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4-10李敖系列之6李敖杂文集-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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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可憐呀！
　　
　　中国人的名教思想
　　名教一词，最早是用来描写汉朝末年的清流人士李膺的，见于「世说新语」。原文是：「李元礼风格秀整、高自标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不过在「后汉书」中，并没有以名教为己任的话。所以名教云云，可能是「世说新语」作者刘义庆归纳李膺行为的话。换句话说，就是晋朝人刘义庆，以当时人的口气，说了汉朝人的话。汉朝人并没有名教的话。
　　名教一词，严格说来，最早见于晋朝人嵇康的「释私论」。「释私论」说：「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于矜尚；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物情顺通，故大道无违；越名任心，故是非无措也。」
　　嵇康是三世纪时最伟大的不合作主义者，他在魏晋之际，司马家政治集团坐大后，下乡以打铁谋生，最后还是在劫难逃，以四十之年，被诬叛乱，从容就义。俞正燮「癸巳存稿」说：「乍观之，一似司马氏以名教杀康也者，其实不然也。」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说：「司马氏实以当时所谓名教杀康者。」其实，俞正燮和陈寅恪都犯了各执一端的错误。事实上，政治瘪三杀嵇康，理由既是名教的、也是名教以外的，硬说那一种而不是另一种，大可不必。
　　以名教理由杀人，什么是名教呢？照嵇康「释私论」的原义，名教显然是指与道家自然思想对立的儒家名教思想而言。「晋书」阮瞻传中王戎有「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之问，足见名教是与自然相对的，换言之，名教与自然是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歧义的一项主题。
　　所谓自然，在「晋书」乐广传中有个例子：『是时王澄、胡毋辅之等，皆亦任放为达，或至裸体者。广闻而笑曰：「名教内自有乐地，何必乃尔！」』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崇尚自然的人，不但在理论上上天下地，甚至在衣冠上都天体营化了，「越名教而任自然」到这种具体程度，还在乎什么礼法呢？
　　道家的自然思想，是上天下地的；儒家的名教思想，原始意义虽不上天下地，也相当宽，但在晋朝人的解释下，就一框再框。晋朝人心中的名教，如陈寅恪所说：「以名为教，即以官长君臣之义为教，亦即入世求仕着所宜奉行者也。其主张与崇尚自然即避世不仕者适相违反。」嵇康要「越名教而任自然」，从宽处看，是儒道思想之争；从窄处看，却是标榜老庄之学，对现政权不合作。政治瘪三以违反名教理由杀嵇康，也就因此而来。
　　不过，从晋朝以后，对名教的解释，是不从窄处看的，它的定义，像滚元宵，有了核心以后，越滚越大。一谈到名教，它就涵蕴了纲常、名分、尊卑、礼法、人伦等等所有的仁义道德，成了总称。而这些仁义道德，是以君臣父子为主轴的。这就是袁宏「后汉纪」中所谓的「君臣父子，名教之本也。」任何有违这一规范的，都会被扣上「名教罪人」或「有伤名教」的大帽子，被斗得死去活来。这种名教思想，是中国人独有的法宝，洋鬼子是学不到的。（对名教的解释，有两个旁支：一个是顾炎武的「名教」，解做名誉与名声，这不外是「管子」中「名教通于天下」的别说；另一个是胡适的「名教」，乃专指姓名与文字迷信而言。皆非正说也。）
　　
　　中国人的贪污思想
　　贪污是世界性的问题，不只是中国的问题，但是中国人的贪污思想，除了恶与人同之外，又有它独立的特色，应该特别研究。
　　中国人的贪污分三大类，一类是贪得无厌型、一类是政治作用型、一类是应付开支型。
　　贪得无厌型是指贪污所得，根本不是用来花费，只是满足个人的贪心。明朝严嵩贪污，家产可支付好几年国防预算；清朝和�｜贪污，家产可支付20年全国预算。……………。这样庞大的贪污所得，当事人虽寿同彭祖，活八百岁，也花不完，所以这种贪污，只是病态的「贪污狂」而已。
　　政治作用型是指贪污避祸，根本不是要贪污，只是消弭人主的猜忌。汉朝萧何「多买田地、贱贳贷以自污」、「贱强买民田宅数千万」，目的无他，意在告诉汉高帝我无大志，只是爱钱耳；宋朝石守信被「杯酒释兵权」后，「专务聚敛，集财钜万」、「募民軰瓦木，驱迫甚急，而佣值不给」，目的也无他，意在告诉宋太祖我无大志，只是爱钱耳。………………这样有意的贪污自污，当事人实非爱钱，但是格于人主，不得不爱它一下。此类政治作用的贪污，有的甚至是奉命的。南唐以五万两银子贿赂宋朝赵普，人主却说「此不可不受」，最后南唐派本家老弟来朝，人主除赏赐以外，秘密送来红包，打开一看，数目正与五万两银子相等！可见奉命贪污，可做为人主明察秋毫的政治作用，贪污之为用，亦大矣哉！
　　
　　应付开支型是指贪污原因，根本在入不敷出。有趣的是，这种入不敷出，并不以小官穷吏为然，封疆大吏也一样。在后魏时代，根本没有官禄之制。清官贫苦异常。如高允住草屋、吃盐菜，儿子要采樵自给，才能活命。到了明清，也好不到那儿去。明朝广西道御史刘准，由进士授官，月支俸米一石五斗，不能养活母亲妻小。到了清朝，总督年俸不过一百八十两、巡抚年俸不过一百五十五两，都不能活。雍正创制「养廉银」救命，但是行之既久，物价上升，其廉也未易养，再加上财政拮据，「养廉银」也停支或减少，发挥不了作用。政府方面，一方面养廉，一方面贪污，最明显的是卖官鬻爵，做官要捐，才有官做。并且越捐越不值钱。一个知县，在干隆时要捐四千六百两才能做，到了光绪时，只要二千六百两就成交了。照许世英的回忆，一名小京官的官俸是纹银七十两，但可分到「印结费」三十两。「印结费」就是捐官晋京朝见时的「孝敬」。晋京朝见，必须同乡京官用印具结做保，被保的人，一律要出钱，汇集起来，由同乡京官公分。因为京中开支大，必须贪外官之污，而羊毛出在羊身上，外官不贪污，也不能活。于是贿赂公行，满朝皆贪污。可见这种公然的贪污，是制度使然。制度使中国人不以贪污为耻，制度腐化了世道人心。
　　国民党调查局在二月一日成立了肃贪处，准备大举惩治贪污，我看了很好笑。中国人惩治贪污，从明太祖剥皮到国民党戡乱时期贪污治罪条例的死刑条款，何代不严？但贪污之事，何代无之？根本的原因很多，在政府方面，制度上必须修正两点，方有起色。第一是监督工作，不能出自政府本身；第二是薪金给付，必须合乎情理。例如公务人员房屋津贴每月七百元，这种数目，连间厕所都租不到，如何养廉？这样开玩笑，人不贪污，其可得乎？
　　
　　國民黨的前途在那裏？－－”大勢已去！”
　　竺可楨是留美博士，從一九三六年起做浙江大學校長，一做十多年，由於他是浙江人，尤得蔣介石的看重．胡頌平”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三十日條下，有這樣一段紀錄：”晚飯時，先生談起’竺可楨的太太是姜立夫的妹妹；這位太太死後，再娶陳源的妹妹．這位陳小姐，面孔圓圓的，長得很甜．我的太太對我說，如果她死了，她勸我娶這位陳小姐，可以看出我太太對她的喜歡．勝利之後，我到浙江大學去演講，可楨是浙大的校長，他和他的太太住在禮堂樓上．你想，校長住在禮堂的樓上，他的一切行動都被學生監視住，我就曉得他們是出不來了．’”從這段話裏，看出胡適的意思是，國民黨丟掉大陸前，他的老朋友竺可楨不肯來台灣，是因為”一切行動都被學生監視住”，不過在我看來，事實卻非如此．
　　蔣經國在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一日列席立法院第五十五會期第一次會議口頭施政補充報告－－”推行開詹脊�的廉能政治”時，有這樣的話：”我覺得今天特別要注意的，是心理建設．現在一般人覺得民心很安定，但只是安定，還是不夠的，我覺得今天的民心要從安定轉向堅強，祇有堅強，才能擔當重任，才能求得我們的本身的生存．如何使民心從安定轉向堅強，就是我們要始終執有堅定的信念和信心，在任何的情況之下，我們不動搖，不懷疑，不灰心，這個堅強的國民信心，要確實地建立起來．我想到民國卅八年由上海撤退的時候，總統蔣公從舟山派經國到上海去，請當時的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到台灣來，我在一間醫院裏找到他，向他說：總統蔣公請他到台灣去，他想了一下說：’謝謝總統的好意，我想不必了！’我說為什麼呢？我今天就可陪你到定海去，他嘆了一聲說：’大勢已去！’我問他為什麼大勢已去了，他說你到台灣能去多久呢？半年或頂多一年．我說不是吧！後來無法再談下去，他反而向我說，你也不必到台灣去了．我就發惱了，我說：’人各有志！’就不握而別．像他那種人是短視，只顧現實，看不遠，看不到大的問睿�．他說大勢已去，試看我們從大陸來到台灣有二五年（按：他媽的還好意思說？！無恥！），不僅繼續存在而且蓬勃發展，今日國家世界的大勢乃是共產主義一定崩潰，共產制度一定滅亡．”
　　從蔣經國這段話裏，我們看到他當年去見竺可楨，地點是在上海，而不是在杭州，自然不發生”一切行動都被學生監視住”的問睿�，可見竺可楨不肯來台灣，純粹是他對國民黨的天下已倒盡胃口，洠в袆e的原因．
　　想當年在國民黨丟掉大陸前夜，真正有良知的中國人，對國民黨均已倒盡胃口．他們之中，或因個人的，家庭的原因，不得不離開大陸，但那只是對共產黨的逃避，並不是對國民黨的深情．宗榮祿”天民回憶錄”中說他因父親的原因，為之發誓反共，來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