她一番：她若守节，上前相认；她若失节，将她杀死，去见我那代战公主。”
这种可耻的片面的贞操观念，就是中国人肯定过的思想：不但受益的男人肯定，甚至吃亏的女人也肯定，这真是不可思义。如今，在新时代里，我们不但要打倒“薛平贵思想”，也要打倒“王宝钏精神”。只有这样，我们的两性生活才有一条活路。
（一九六五年、八、二十四。）
“三毛式伪善”和“金庸式伪善”
有一次，皇冠的平鑫涛请我吃饭，由皇冠的几位同仁作陪，我到了以后，平鑫涛说：“有一位作家很仰慕李先生，我也请她来了，就是三毛。”于是他把三毛介绍了给我。
三毛很友善，但我对她印象欠佳。三毛说她：“不是个喜欢把自己落在框子里去说话的人”，我看却正好相反，我看她整天在兜她的框框，这个框框就是她那个一再重复的爱情故事，其中有白虎星式的克夫、白云乡式的逃世、白血病式的国际路线，和白开水式的泛滥感情。如果三毛是个美人，也许她可以以不断的风浪韵事传世，因为这算是美人的特权，但三毛显然不是，所以，她的“美丽的”爱情故事，是她真人不胜负荷的，她的荷西也不胜负荷，所以一命归西了事。我想，造型和干哪一行还是很重要的。前一阵子林青霞同我晚餐，餐后在我家谈了十小时，我仔细看了她，我看她就是明星造型，正好干明星；美丽岛军法大审时，陈菊在电视里出现肉身，面目坚毅肃杀，我仔细看了她，我看她就是政治造型，正好搞政治。如果林妹妹搞政治，陈姐姐干明星，我想就说不出来的不对劲。三毛现在整天以“悲泣的爱神”来来去去，我总觉得造型不对劲，她年纪越大，越不对劲。有一次我在远东百货公司看到她以十七岁的发型、七岁的娃娃装出现，我真忍不住笑，这种忍不住笑，只有看到沈剑虹戴假发时，才能比拟。
比起琼瑶来，三毛其实是琼瑶的一个变种。琼瑶的主题是花草月亮淡淡的哀愁，三毛则是花草月亮淡淡的哀愁之外，又加上一大把黄沙。而三毛的毛病，就出在这大把黄沙上。三毛的黄沙里有所谓“燃烧是我不灭的爱”，她跟我说：她去非洲沙漠，是要帮助那些黄沙中的黑人，他们要她的帮助。她是基督徒，她佩服去非洲的史怀哲，所以，她也去非洲了。我说：“你说你帮助黄沙中的黑人，你为什么不帮助黑暗中的黄人？你自己的同胞，理需要你的帮助啊！舍近而求远，去亲而就疏，这可有点不对劲吧？并且，史怀哲不会又帮助黑人，又在加那利群岛留下别墅和‘外汇存底’吧？你怎么解释你的财产呢？”
三毛听了我的话，有点窘，她答复不出来。她当然答复不出来，为什么？因为三毛所谓帮助黄沙中的黑人，其实是中一种“秀”，其性质与影歌星等慈善演唱并无不同，他们做“秀”的成分大于一切，你绝不能认真。比如说，你真的信三毛是基督徒吗？她在关庙下跪求签，这是那一门子的基督徒呢？她迷信星相命运之学，这又是那一门子的基督徒呢……所以，三毛的言行，无非白虎星式的克夫，白云乡式的逃世、白血病式的国际路线，和白开水式的泛滥感情。她是伪善的，这种伪善，自成一家，可叫做“三毛式伪善”。
“三毛式伪善”，比起另一种伪善来，还算是小焉者也。另一种伪善是金庸式的。金庸到台湾来，有一天晚上到我家，一谈八小时。我责备他不该参加什么“国建会”，自失他过去的立场。他说他参加，也说了不少批评的话。我说这是不够的、得不偿失的、小骂帮大忙的，你参加这种会，真叫人失望。接着谈到他写的武侠，我说胡适之说武侠小说“下流”，我有同感。我是不看武侠的，以我所受的理智训练、认知训练、文学训练、中学训练，我是无法接受这种荒谬的内容的，虽然我知道你在这方面有着空前的大成绩，并且发了财。金庸的风度极好，他对我的话，不以为忤。他很谦虚的解释他的观点。他特别提到他儿子死后，他精研佛学，他已是很虔诚的佛教徒了。我说：“佛经里讲‘七法财’、‘七圣财’、‘七德财’、，虽然‘报恩经’、‘未曾有因缘经’、‘宝积经’‘长阿含经’、‘中阿含经’等等所说的有点出入，但大体上，无不以舍弃财产为要件。所谓‘舍离一切，而无染着’，所谓‘随求经施，无所吝惜’。你有这么多的财产在身边，你说你是虔诚的佛教徒，你怎么解释你的财产呢？”
金庸听了我的话，有点窘，他答复不出来。为什么？因为金庸所谓信佛，其实是一种“选择法”，凡是对他有利的，他就信；对他不利的，他就佯装不见，其性质，与善男信女并无不同，自私的成分大于一切，你绝不能认真。他是伪善的，这种伪善，自成一家，可叫做“金庸式伪善”。
《新约》里说：“没有仆人能侍奉两个主人：不是恨这个，就得爱那个；不是重这个，就得轻那个。你不能同时侍奉上帝，又侍奉财神。”
看了三毛的例子和金庸的例子，我不得不说，那位基督徒和这位佛教徒，其实都是伪君子。他们同时又要上帝，又要财神。真正上帝的信徒不会这样，真正财神的信徒也不会那样，只有把上帝当财神或把财神当上帝的伪君子，才会这样。
1981年作
李敖论五四/李敖1989。04。29
五四运动至今七十年了，台湾岛外的朋友，希望我谈谈五四。做为以思想家、历史家自居的我，也自信能够把这题目彻底的谈一谈，藉以纠正几十年来大家对五四的错误认识。
我父亲李鼎彝是五四运动后一年进北京大学的，他正赶上五四带来的排山倒海，在巨浪之中，他和当时的许多人一样，已经无法冷静观察这一运动，再予以评价。奇妙的是，晚他三十六年的我，却在大江东去，浪淘尽五四人物的边缘，得以冷静的观察了它。胡适、罗家伦，都是我认识的，五四时代，他们固一世之雄也，但在世乱飘荡之际，他们都局促海隅，无复当年了。这些雕谢了的身影，更是我观察五四的具体人证，使我在下笔时候，别有领悟。胡适生前，我写过一篇「播种者胡适」，其中指出一九一九年「有件事情对胡适来说可能是不幸的，那就是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把胡适所希望的一个单纯的文化运动转变为政治运动，扰乱了他那为中国建立非政治的文化和思想基础的梦想，对这个梦想的达成而言，五四显然是一条岔路。新文化运动本来该是针对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而做的非政治的革命，当时那些健将们都相信唯有思想革命成功，政治革命才有了真正的保障，才不会一垮再垮。半路杀出五四运动，对新文化运动当然有「广为流传」的贡献，但它也未尝不是新文化运动的「罪人」，因为它使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都纷纷忍不住了，纷纷忘了他们真正的深远的使命了，他们不怕「任重」，但却有点嫌「道远」了。最后，他们终于暴露了狂热的本质，选择了感情的求近功的反应方式，大家都不肯再静下心来研究问题了，大家都跑到十字街头，投身到党派的阵营里，高倡他们的主义去了。」我这篇文章发表后，胡适写信给我，可是还没写完，他就死了。死后他的文件都被监管，不过据看过这封残信的台大校长钱思亮见告内容，并没否认我上面的论断。事实上，胡适是肯定我的看法的。早在他死前四年和我的一次谈话中，他就批评五四以后各路人马抢青年去搞政治的举动，他怪国民党、怪共产党、甚至还提到「梁任公（启超）他们也抢青年」，言下不胜惋惜。另一方面，我在「播种者胡适」中提到「只有胡适仍然守住不谈政治的诺言」，引起陈独秀在台湾故旧的不满，写文章质问我根据什么证据，『确知陈（独秀）、李（大钊）和胡适的「相约」？难道是胡适亲口告诉你吗？』事实上，胡适所写他回国时「打定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以外，有一封失传了的信，便是证据。在张静庐「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中，就收有这封信。信是写给陈独秀的，中有「若要『新青年』改变内容，非恢复我们『不谈政治』的戒约，不能做到。」他建议由北京同人发表一新宣言，「注重学术思想艺文的改造，声明不谈政治。」可见大家讲好专心为中国做文化和思想的奠基工作，的确是经过相约。不幸的是，这批优秀的知识分子，最后终于在五四的排山倒海下，被政治席卷以去。
五四运动发生在一九一九年，只有在广义的说法里，它才包括一九一七和一九一八年的新文化运动。而新文化运动，才是五四运动的基础。新文化运动是孙中山所命名的词儿，他在南方，深思远虑的把眼光投射到北京，他肯定了「一二觉悟者」所引起的「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他写信给海外同志，告诉他们「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他极力赞美从北方起来的那个变化。可惜的是，所有的革命者都在思想变化过程中，就先政治挂帅了一切。于是，五四变成了一条岔路，「吾党」应五四而兴，五四却完了。
为什么五四是新文化运动的一条岔路呢？因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虽然是「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但是达成这些主流的基础，不是别的，乃是个人的解放。而个人的解放的前提，乃是思想的解放。五四运动以后十六年，胡适写「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回忆说：「民国六七年北京大学所提倡的新运动，无论形式上如何五花八门，意义上只是思想的解放与个人的解放。蔡元培先生在民国元年就提出『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之公例，不以一流派之哲学一宗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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