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4-10李敖系列之6李敖杂文集-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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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处在目前的情形之中不愿有任何怨言，因为待遇最微薄的还不是教师。
　　我尤愿指出，待遇最微薄的，尤其不是教师中的大学教授，大学教授不但待遇不算最微薄，并且研究的环境与时间，比一般公教人员都来得多。但是试看他们有几个在「孜孜」的努力工作？他们只是鬼混而已，无怪乎蒋匀田先生要在「如何矫正高等教育的怪状」（「文星」七十四期）里说：
　　假使用「焚膏油以继晷」的时间「去搓麻将」，则李敖先生所说的那些怪象，我虽不希望其有，却不敢断其为无了！
　　十二月二日，乔龄先生在「人才之叹」（「大华晚报」）里也认为：
　　实际上就有他（李敖）所指责的现状存在，那就是「把持」，……今天不但某国立学府如此，政界亦复如此。
　　「把持」的现象并没什麽不得了，甚至是人之常情，不过「把持」要「把持」出个体统，不能太使人看不过去。以台大文学院为例，至少十四年的「把持」局面总该有点明显的改进，总该多出几个陈康先生、劳先生或王叔岷先生，总该把学风的招魂幡「文史哲学报」愈出愈厚，总该培养几个不靠色相和马屁而当讲师助教的青年学人，……可是这一切改进起码的改进，在沈刚伯先生的领导之下，都毫无成绩可言，所以我说，沈刚伯先生不好再干下去了！他实在应该「引咎辞职」。「引咎辞职」是一种光明磊落的态度，它表示自己干不好，放开手，让出机会来给别人干，这是西方人的态度；我们中国人则不同，中国人经常是自己干不好，也不让别人干，自己硬要说什麽「既往不咎」，「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过去的不算，再来一次」，硬要再表演「将功折罪」、「改过自新」，表演「非我来不可」，表演「鞠躬尽瘁，死而後已」，表演「你别急，我总有一天会拉出大便来」。这是很可怕的现象，也是很不要脸的现象。沈刚伯先生似
　　乎不是不要脸的人，跟他一个调调的老不长进的教授们，似乎也不是不要脸的人，他们应该知道所以自处之道。为他们诸公计，我有四点意思也许可供参考：
　　一、如可退休，实在可以考虑退休了，你们都是教了叁四十年书的人，难道还教不出一些中年人或年轻人来接你们的手？如果教出来了，你们该「赏」给他们一点施展的机会；如果教不出来，你们该痛感你们的失败，不好再教下去了。
　　二、如果你们还是赖住不走，你们总该多多发掘一些可以有大作为的青年人，将来在你们「破棺材占冢」的时候，替你们挽救你们所留下的烂摊子，而不要在那个时候，又由一些矮人、奴才和庸才来把持。
　　叁、你们总该写点paper来抢救你们的声誉，并且发誓此後不再谈「待遇菲薄不能研究论」，该知道这都是自欺欺人的鬼话，即使国家对不起你们，你们也不该对不起青年人和学术，何况在这种困难的状况下，国家待你们并不薄！
　　四、你们应该经常向你们的领导人物学习，你们的领导人物不爱财的沈刚伯先生，从这个月起，每月多拿「嘉新讲座」六千元的补助，我想他一定会拿出研究成绩给我们看看了，他一定该有paper了。十二月十五日，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代所长、我所佩服的刘世超先生，在他的「大学的师资问题」（「新时代」叁卷十二期）里，在批评「李敖君的文章」以後，曾有这样的话：
　　以台大文学院长沈刚伯先生为例：他虽然年近七十，但他的教书，讲解精审，思想通达；所兼行政工作，事务繁重。我们还可以要求他在研究方面像年轻人一样做斩将搴旗的工作吗？
　　「李敖君」的答覆是：当然要，为什麽不这样要求呢？他在「研究方面」若不「斩将搴旗」，他还配做文学院长吗？他的教书，「讲解」是否「精审」、「思想」是否「通达」，我李敖没选过他的课，只有天晓得；不过「行政工作，事务繁重」一点，则凡是了解文学院内部状况的人，都知道本院院长的「行政工作」，并非「事务繁重」。
　　所以，我们相信沈刚伯先生在教书和办公以外、在向于右任老头儿写肉麻寿序以外、在武侠小说惊鸿一剑以外、在读徐复观先生的联盟信和慰问信以外，一定还有馀力写paper，写p…a…p…e…r。就因为他有这种把握，所以不爱钱的他，才抢先接受了「嘉新讲座」的每月六千元的津贴，为穷途潦倒的台大文学院，带来了无限的喜气、财气和光芒。所以说，台大文学院中的老不长进的教授，应该经常向你们的领导人物沈刚伯先生学习，他现在拿起笔（和钱袋）重新做人了，你们不可不重新做人。新版「圣经」说得好：「重新做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伟大的『嘉新讲座』六千元，早晚会掉在他的头顶上。」
　　「文星」第七十五期一九六四年一月一日
　　（本文录自「教育与脸谱」一书，收於「李敖大全集」第二册）
　　
　　圣人教育
　　中国教育有一个大特色，就是拚命鼓励受教育者做「圣人」，希圣希贤，法古今完人。
　　文天祥少年时候，就是圣人教育的最好榜样。「宋史」文天祥传说他「为童子时，见学
　　宫所祀乡先生欧阳修、杨邦、胡铨像，皆谥忠节，欣然慕之曰：『殁不俎豆其间，非夫也！』」
　　这种效法圣贤的「欣然慕之」的心怀，从「童子」时代，便进入中国人的心里了。
　　康有为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康有为小的时候，「有志为圣人，开口辄曰圣人圣人焉，
　　党里戏号之曰『圣人为』。」後来他的外号，也叫做「康圣人」。这也是一个从小便被训练做圣人的例子。
　　「做圣人」在理论上，当然满好，「人人皆尧舜」，当然也满好。可是问题是「圣人」
　　是非常不容易做的：他要席不暇暖、要饿肚唱歌、要杀身成仁、要舍生取义、要讨厌女子和小人、要肉割不正不食、要乘桴浮海、要叁世出妻、要诛少正卯、要把女儿嫁给公冶长、要不许儿子哭出母、要看到麒麟不写文章、要和诸侯的姨太太碰面、要常常梦到周公、要这个、要那个。……总之，「圣人」一做，就必须是与众不同。因为与众不同，方才可成为「人中之圣」，做了「人中之圣」，方才可「俎豆於大成殿之间」，陪孔夫子、孟夫子、朱夫子和百家姓内外的各位夫子吃冷猪肉。
　　提到吃冷猪肉，资格之得来可真不简单。老实说，它必须经过一大段「非常人之所能堪」的过程：常人的作风总是朝「人情之常」上走路，常人贪生怕死，圣人却要玩命；常人有点自私，圣人却要无我；常人为己也为人，圣人却要舍己为人；常人趋吉避凶，圣人却要赴汤蹈火；常人乱世苟活，圣人却要舍生杀身；常人要改嫁，圣人却要「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一切一切常人与圣人的分野，都证实了给我们：圣人是不容易做的，圣人是反人之常情的。训练小孩子做圣人，等於训练小孩子做空中飞人，不摔得鼻青眼肿，那才怪。
　　「人人皆尧舜」也好、「有为者亦若是」也罢，毕竟是一个理想，毕竟是一个不足为训的大标的。「希圣」「希贤」也要不得，因为「希」得不成，反倒画虎像狗，搅得伪圣伪贤伪政府汉奸遍地。
　　宋朝养了几百年的士，只出了一个文天祥，明朝养了几百年的士，只出了一个史可法，其他大都是异族统治下的投降汉，孔曰成仁，孟云取义，又在那儿？这些充分证明了「圣人教育」的失败。
　　「圣人教育」因为是「非常人之所能堪」，所以常人们只好学的说的写的是一套；而做
　　的是另外一套。说简单点，他们总是托圣人之言、行常人之事。这样的教育，怎麽能不教人「人格分裂」？怎麽能不教人变成「两重人格或多重人格」（doublepersonalityormultiplepersonality）？
　　所以，为今之计，我们必须采取一种平易近人平实可行的小市民教育，慢慢使中国人的
　　分裂人格趋向统一。到那时候，精神病患者和伪君子一定大为减少，「圣人」们所希望的「郅治」，也就自然接近了！
　　「台湾日报」一九六五年七月叁十一日
　　（本文录自「上下古今谈」一书，收於「李敖大全集」第叁册）
　　
　　西餐叉子吃人肉
　　叁年半前，我在「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一文里，曾讲到一个小故事。我说：一个
　　英国探险家，在探险中碰到一个有吃人肉风俗的蛮人，等到他发现这个蛮人竟是英国大学出身的，他大为惊奇。他问这个蛮人说：「你难道还吃人肉吗？」这个蛮人的答话可妙了，他说：「我现在用西餐叉子来吃了！」
　　这个小故事，我所以一再引述，只喜欢它含义的深长。所谓「西餐叉子吃人肉」，它的
　　思想型模，是「半吊子西化」的一个类型，是选择性的接受西方现代文化，然後再「融会」固有文化，做成一个非牛非马不伦不类的配合。其结果，外似「融会中西」，内实狗屁狗屁，并且还常搅得新旧杂糅，社会大乱。
　　这些「西餐叉子吃人肉」的笑剧，我们不要以为只是土人蛮子干的事，世界上许多落後
　　的民族和国家，也都纷纷闹过这类画虎成狗的窘态。就是我们要把洋鬼子「迎头赶上」的中国人，也闹了很多。并且由於固有文化的牵制作用，我们闹出来的宝相，说他举世第一也不为过。
　　中国人所闹出来的「半吊子西化」的情况，我在「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里，曾举
　　了一些实例，我说：试看我们社会中有多少人坐着一九六一年的汽车却装着一六九一年的旧脑袋？有多少人用着新式印刷机制造着冥纸锡箔？有多少人用着麦克风宏扬圣教佛法？……孔夫子的後人穿着新式西装，抽着名贵烟草（洋货），坐在先师奉祀官府里写毛笔字；张天师的後人也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