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4-10李敖系列之6李敖杂文集-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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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勞我寫啊？
　　五陳先生說；
　　〃美國人喜歡扒糞；然而；人家扒的是現在的糞；至少也是最近幾年的；像：水門案；以及近日出版的。三四十年前的舊事；除非具有重大史料價值；其餘私人恩怨就讓它隨風而逝吧。求是報如想長期吸引住讀者；政策宜更張；多扒一些現代的糞才好終究；讀者還是喜歡看扒糞；而你必須有一些新枺�西才行。〃
　　在扒糞上；求是報一直在做；除了歷史方法的外；〃現代的糞〃；扒的火候；是一般報紙瞠乎其後的。即以扒長榮集團而論；台灣一般報紙；那個敢？再以扒蔣緯國醜史而論；求是報請人兩度赴蘇州；扒出蔣緯國遺棄母子的行徑；又那個報做得到？不過蔣緯國若照陳先生的是非標準〃三四十年前的舊事；除非具有重大史料價值；其餘私人恩怨就讓它隨風而逝吧〃的標準；自然會怪我多事；自然會繼續不認親下去。只可惜蔣緯國和陳嘉宗爽了；人家被遺棄了可憐的母子；又如何呢？陳先生口口聲聲要求〃你必須有一些新枺�西才行〃真不知道要怎麼新？被蔣緯國掩埋了五十多年的私生子；被求是報挖出來；陳先生怪不夠新；難道非扒出個產科病房新生兒出來；才算新嗎？
　　六陳先生說：
　　〃以上說了一些求是報負面的話；其實；它也有可嘉值得肯定的地方。比方它比較重視文化新聞；以馬克吐溫等作為社論睿�目；在中華民國整個報業史上可為空前未有。還有它那赫赫有名；已然成為獨家風格的'三點不露'彩色巨幅照片；據我私下觀察；是吸引不少讀者購報的主因；且刻意標明是給新聞局長邵玉銘看的；頗有幽默的挑戰意味。三點照片每天一張；一月便有三十張；比台灣版的'花花公子'雜誌更豐盛；男讀者有福了。〃
　　陳先生這番話；乍看公道；其實又何嘗不〃小化〃了求是報？求是報是特立獨行的大丈夫報；從〃不奉正朔〃開始；它是中國唯一一家誰都敢罵；真正無黨無派的報；它有幾十項優點與特色；卻只被好文而色不盲的陳先生看到了區區兩點；並講評說〃從內容批判；雖不算菜；也洠в刑貏e好到那裏去。〃這種公道；多有趣啊？
　　更有趣的是；陳先生文章最後；居然改起李敖的文章來了。令我想起幾年前〃掃蕩週刊〃主持人大登廣告說他文章比李敖寫得好的妙事。人間妙事；本來甚多；班門弄斧；亦屬常情。但是魯班門前；只可弄斧；不宜真的動手去做木工；更不可妄想〃修刪去贅〃（陳先生這四個字就不成中文之辭！）妄想改祖師爺的作品。祖師爺就是祖師爺；他本人可以不說一句話；但是旁觀者會大笑弄斧者不自量力；弄斧者自彰其醜而已。什麼時候民眾日報重金禮聘；請我到高雄講一次〃中文修辭學〃的演講；也許我會當眾點化陳先生；你的不通在那裏。你什麼不好比；要跟李敖比中文；你瘋了！
　　一九九一年六月十一日下午三時
　　
　　又一元官司——高雄市政府被罚一元记
　　在台北市政府被我罚过一元后，高雄市政府又被我逮到，也罚它一元。全部经过，比罚台北市政府还精彩。
　　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五日，我出版了《我给我画帽子》一书，上市后，高雄方面，由盐埕区大仁路一四一号孙慧珍代为销售。不料到了六月二十七日，有警员王聪琰者，跑来查扣，并出具编号第0三九三三四号“高雄市政府取缔违法出版品录影节目带三联单”一纸，以资证明。因为这本书并没查禁，这下子被我抓到机会，遂在八月十日，去函国民党高雄市长苏南成，指出：“因台端台南市长任上，本人曾写文章揭发台端为‘台湾第一不要脸’，全市哗然，议员且纷纷以台端无耻为询。今日台端走马高雄，自然有假借职务上之权力、教唆下属王聪琰、非法扣押上开书籍、妨害本人依法发行权利之嫌，显已触犯‘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二十九条及第三百零四条之罪嫌。又台端身为公务员，于执行职务行使公权力时，故意不法侵害本人发行之权利，依‘赔偿法’第二条及第七条规定，应由台端之衙门负责损害赔偿责任。”苏南成收信后，龟缩不复。一九八七年三月十三日，我由龙云翔律师代理，向高雄市政府提出《损害赔偿请求书》，苦苦相逼。高雄市政府收到后，自知无法再赖，乃于一九八七年五月九日上午，在高雄市警察局简报室召开协议，赔偿义务机关代理人廖兆祥、参加协议机关代理人李文锦、法制室代表黄章一、新闻处代表王砚青等，一共多位，与我达成“赔偿事件协议纪录”，确定四项：“一、警员王聪琰因于85。6。27过失查扣李敖先生所著《我给我画帽子》乙书，所开具三联单039334号应予撤销。二、查扣之书贰本，已于85。7。12返还书摊，免予赔偿。三、本府同意象征性赔偿请求本人新台币壹元。四、本局已主动将警员王聪琰调职处分，另由本局作成案例教育。”
　　所谓“案例教育”，是警察界的术语，指具体发生的个案，该案因有施教作用，值得每一位警察注意，因而编成案例，在各级警察流传，以为教育之谓。这一条协议的达成，是高雄市警察局被我纠缠不过，被迫答应的，当然使他们面上无光，但是迫于“刁民”的压力，也只好照办。事实上，我这“刁民”，也有宽大的一面。因为协议当天，高雄市警察局曾找来“肇事”警员王聪琰，当场命他向我报告经过并问我对他的处分是否满意。王聪琰是个大块头，满面羞惭，查起书刊来生龙活虎，对簿公堂来就语无伦次。我得知他已被调职处分，从盐埕区肥缺改调到市警局看门后，就宣布：“我写的书，九十多本都给查禁了，警察执行查扣时，难免弄不清楚，因而见书就查扣，王警员的错误是可以原谅的，我想不必进一步处罚他了。”几线几星的在场警官，认为我通情达理，王聪琰也向我鞠了一躬，于是在哈哈一笑中，结束了协议。
　　不过，在如何交付壹元的技术上，出了问题。据一九八七年七月二日《民众日报》登，高雄市政府对于赔偿李敖事件，“对于这块钱是以现金给付或是开具市库支票给付，市府投鼠忌器，大伤脑筋。”据我的朋友黄章一透露，高雄市政府内部为赔偿李敖曾起争议，但因李敖坚持按照“公库法”第十五条“应以支票为之”的规定，拒收现金，所以最后才硬着头皮开出了壹元面额的“国库”支票。这张支票，我后来送给了邓维桢了，高雄市政府至今还要每年登报召兑中。当然它永远不会去领取，它永远是一张战利品，长存在民间了。
　　一九八八年十月八日
　　
　　一元官司——台北市政府被罚一元记
　　自来衙门欺负老百姓，本是常态。但这一常态得以形成，老百姓的消极配合，也有以致之。换句话说，一方面衙门欺负你，作威作福；一方面你忍耐它的欺负，逆来顺受，这样子搭配，才完整构成这一欺负的作业，而令大官人私心窃喜，获得快感。如果被欺负的一方，挺身而斗、据理力争，不甘被欺负，而要跟衙门斤斤计较、纠缠不休，则衙门未必胜算，而大官人未必得可偿失。斗争到最后，衙门之头可灰、大官人之脸可土，而吾侪“刁民”之一口鸟气，亦可稍吐于万一矣！
　　我生平是深信这种斗争哲学的，我以做“刁民”为荣。每遇到衙门找麻烦，只要是于法有亏、于手续欠妥的，我一定把麻烦找回去。或者说，一定“欺负回去”。——有一次黄玉娇到我家，她说：“国民党欺负我们，我们一定欺负回去！”阿娇姐之言，深获我心。问题是一定得找到机会才好动手，好在国民党坏事做得多，机会是不愁没有的。
　　我生平著作上百册，可是国民党查禁了九十六册，查禁法令，种类滋彰，或根据“台湾省戒严期间新闻纸杂志图书管制办法”或根据“出版法”、或根据“戒严法”、或根据“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不但弄得我们眼花缭乱，连他们自己也眼花缭乱，尤其在下级执行人员执行时，更是眼花缭乱。就在这种眼花缭乱中，在几乎李敖作品每出必禁的“惯性”下，一个机会来了。
　　一九八五年四月二十五日，我出版了“李敖千秋评论丛书”中《五十·五十·易》上下两册，其中下册经警备总部以“淆乱视听，挑拨政府与人民情感”云云为由，予以扣押，并通令各级学校、警察机关……等有关单位，清查报缴；但该丛书上册，却漏未查禁。不料令下之日，部分下级执行人员却弄不清楚，索性见书就查，以致该丛书上册，也难以幸免。一并由台北市政府出具大量查扣收据，满载而归。
　　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四日，我由龙云翔律师代理，向台北市政府提出“损害赔偿请求书”，告诉他们：“正因为贵衙门有关人员利用职务上之机会，以强迫手段，违法扣押未经查禁之书籍，致使请求权人所发行该丛书‘上册’除被违法扣押四十六本外，其余未扣押部分，也因而不能陈列出售，妨害请求权人发行、出售之权利，损害请求权人可得预期之利益陆仟玖佰零壹元（内含已扣押四十六本书价陆仟玖佰元及未扣押部分优待为壹元）。”“经核贵衙门有关人员上开违法扣押行为，显已触犯‘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及第三百零四条之强制罪嫌。请求权人对其犯行除暂予保留告诉权外，依‘赔偿法’第二条第二段上项、第七条第一项及第九条规定，请求权人所受之损害，自应由贵衙门负赔偿之义务。”
　　台北市政府收到我的“损害赔偿请求书”后，自知理亏，且知我来者不善，决定屈服。乃在一九八五年八月二十九日上午，在法规委员会召开协议，主席林秋水，由洪以逊代，另有新闻处赵鹏科长等，一共五位，与我达成“台北市政府赔偿事件协议纪录”，确定“本府部分执行人员误扣上述丛书上册属实，本案本府有赔偿责任”。八月二十九日，开出损害赔偿“国库”支票“陆仟玖佰零壹元”，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