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4-10李敖系列之6李敖杂文集-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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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由冯自由通知到会者，有马君武、何天炯、黎勇锡、胡毅生、朱少穆、刘道一、曹亚伯、蒋尊簋、但焘、时功玖、谢良牧诸人；由胡毅生带领到会者，有汪兆铭、朱大符、李文范、张树柟、古应芬、金章、杜之秋、姚礼修、张树棠诸人；由宫崎寅藏通知到会者，有内田良平、末永节诸人。计莅会六十余人中，与孙总理属旧相识者只程家柽、马君武，张继、黎勇锡、胡毅生、朱少穆、冯自由、宫崎寅藏、内田良平、末永节等十人，其余皆新同志也。
　　当时幸经德高望重的黄兴义薄云天，提议把“古董”孙中山“公推”为“本党总理，不必经选举手续。”孙中山才成了同盟会的领导人。要不是黄兴这样够味儿，六十多人的大会中，仅识十人的孙中山，恐怕要靠边站了。虽然兴中会与同盟会的衔接真相，不过如此，可是有些革命志士，还是不承认它们之间有嗣续的关系，如老革命费邓家彦，在一九五四年十月十一日的《中国一周》上，以《由同盟会说到南京政府》为题，就公然表示同盟会“本是一个开天辟地创造的革命大团体”，而决非兴中会的后身，兴中会也决非同盟会的母体；又如老革命党徐锡麟，他是光复会的老人，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说他“志大心雄，不欲依人成事”，根本就没加入同盟会。徐锡麟后来行刺满清大吏恩铭，成仁就义，如今国民党一网兜收，最近在报上大打马虎眼，俨然是本党先烈了，国民党的不要脸，真要加三级。《太炎先生自定年谱》中说徐锡麟根本就“志在光复，而鄙逸仙为人。”如今“逸仙”的同志竟不由分说，硬把徐锡麟给国民党化，徐锡麟九泉有知，真要死不瞑目矣！
　　非但兴中会，同盟会和今天的国民党牛头不对马嘴，即使一九—二年的国民党，也都无法硬加衔接。一九一二年的国民党是同盟会和统—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合并的产物。而那时的同盟会，主体乃是中部同盟会。中部同盟会是武昌起义的功臣，革命成功的是这个会的同志。“革命尚未成功”的孙中山虽然在武昌起义后回来做上总统，但他在一九一四年写信给邓泽如，自称“忝为总统，乃同木偶，一切皆不由弟主张。”为什么是“木偶”呢？因为他早已大权旁落。（他在《孙文学说》中自言“为民国总统时之主张，反不若为革命领袖时之有效而见施行。”）那个国民党，可是别有个性的国民党，不是今天这种尊他为总理的国民党！一九二九年，陈希豪写《过去三十五年中之中国国民党》，书中明说当时那个国民党孙中山“始终未尝过问”，就是指此。把彼国民党硬接上此国民党，严格说来，是不通的。今天的国民党，正式名称是中国国民党，它在一九一九年成立时，照《国父年谱》所说，“加上中国二字者，所以别于元年之国民党也”，显然在和“元年之国民党”划清界线。“其性质则元年之国民党为五党所合并者，今之中国国民党则中华革命党所递嬗而来者也。”当年党同伐异，界限唯恐其不分明；今天捏造历史，寿命又唯恐其不延续，国民党之可笑，竟一至于此！
　　至于中华革命党，严格说来，它跟一九一二年的国民党没有衔接性。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在《政党的精神在党员全体不在领袖一人》演讲里，明说“二次‘革命’失畋，逃亡至日本的时候，我就想设法改组，但未成功，因为那时，各同志均极灰心，以为我们已得政权，尚且归于失败，此后中国实不能再讲革命。我费了很多的时间和唇舌，其结果亦只是中国即要革命，亦应在二十年以后。那时我没有法子，只得我一个人肩起这革命的担子，重新组织一个中华革命党，凡入党的人，须完全服从我一个人。”可见连孙中山自己，都认为中华革命党不是原有的国民党的“改组”，而是“重新组织”的新东西，它们之间没有衔接性，已很显然。
　　虽然今天国民党的建党，实在只不过是一九一九年的事、只不过只有六十五年而非九十年，但国民党为了把功劳“一切笼为已有”，就不得不把历史拉长上溯，但纵使这样，程度上也有今昔之不同。
　　一九二三年发表的《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也只是说“吾党组织，自革命同盟会以至中国国民党，由秘密的团体而为公开的政党，其历史上之经过垂二十年，其奋斗之生涯，荦荦大者，见于辛亥三月广州之役，同年十月武汉之役，癸丑以往倒袁诸役，丙辰以往护法诸役。党之精英，以个人或团体为主义而捐生命者，不可胜算。”
　　虽然字里行间，已在“一切笼为已有”，但也只拉长上溯到民国前七年的同盟会而止，还没拉长到民国前十七年的兴中会，可见这种越拉越长、越上溯越远的搞法，是今天国民党小朝廷变本加厉干的好事！
　　今天我们在台湾被国民党作为吹牛的对象，整天看这些窃国大盗和败军之将吹他们过去的光荣史，实在洗耳无从、痛苦不堪。
　　因此，惹得性起，只好翻出历史，以为反击，祭起火牛阵，直朝国民党的牛屄冲去。
　　我这篇文章的写作，就是这种反击的一项示范。
　　写完以后，身心大快，临文有诗，以为结束：
　　党生九十古来稀，
　　岂容他们把人欺！
　　半夜手执春秋笔。
　　冲破老K大牛屄！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三日晨四时半
　　
　　蒋介石的“公民投票”卖国学
　　——外蒙“独立”真相
　　——再论谁是卖国者？
　　我在《千秋评论》第十期发表《谁是卖国者？》揭发国民党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事。当时签这卖国条约的是外交部长王世杰，在签约之前，先经宋子文、傅秉常、蒋经国、胡世泽等在苏联洽谈细节。据国民党御用史家、并且看过国民党秘密档案的梁敬錞在一九四五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与其内幕真相》所述，宋子文告诉斯大林：
　　任何中国政府均不能割弃领土而存在，尤以国民政府自孙总理起，即向全国人民灌输领土完整之观念，更不能割弃外蒙古。且外蒙古如可割让，西藏问题，必立继起，英国如控西藏，对苏亦有不利。斯大林对此虽似同情，但谓不妨先立密约，俟日本投降后再行公表。又谓外蒙乃苏联西伯利亚之防卫线，如外蒙是中国领土，苏联势必不能在彼驻兵。宋子文以事逾训令范围，必须先向蒋委员长请示。
　　为什么要“请示”呢？
　　为什么要请示呢？因为宋子文他们抵苏之前，还不知道问题的关键在外蒙古，梁敬錞说：
　　对苏交涉方针，在子文离渝以前，中国政府本已议有宿案，当时众意所集，多谓谈判难关，将在租界Laees与优越利益Eminentinterest之两点，外蒙问题拟不置议，此与苏联“维持外蒙现状”之要求沿非正面枘凿，或易就绪，遂未深筹对策，今僵局发生，乃在外蒙，故子文散会后，即将外蒙交涉提出三种意见电渝请示：（一）准苏联在同盟期内，驻兵外蒙。（二）予外蒙以高度自治，并准苏联驻兵。（三）授权外蒙军事内政外交自主，但不得脱离宗主国。
　　但是，外蒙古问题出现后：
　　宋子文久候训令不至，乃请蒋经国先生径谒斯大林，作会外接洽，在斯（大林）、蒋（经国）谈话中，斯大林虽承认中国实有不能割弃外蒙之理由，但仍持其保卫西伯利亚之观点，不肯让步。又谓：中国无力驱逐日本，既要苏联帮忙，自应接受苏联之要求。凡此强横之论，固皆不足重述，但下列数语，则美国今日，似应加警惕，斯大林说：
　　老实告诉你，（指经国先生）我要外蒙古，是基于军略上的观点……倘使有一个军事力量从外蒙古向苏联进攻，西伯利亚铁路一断，俄国就完了，……你说日本和中国没有力量占领外蒙古，来打俄国，但是不能说就没有第三个力量出来这样做。
　　这第三个力量是谁？经国先生追问，是不是美国？斯大林朗然回答“当然”。
　　梁敬錞写道：
　　斯大林之真意，虽已探明，而重庆之新训令迟至四日仍未到达，宋子文似因无法再缓，乃即以其上述“高度自治”之办法，提出第三次会谈。第三次会谈，为七月七日，时间自下午十一时至十一时四十五分，宋子文指出原协定只有“维持外蒙古现状”之文，并不承认独立之说，斯大林谓曰：外蒙今日，已日“人民共和国”，故其现状，即是独立。宋子文提出中国愿畀处蒙以高度自治之地位，使其军事外交方面，可以自主订约。则苏联尽可与外蒙订立驻兵之约，以达其防卫西伯利亚之目的。斯大林仍不可，且出示中苏同盟条约草案四种，一为友好同盟条约，一为中东路南满路协定，一为旅顺大连协定，一为外蒙独立宣言，宋子文以外蒙独立宣言，如不解决，中苏盟约，无从讨论。双方辩难，至为炽烈，如左：
　　宋：外蒙问题，吾人已有现实之建议。
　　斯：此建议并不现实。
　　宋：自我政府视之，则属现实。
　　斯：然则吾人未能同意。
　　宋此为予所接到之训令。
　　斯：容吾人与此结束。
　　宋：阁下不能了解吾人之立场，至为遗憾……
　　斯：阁下不能了解吾人之立场，亦至遗憾，容吾人到此为止。
　　显然的，斯大林态度强硬，明着告诉老K，你不卖国：一切都免谈！
　　并没有要你卖这么多！
　　在这种情况下，老K终于示弱了：
　　蒋委员长于七月四日接获宋子文三日第二次谈话报告后，五日返渝，六日召集高级幕僚，盱衡全局，通筹审议，当晚发出训令，其电文要旨如次：
　　（一）外蒙独立问题，须待我国国内真正统一，领土主权真正无缺，行政真正完善，始能考虑。
　　（二）苏俄如能保证东三省领土主权之完整，不支持中国之割据，不鼓励新疆之叛乱，则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