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4-10李敖系列之6李敖杂文集-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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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logy）。两类共有的毛病，是不能用严格的方法训练去接触史料、解释史料。於是，旌旗开处，胡适一出场，喊打与叫好之声此起彼落，胡适一方面被骂得天诛地灭，一方面又被捧得缩地戡天。结果呢，双方的感情因素是满足了，可惜被搬弄的却不是真正的胡适之！
　　英国的大政治家克伦威尔曾骂给他画像的人说：「画我须是我。」（PaintmeasIam）这句话，可以给任何想给别人「画像」的人做为警戒。胡适之不是轻易被了解的人，所以他也不容易被论断，没有受过严格的方法训练和史学训练的人，没有学会呼吸新时代空气的人，是没有办法给他「画像」的。
　　做为一个对方法训练和史学训练稍有所知的人、做为一个对新时代空气稍曾呼吸的人，我现在自告奋勇地来做这件大工作。我的目的不仅是「画」胡适之的「像」，并且还要画这个时代的像，我要画出这个时代里的大舞台、画出它的喜剧和悲剧、画出剧里的主角和配角、画出它的场地的布景、画出布景後面的众生相，也画出戏台前面的千万只眼睛。
　　所以，可以这麽说，这部「胡适评传」，不该单是胡适之个人的评传，它是时代的评传，它是以胡适为主角之一的时代的评传。
　　所以，很可能的，许多人看了这部评传会感到惊讶骇异，从正文来看，它可能是文学的；从脚注来看，它可能是历史的（注二）；从夹缝来看，它可能是无孔不入惊世骇俗的。它的结局是：君子既不喜欢它，小人也不喜欢它，只有跟李敖一个调调儿的，才会喜欢它。
　　但这都没关系，这都不影响这部评传的方向和进度，一个载浮载沈的传主，被一个乱蹦乱跳的作者来写他、昼他、捧他、？？他，这该是中国传记文学史上的新尝试。？？？？只有在新时代里才能肯定这种尝试，只有这种尝试才能延伸另外一个新时代。
　　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四日胡适死後二周年的深夜
　　注一：我热烈希望凡是和胡适有关系的人，都能帮助我这个使他「说些什麽」的计画。这意思就是说，凡是知道或保存有关胡适的言行、文件、信札、图片、稿本等材料的人，都欢迎能够提供、惠借，好使这部评传增色。在传记文学不发达的中国，在这个动乱的时代，试问能有几部一百二叁十万的传记来收入你所知道或保存的材料？所以请你不要错过这个广布流传的机会。
　　注二：我尽量不在正文里掺入繁琐的历史考订，我的目标是「正文轻快，脚注详细」。这种做法是一种费力不讨好的工作。我所以不能放手写文学式的正文，而要兼顾历史性的脚注，乃是因为有关胡适的基层史料工作还没有人做好，所以我不能自自在在的走史特拉齐（LyttonStrachey）、莫洛亚（AndreMaurois）等人的路。
　　
　　李敖给胡适的一封信
　　适之先生：
　　老年人总爱把青年人当毛头小孩子，所以我们心眼儿的话都不跟他们说。你在这方面非常开明，所以「李敖先生」愿意请你听听他的故事。
　　我不喜欢假惺惺地谦虚，我自觉我个人的身世很有代表性，我觉得我个人的历史很可以代表现代中国的某一些青年人，他们怎样在长成、在选择、在迷乱，最後怎样在制式教育底下做了叛徒。这一段辛苦的过程中，多少青年人倒下去了，我是运气较好的一个，因此我还能自由地活着，活着讲我的故事。
　　
　　我的祖父十几岁起就在山东做叫化子，後来替人赶马车，流浪到关外去，叁百六十行中至少干过十分之一，还有「外一章」做过土匪，一次负了伤，躺在土坑里穷哼哼，一位大姑娘救了他，他就讨了她做老婆。我爷爷也是个ＰＴＴ，从此洗手从良，几十年後，居然被他熬出一家银楼。我奶奶真能生，独力生了十二个（六男六女，成双成对），她是热河人，我爷爷一生气就骂她「穷山恶水，丑妇刁民」。可是「丑妇」颇有眼光，至少她说动了我那目不识丁的土匪爷爷，叫他送「老二」（我老子）上了京师大学堂。
　　「老二」在民国九年入了北大国文系，他的同班陆侃如魏建功都有了成就，可是他没有，一毕业，十几口的家就累了他，使他放弃了吉林送他留学的公费，使他在抗战时逃不到大後方，他逃到北平，就逃不动了（九一八事变後我们全家到北平，我父亲到处找事都没头绪，他去找过你帮忙，可是你没见他，他很失望，所以後来一提胡适之，他总是唔呀唔的）。後来他总算在法部找到一件小差使，一次办移交的表现，居然使一位朱九爷赏识了他，此後一直保荐他，直做到王克敏手下的太原禁烟局的局长（他在胜利後从书堆里掏出一张马占山开给他担任敌後工作的证明，可是我颇怀疑他对工作认真的成绩）。
　　日本华谷中将（？）为了打击王克敏，说我父亲贪污，一年监狱审问竟找不出证据，出狱後王克敏为了酬劳他的「尽职」，给他做华北禁烟总局的局长，可是他似乎知道日本快垮了，不能再干了，急流勇退，是他聪明的地方。胜利後北平大抓汉奸的当儿，他却安然化名在东北营城煤矿做他的总务处长！
　　抗战时没逃到後方，他颇以为憾，所以共产党一来，他决定先跑，跑到台湾来，箱里的老底子全折腾光了，知道他的人不相信他没钱，按说我也不相信，但我发现早上起来必须要用盐水代替牙膏的时候，我开始相信了。
　　我父亲有意埋葬他过去的历史，重新检起他在北大刚毕业时的行业，在中学教起书来，他的文章和人格是我怀疑的，可是他的口才与办事能力我还看不到有谁比他好，他看到他旧日的老同学，凡是不为家累逃到後方去的，如今都做了省主席、立监委，他的学生也做了次长了，他似乎不无感慨。他是一块做政客的好材料，他不能在这方面继续发挥所长，所以就安心做了一个好老师。
　　他死的时候居然落得台中市市长以下两叁千人送丧的场面，那时候似乎人人都痛失师表，人人歌颂他，同时痛骂那「不磕头、不烧纸、不流一滴眼泪、主张丧礼改革的儿子」！
　　那是我生平最得意的一次经验，是我独自一人在传统与群众面前表现「吾往矣」的勇敢，如果你要找寻一个「我对於丧礼的改革」那篇文章的试验人，你一定无法阻止我的自荐。但是当我反抗我的长辈们逼我磕头的时候，在我脑袋里打转的还不是那篇文章，而是那首诗「礼」！
　　那是我大学一年级的事，那时我刚二十岁零二天，可是我觉得我已长成了。
　　二十年间，我那叁姑六婆化的家庭与颇识时务的父亲并不能给我什麽脱俗的影响与身教，正如一般中产阶级的中国家庭一样，在这种环境里按说一个从未出过家门的男孩子不太可能成为一个叛徒，可是我毕竟以这种身分出现，当我父亲眼睁睁地看我退还他的压岁钱宣布「不过旧历年」的时候，他的表情是我不能形容的。
　　如果我用「人格心理学」的方法来分析我自己，那太麻烦了，因为我的形成很简单，我该感谢我父亲的，就是他老先生从来允许我自由意志的自由发挥，在别的小男孩还在玩泥巴的时候，我已经为自己布置了一个小图书馆，我父亲从来没有拒绝过我向他要钱买书，从来不干涉我想要看的书，逃难到上海的时候，学费太贵，我的姊妹们都失学在家，他却叫我去读缉？？中学（就是你教过书的华童公学），不让战乱耽误我的学业。二十年与他相处，他似乎充分发挥了「北大精神」。看到周德伟不管他儿子，我向他笑着说：「所谓北大精神就是『老子不管儿子的精神』，你们北大毕业的老子们都有这种精神。」
　　从一九叁五年以後，尽管世局天翻地覆，一个小男孩却能安坐在他的小象牙塔里，慢慢地成长，家庭、父母、姊妹、外人都不能「引导」他，因为书本早已取代了他们的影响，而把我带入一个新境界。在一个六年级的小学生的书架上，客人们可以看到「中山全书」，也可以看到右派的「我的奋斗」，和大量左派的书报：从「观察」、「新华日报」，直到格拉特科夫的「士敏土」，这些早慧的成绩虽然带给我那小头脑不少的骄傲，可是也带给我不少的迷乱。
　　整个的初中我都陷在迷乱里，直到我进了高中，直到我碰到了我的老师严侨（以侨），我的生命才起了突变。
　　严侨是严复的长孙，初到学校的时候，立刻使我们倾倒，他的热情与犀利，文理科的知识，英日文的熟练，都不是那些混饭吃的教员比得上的。很快的，我跟严侨建立了友谊；很快的，我知道了他为什麽整天买醉？原来他是共产党！
　　他到台湾来就被发现，他的妹夫叶明勋保了他，他没被捕，也不能活动，很苦闷。住了几年，读了些书，居然也有点自由主义的倾向，所以更加苦闷。一天夜里他又喝醉了酒，竟向他的小知己大哭，他对我说：「我不相信国民党会把中国救活，他们不论怎麽改造，也是无可救药，他们的根儿烂了。十多年来，我把自己投入一个新运动，我和一些青年人冒险、吃苦，为了给国家带来一个新远景，所以我做了共产党，我志愿偷渡过来，为我的信仰做那最难做的一部分。可是这两年来，我发现我变了，我的精神好像飞向那自由主义的神像，可是我的身体却永远被一个党锁住，被另外一个党监视，这是我最大的痛苦。虽然这样，我还是想回大陆去，那里虽然不满意，可是总有一点『新』的气味，有朝气，对国民党我是始终看不起的，它不配我去自首！现在我们的名册里并没有你，可是我想带你回去，带你去共同参加那个新尝试的大运动，这个大运动是成功是失败不敢确定，但它至少牺牲了我们这一代而为了另外一个远景，（多像丁文江！）至少比在死巷里打滚的国民党痛快得多了！」
　　那时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