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4-10李敖系列之6李敖杂文集-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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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星榻凇Ｄ憧匆幌潞Ｃ魍�写的那个《ＫＩＬＬＥＲ》，《杀人者》，全是对话与说理，没有任何情节，没有任何客观的描写，全都靠对话组成。所以对我如果有所批评的人，我必须说，他对文学史不了解。他不熟悉，所以才会少见多怪。
　　问：您怎么看目前大陆和台湾的文学状况？
　　答：我觉得台湾不要谈了，台湾不足看。我一再讲过，这个文学、文艺工作者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你（的作品）必须跟你人一致。中国人说文如其人，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准。我们讲中国画画也这样子，你画家的画，如果你没有那种人文的训练，你画不好的，你是一个画匠，你不是一个画家。台湾的这些文学，我跟你讲，过去一直被国民党控制，“中国文艺协会”，然后军方的，军中的文艺，军中的写作团体，政府的控制团体，报纸，《中央日报》，《联合文学》，都是这团体。所以你一个人必须加入一个帮口。你要写诗，你要投奔什么台湾余光中的门下，否则你就没什么希望。
　　问：永远不得其道。
　　答：不得其道。他们就是这样子的，就是做人成功，做文失败。文章写得很烂，可是人很好，我给你写书评捧你，你过来捧我。这怎么会有好的文学出来呢？余光中一天一首诗，“天安门，我们来了”。哪里天安门（笑）？蒋介石死了，写诗歌颂；蒋经国死了写诗歌颂。你变成北京“四大不要脸”之一了。台湾（文学）不足看，不够看。
　　问：那大陆……
　　答：大陆的部分，我觉得除了考古、历史，好比标点《二十四史》这一类，嗯，还好；社会科学呢，就不敢讲了。小说部分呢，过去国民党时代留下一批小说，象茅盾这批人，这批人其实很烂的一批小说。那里面比较好的只有老舍，比较好一点。（其他）其实很烂的一批人，文字都很糟的。你看茅盾的文字跟琼瑶文字差不多的，那种很烂的文字。然后又出来一批“大阳红”这种文字，后期歌颂的这一批东西。然后就是“伤痕”文学，“文革”以后这批东西。我承认不好，我认为不好。
　　问：现在有一批青年作家好象还是不错的……
　　答：你讲上海的这一批？
　　问：象余华、苏童，湖北的女作家池莉等等，他们的作品您觉得如何？
　　答：噢，我没有深看。这一点我必须承认我没有深看。我老是犯那个毛病，就是我觉得闻这个蛋臭的时候，不需要吃它（笑）。
　　问：他们的作品更多的体现了个人的思考或经验。
　　答：在社会演变到某种稳定的时候，或者文化水平或者经济上的水平起来以后，一定会有一种文学出现，就是我讲的伪饰的文学就会出现。它也关心内心的细腻，也关心感情的生活，希望革命之声绝耳，不要再革命了，什么救国救民，狗屁了，他们不要谈这东西。可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完全躲开的话呢，这个文学就是高行健的文学（笑）。
　　问：就没有力量了。
　　答：这就是萨波夫说的，小孩子快饿死了，文学有什么意思呢？如果说你们这样最注意人类精神层面的这批人，工作者，你们都逃避了，这还得了吗？你们就代表人类的良知的一部分，如果你们都逃避了，那还得了吗？
　　问：您的新作《上山·上山·爱》与《北京法源寺》有什么不同吗？
　　答：是，是，完全不同。《北京法源寺》是写历史背景，那里面都写英雄人物，只有一个女人，还是坏女人，就是西太后。这本书是以台湾的白色恐怖为背景，女孩子是可爱的，虽然它是以台湾为背景，我认为它的面很宽，因为它涉及很多哲学层面。好比说，这个女孩大腿给你看到，它给你看到的，还是你看到了它？这在哲学里面是重要的唯心论的题目。象王阳明说，一朵花在这里，我没有看到花，花就不存在。我的小说里面有很多这一类的讨论。我觉得其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小说。它的优点，我可以告诉你，就是好显出我自己的写作幅度多么宽。我可以写完全不同的两类小说，一般人做不到。你看，台湾的，去大陆了，叫做於梨华，她小说里只有一个主题，翻来覆去的主题就是养汉，女人偷人养汉（笑），太狭窄了。你象琼瑶写小说，就是这个小镇的恋情。
　　问：写作技法上有什么新的尝试吗？
　　答：技法上，我认为我在处理中文的技巧上面，我觉得我太自负了。原因很简单，这分两个层面，一个文言文的阶段，一个白话文的阶段。好比说我们过去写小说，用文言文写，现在看来蛮好玩的，象《红楼梦》，不可能再用这种文体来写东西了，（它）属于另外一个世界的东西。用白话文写了之后，从来没有人写成熟过，用白话来表达，没有人成熟过。
　　还有一点就是，有很多涉及画面的部分，古代没有照相，没有摄影，没有电视，没有电影，所以很多部分要用文字来描写。好比说《红楼梦》描写王熙凤出场时，用了一页来描写。现在，如果小说你还用文字跟画面来抢，是错误的，这个时候你要很快地过桥，让它过去。画面不能表达的东西，用文字表达。好比我举个例子，象“己所不欲，毋施于人”这８个字，你用画面表达不出来，太抽象了。这才是文字的特色。我的小说部分就分得很清，知道什么时候发挥文字的张力跟它的优点，什么地方要闪躲，不能再碰它，因为那个是错误的。三轮车无法比赛得过汽车的。为什么艾略特讲２０世纪小说没落了呢？因为它们忽略了有些工具超过了小说，电影这种画面东西超过了小说。
　　
　　我是天安門
　　我的名字叫天安門，我是一大棟雄偉的建築，我不是人，人們當然也不以為我是人，但我實在是人，雖然人們不知道我會說話。
　　今天我忍不住了，在多少年來，多少人在我身上、在我面前，說了多少話以後，我要把所有人撇開，說幾句話。
　　早在七百年前，十三世紀晚期，元世祖建設京城大都的時候，我就誕生了。那時候我是大都南面正中央的城門，叫麗正門。我因為居高臨下、視野寬廣、又長命百歲，所以首先看到了元朝天下的興亡。
　　在我誕生一百多年以後，十五世紀早期，明成祖又建設京城北京了，他把大都的南面城牆更向南推了一公里，我身邊的元朝城牆給拆掉了，牆址變成了後來的枺�西長安街，我由元朝的大都南門變成了皇城的紅門，改名叫承天門了。
　　兩百四十多年過去了，明朝的天下，又在我跟前消逝了，清世祖帶兵進了北京。八年以後，我又改名叫天安門了。這個名字，一叫就是三百三十八年了。
　　八十八年的元朝天下、二百七十六年的明朝天下、二百六十八年的清朝天下，一個個都過眼煙雲以後，中華民國的五色旗、中華民國的青天白日旗、日本帝國的太陽旗、中華民國的青天白日旗、以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五星旗，一個個城頭變換、大王備出，真令我目不暇給。雖然如此，在我眼花撩亂之時，卻有著一股神氣中的惆悵。
　　我神氣，為的是我老眼平生空四海，看盡了一個個朝代的興亡，固一世之雄也的天下，在我跟前，無不一個個淒涼以去，只有我巍然獨存、雄視百代：我惆悵，為的是我越老越看清了中國政局的真相，原來不是那麼簡單的誰打倒誰的公式。中國人民的眼睛，還有待進一步的雪亮起來。
　　遠的不必說，即以在我跟前的為中國而流血的事件而論，不論被殺的、殺人的，還是在台灣、在海外粉拳繡腿淚眼疾呼的，對他們說來，這是一個鮮紅的新聞事件的問世；但對我說來，卻是一個紫紅的歷史事件的翻版。——中國歷史在我眼前走過，我是活的歷史，我有資格下這種論斷。
　　你們只看到一九八九年的六月四日，但你們不知道，就在六十三年前，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在我這天安門前，發生過什麼事。
　　那一年啊那一月那一天，國民黨聯合了共產黨，在國民黨中央北京執行部的領導下，由國民黨北京特別巿黨部出面，在我這天安門前，召集了十多萬學生與群眾，舉行反北洋政府的活動，他們的囗號是：「用『五四』的精神，『五卅』的熱血」，「聯合起來反抗帝國主義的聯合進攻，反對軍閥的賣國行為。」在個個熱血沸騰、氣憤填膺以後，他們派出請願團，朝執政的段祺瑞的執政府請願。可是，執政府為了保護政權，終於開了槍，四十七個人被打死了、兩百多個人受傷了，成為有名的「三一八慘案」。同時通緝了國民黨共產黨要員徐謙、李大釗、李煜瀛、易培基、顧孟餘，認為他們煽動群罛去送死；並指摘他們「率領暴徒數百人，……叢擊軍警，各軍警因正當防禦，致互有死傷。」
　　六十三年過去了，在我這天安門前，歷史又重演了。同樣的熱情、同樣的流血、同樣的禍首、同樣的罪狀、同樣的辯解理由。所不同的，是血流的多少、是時間的長短、是痛苦的溕睢２贿^，當毛澤枺�的豪語——「誰去鎮壓學生邉樱恐挥斜毖筌婇y！」言猶在耳的時候，北洋軍閥死而有知，他們會向我浮�笑。
　　六十三年前的抗議者，如今變成了開槍者，中國人民只會被殺殺人，不會明白。只有我明白。
　　中國古人的賦裏說：「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我想，中國人民必須有暇自哀，以此為鑑，知道了自己的對錯，然後抗議者和開槍者才都各得答案。否則的話，不論賢或不肖，終歸於盡。長則百年、短則數載，在我這天安門前，依舊周而復始、改朝換代而已。
　　多可憐呀！
　　
　　中国人的名教思想
　　名教一词，最早是用来描写汉朝末年的清流人士李膺的，见于「世说新语」。原文是：「李元礼风格秀整、高自标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不过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