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4-10李敖系列之6李敖杂文集-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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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誓反共，來台灣前，他的朋友宋偉霖問他：”你去幹嘛？國民黨已壽終正寢，你還想親視含殮．”這話可真一針見血．多少來台灣的外省人，其實都未嘗不以”親視含殮”的心境來看國民黨的．陳债斈陮ξ艺f：”共產黨的失敗，並不就是國民黨的勝利．”可見縱使”國家世界的大勢”如蔣經國所說，別人一定”崩潰”，”滅亡”，但國民黨的前途，又在哪裏呢？
　　一九八九年一月三十一日
　　
　　打着民主反民主/李敖1988。07。24
　　国民党性好媚外，媚外之道多端，其中一项，是喜欢把条条大路冠以外国人名，从史迪威公路到麦克阿瑟公路到罗斯福路，一干路等，都是证据。罗斯福路是纪念美国小罗斯福的，此公能当上总统，得力于一员大将使他上路，这员大将，就是史密斯（AlfredEmanuelSmith）。
　　史密斯外号「快乐战士」（HappyWarrior），他是美国民主党的掌门人，四任纽约州长，同时也是民主制度的热情拥护者，有的人发觉民主有流弊，主张来点别的，史密斯笑起来，他说下千古名言：『治好民主的所有毛病是更多民主一点。』（Alltheillsofdemocracycanbecuredbymoredemocracy。）
　　这句名言，国民党曾加以剽窃，说是他们祖师爷说的。事实上，这是往自己脸上贴金。因为只有对民主有深刻理解与信仰的人，才会说出这种话，国民党差得远！
　　国民党差得远，民进党又如何呢？民进党是国民党的公开学生或私淑弟子，许多民进党员对民主的理解与信仰，其实也是可疑的。可疑中最有趣的，是他们对民主的行动诠释。民进党争民主，我双手赞成；争民主付诸行动，我也双手赞成。但是行动起来，必须「更多民主一点」，才能无负初心。可是，事实上，一次又一次的，民进党却在以行动作贱民主，对民主作走火入魔的行动诠释，这样子干法，又比国民党高到那儿去呢？
　　例如民进党式民主，动辄搞群众大会声讨，进行请愿。群众大会是最欠理性的，是独裁国家的煽情法宝，本来就容易对民主构成伤害（yubar按：发动集体签名运动；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民进党搞群众大会于先，再进行请愿于后，配合之妙，无异火上加油。请愿并没有什么不对，「请愿权」（rightofpetition）是今日各国宪法（包括所谓中华民国宪法）所承认的人民权利之一，当然可以行使，但是请愿的本质，有它的历史背景，那就是向统治者陈情。英国国会在起初并不能制定法律，法律是国王制定的，议员仅能向国王陈情，请求制定法律以纾民困。由于同类案件过多，所以请愿开始合并，以集体作业行之。进而演变成国王根据两院的献议（byandwiththeadvice）制定法律，而国会于是取得制定法律之权。进而在1689年，以『人权清单』（BillofRights）规定向国王请愿为人民权利。这一观念与制度，自此风行世界，形成了民主政治的基本条件之一。正因为请愿的历史背景是向统治者陈情的，所以在气氛上，它是一种心平气和的陈述行动，而不是一种慷慨激昂的暴乱行动。今日各国宪法所规定的请愿权，立法原意，都是要求下情上达、有话好说，这样才符合民主风度的规格。
　　以前在大陆，安徽学生向军阀请愿，军阀开枪，有的竟被打死了。后来胡适写了一首诗，诗中有一句话是「请愿而死，究竟是可耻的！」意思是说，人要作战而死，不要求情而死。请愿基本上是一种陈情行动，被陈情者如果顽如军阀，就该革他的命，而不要向他求情；相对的，如对「更多民主一点」有所理解与信仰，就该有民主风度的去请愿。一方面向立法院请愿，一方面又粗暴的拆立法院招牌，这不是民主风度，这种人，有种就去革命，实在不必作贱民主如此。国民党打着民主行独裁，固为我们所痛心；民进党打着民主反民主，也为我们所疾首，热爱民主的人，务必保持警觉，别被他们带入歧途。
　　
　　邓朴方忆受难岁月/李敖
　　邓小平长子邓朴方在文革时被红卫兵折磨，自楼上推下，以致半身瘫痪。日前他接受香港明报访问，今日中国时报转引内容如下：
　　邓朴方忆述文革时父亲被软禁，相隔四年多再度见到老爹时说：当时大家开心地笑，也开心地哭，当天晚上，邓小平和卓琳夫妇在儿子的床边，代他脱下又臭又脏的衣服，擦了澡，父亲还用手巾替他擦身，并细心地垂询他的病情。
　　邓朴方告诉父亲：“从胸口以下都不是我的了，已经没有知觉。”话完，母亲卓琳和祖母都忍不住哭了，父亲却凝视他，一言不发。
　　邓朴方忆述在江西一段日子时透露：父亲每天都给他擦澡、翻身，父亲每次先把热水烧好，再动员两位老人将自己抬进洗澡间，在热腾腾的蒸汽中，一遍又一遍儿子擦身，天天如此，不马虎也不间断。
　　邓朴方告诉明报记者自己当时躺在海滨医院走廊时的心情：当时奄奄一息等待医生检查，面部虽带笑容，但眼神依然是黯然之色，当知道自己会瘫痪的时候，心情还很平静，但心如死灰，因反正没希望，伤和不伤完全一样，一点儿也不觉得伤残以后有更多的痛苦。
　　1979年年初的一个早上，躺在北京三0一医院接受治疗的邓朴方，被护士发现他的背后鼓起一个大包，他自己运动身体完全没有感觉，体内脊椎咔吧咔吧作响，检验结果，发觉他的脊椎再度骨折，一旦骨头刺破脊椎两旁的动脉，会导致内出血，如骨折后的脊椎刺穿皮肤，露出体外，可能会感染致命的脑炎，当时大陆医学界束手无策，邓小平的太太卓琳为此忍不住而痛哭，直至1980年，他才以保密方式邀得美国新奥尔良儿医骨外科主任马昆医生代他检查。
　　马昆医生告诉明报记者忆述当年检查邓朴方病情时说：他曾经由苏联医生动过手术，取出体内脊椎骨断片，用一种特殊的骨科材料把脊椎固定，但下半身自腰部以下已失去知觉，动作失调，坐起时身体向前倾，脊椎没有支撑作用，瘫痪部分已经无法治疗。
　　马昆医生发觉大陆的医学器材无法为邓朴方进行脊椎手术，因此建议邓朴方到美国就医，但手术费及住院费共50万美元，而邓家无法凑出，最后获世界著名脊椎外科专家哥顿·
　　岩士唐，他当时任加拿大渥太华私立医院主任医生的协助，并获加拿大总理杜鲁道批准由政府支付医疗费才告解决。
　　哥顿·岩士唐医生说：1980年9月底，他从机场接邓朴方，过了九天，进行第一次手术，主要清理他的胸腔与脊椎的旧况，固定胸部，手术一直进行十多个小时，输血达9000毫升。一周后，再动一次大手术，这次是把邓朴方的左腿的骨移植到他的胸腔背后，再用钢钉和螺丝锁定，让他整个胸部有支撑力量，手术后他离床半年不能坐起。
　　邓朴方忆述那段日子说，经过手术后，自己身体很瘦，但胃口很好，因此拼命吃，希望体力能早点恢复，一个月后，为了省钱，自己也搬到大使馆居住，两个月后才返回北京。
　　1991年1月19日
　　
　　把敌人出版
　　骆宾王（约六四○——约六八四），浙江义乌人。他年轻时就会写文章，尤其精于五言诗，“尝作《帝京篇》，当时以为绝唱”。唐高宗时候，“为长安主簿。坐赃，左迁临海丞，怏怏失志，弃官而去。”
　　徐敬业起兵讨武则天，他参加了，代徐敬业主持宣传与军中书檄，最有名的《诗武曌檄》，就出于他手笔。传说武则天刚看到这篇骂她的妙文时候，满不在乎，并且还嘻嘻哈哈的，但是读到其中“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两句时，睁着眼睛说：“谁写的？”左右告诉她骆宾王写的，武则天埋怨说：“宰相安得失此人！”（宰相怎么把这样的人才没给注意到！）
　　徐敬业起兵失败后，《新唐书》说：“宾王亡命，不知所之”。《旧唐书》说“伏诛”，显然是被杀了。
　　骆宾王死后，武则天找人寻访他的作品，找到了十卷，“盛传于世”。
　　骆宾王任侍御史时入狱，写了《在狱咏蝉》，说：“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他死后，决没想到“表”他“心”的竟是他的头号政敌！武则天的度量，真不简单！
　　像武则天这种度量，在后代的统治者中，也有效法者可寻。明末清初时候，明朝的孤臣孽子史可法（一六○二——一六四五）复多尔衮书，拒绝招降，终于以四十三岁盛年，乱军之中就义而死。他死后，他这封复多尔衮书，淹没不彰，清初修《明史》，在史可法传中甚至不载此事。到了乾隆皇帝时候，敕修《历代通鉴辑览》，开始出现“先是我睿亲王多尔衮今南来副将韩拱薇参将陈万书等赍书致史可法，可法旋遣人答书”的话。乾隆“御批”说：
　　幼年即羡闻我摄政睿亲王致书明臣史可法事，而未见其文，昨辑宗室王公功绩表传，乃得读其文，所为揭大义而示正理，引春秋之法，斥偏安之非，旨正辞严，心实嘉之。而所云可法遣人报书语多不屈，因未尝载其书语也。夫可法，明里也，其不屈，正也，不载其语，不有失忠臣之心乎？且其语不载，则后世之人将不知其何所谓，必有疑恶其语而去之者，是大不可也！因今儒臣物色之书市及藏书家，则亦不可得，复命索之于内阁册库，乃始得焉。卒读一再，惜可法之孤忠，叹福王之不慧，有如此巨而不能信用，使权奸掣其肘，而卒致沦亡也。夫福王即信用可法，其能守长江为南宋之偏安与否，犹未可知，而况燕雀处堂，无深谋远虑，使兵顿饷竭，忠臣流涕，顿足而叹无能为，惟有一死以报国，是不大可哀乎？且可法书语初无诟谇不经之言，虽心折子睿王，而不得不强辞以辨，亦仍明臣尊明之义耳！余以为不必讳亦不可讳，故书其事如右。而可法之书，并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