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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战争-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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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12月，格鲁曼的大作“亚洲奇迹的迷思”（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一文发表在《外交事务》上，文章预言亚洲经济必然会撞上高墙。文章所指出的如亚洲国家对生产率提高的投资普遍不足，仅靠扩大规模终会有其极限等观点，当然都有道理。但问题是亚洲国家的起点普遍很低，发展的关键在于因地致宜，因时致宜，因势利导，扬长避短。这些问题本身也是这些国家快速上升势头中出现的自然现象，完全可能在发展过程中良性地得以解决。从格鲁曼文章的效果来看，其作用相当于亚洲货币绞杀战的信号弹。
国际银行家的目标首先锁定在泰国身上。
时代周刊曾采访过一名曾直接导致泰铢狂贬的金融黑客，他的描述残酷而又真实，“我们就像狼群站在高高的山脊之上，俯视着一群麋鹿。泰国的经济看起来与其说是一头亚洲的小老虎，不如说更像一只受伤的猎物。我们选择病弱的（进行猎杀），是为了保持鹿群整体上更健康。”
1994年以来，在人民币和日元贬值的上下挤压之下，泰国出口已显疲弱，而与美元挂钩的泰铢又被强势美元拖到了极为空虚的程度，危机已然成形。在出口下降的同时，大量外来的热钱持续涌入，不断推高房地产和股票市场价格。与此同时，泰国的外汇储备虽然有380亿美元之多，但其外债总额更高达1060亿美元，从1996年起，泰国净流出的资金相当于其GDP的8％。为对付通货膨胀，泰国银行不得不提高利率，这一措施，更使深陷债务的泰国的处境雪上加霜。
泰国只有一条出路了，那就是主动迅速地让泰铢贬值。国际银行家们估算，其损失主要在于美元债务变得更加昂贵，外汇储备会减少100亿美元左右，但这种损失会随着国际金融市场对其果断应对的肯定而得到迅速恢复。但是金融黑客们断定泰国政府必会拼死一战，力保泰铢，决不会束手就擒的。
后来情况的发展果然证明了金融黑客的判断非常准确。与当年对付日本的情况不同，日本有着极其雄厚的金融实力和外汇存底，直接打击日本货币无异于以卵击石，所以国际银行家采用新的金融衍生工具武器，采取了时间上的“远距离”和“超视距”打击，其效果恰如以二战期间新的航空母舰战术对付战列舰一般，使日本巨型战列舰强大的舰炮威力无从发挥就葬身海底。泰国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死拼阵地战，战略意图完全暴露，战术缺乏灵活性和突然性，最终的失败是必然的。金融黑客在对付泰国和其它东南亚国家的战役中，主要打击方向是其货币本身，通过本币远期合约和股指期货形成钳形攻势，在6个月的时间里横扫东南亚地区和韩国。
泰国在与金融黑客的交手的正面战场全面失利之后，又错误地主动投入了IMF的圈套。对“国际组织”的盲目信任，将国家的安危轻易交给外人来裁决，再次犯下了无可挽回的错误。
巨额外债是发展中国家陷入危机的主要原因。治国与治家其实是同样的道理，高负债必然导致经济健康状态的脆弱，当外界金融环境完全不可控的情况下，得以生存只能凭侥幸。在现实世界中，国际银行家操纵着国际地缘政治的走势，可以轻易使原来看起来很可靠的金融环境突然逆转，从而大幅度地增加发展中国家债务的负担，金融黑客再乘势发动猛攻，得手的概率相当大。
完全没有风险意识，尤其是对可能遭到巨大而无形的伦敦…华尔街势力的不宣而战毫无心理准备。这是泰国金融战败的第二个重要原因。
对敌人的主攻方向判断完全错误，导致先败于金融黑客，后惨遭IMF宰割，相当于失败了两次。东南亚国家普遍重复了泰国的金融战败的过程。
狼自有狼的逻辑，狼群更有狼群的分工。当索罗斯们在花旗银行、高盛公司等一大批声名显赫的银行集团的策应之下开始猎杀行动之后，受伤倒地的猎物就交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进行屠宰和拍卖，拍卖台下挤满了垂涎三尺的欧美公司。
如果说收购一家公司进行分拆打包之后，卖给其它公司的投资银行家能够赚到几亿美元的话，分拆和拍卖一个主权国家的核心资产至少能赚十倍，甚至百倍的金钱。
当亚洲国家企图建立自己的“亚洲基金”来紧急救助陷入困境的区内国家时，理所当然地遭到西方国家的普遍反对。美国副国务卿塔尔博特说，“我们认为要解决这类问题的适当机构，是跨区域性及国际性的组织，而不是交给新成立的区域性组织，因为这问题本身影响深远，超越亚太区域的疆界”。美国财长萨默斯在纽约对日本协会致词时坚持，“这种在危机时刻依赖区域援助的金融区域化观念……存在着真正的风险”。他指出，这样的做法会减少可以用来应付未来风暴的资源，也会削弱应付“跨洲危机”的能力。“这是我们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必须扮演中心角色的重要原因”。
国际货币基金第一副主席费希尔警告，区域基金不可能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那样，严格要求有关国家作出整体经济改革以换取援助。费希尔说：“我们不认为设立一个提出不同条件的庞大基金或是长期机构，对此会有帮助”。
日本本来是“亚洲基金”积极的倡导者，但是迫于伦敦…华尔街的压力，不得不屈从，日本财政部长三冢博表示，“国际货币基金会一贯在国际金融机构中发挥维护全球金融稳定的核心作用。亚洲国家建议组织的这个基金，将作为国际货币基金会的一个辅助机构”。由东京设计的新概念将是一个没有资金的基金（a fund without funds）。根据东京的新概念，那将是一个营救性机构，能以很快的速度，有计划预先调动资金，援助那些受到国际投机者狙击的货币。当设立亚洲基金的建议在香港举行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会年会上提出时，马上引起美国和西方国家的警惕，他们担心这将破坏国际货币基金会的工作。
最后，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只得表示，“我们不至于自大到认为我们有能力充当复苏亚太区（经济）的火车头”；他说，尽管日本在援助一些受创的亚洲国家方面有所贡献，并将继续这么做，但把亚洲拉出经济泥沼并非它该扮演的角色。
新加坡副总理李显龙在谈到亚洲基金时认为，若为取代国际货币基金的作用，成立亚洲基金将有“道德风险”。
亚洲国家建立自己的基金以便在危难之中相互扶持原本是件天经地义的事，却极端不合情理地遭到伦敦…华尔街轴心的坚决反对，而日本作为区域内最大的经济体，却完全受制于人，缺乏领导亚洲经济走出困境的起码魄力和胆识，不能不令处境绝望的东南亚国家心寒。最令人困惑的是新加坡的观点，让自己和自己的邻居拥有在惨遭劫掠的情况下相互帮助的起码权力，何以能产生“道德风险”？如此“有风险的道德”又是谁家的“道德”？
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是把危机的实质看得比较透彻的亚洲领导人，马哈蒂尔说：“我们并不知道他们的钱是从哪里来，也不知道到底是谁在进行交易，更不知道他们的背后还有谁？我们不知道他们在赚取金钱后是否有付税务？同时，这些税务又付给谁？我们同样不知道是谁在他们的背后？”他认为，在目前的货币交易制度下，没有人知道这些钱是否来自正当管道，或是有人在洗黑钱，“因为没有人可以过问，也无从查起”。只要这些人向任何一个国家发动攻势，那么不计其数的金钱就会涌向那个国家或进行抛售活动，任何人都抵挡不了。不论是货品市场，期货或证券交易，都是必须在正当的体制下进行，“因此，我们必须管制货币交易，使之透明化”。马哈蒂尔随即遭到西方舆论界的全面围剿。马哈蒂尔尖刻的问题也许不太适合在外交场合发表，但他的的确确地问出了所有亚洲人心里的疑团。
另一个美国冷战时期的坚定伙伴韩国被金融风暴扫到之后，向美国伸出求援之手，不曾想美国的拒绝来的如此之快和如此的坚决。在国际银行家看来，与韩国的亲密关系已经成为冷战遗留的残骸。美国政府对于此事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以国务卿奥布赖特和国家安全顾问的意见是应该伸手拉小兄弟一把，代表华尔街的财政部则坚决反对，甚至指斥奥布赖特不懂经济学。最后，克林顿服从了财政部的看法。
在财政部长鲁宾看来，这个危机正是踹开韩国经济大门的绝佳时机，他严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韩国施加比传统的苛刻条件更加严厉的措施来对待这个乞援的昔日盟友。IMF在美国财政部的压力之下，对“援助”韩国的条件层层加码，包括韩国必须立刻以对美国有利的条件解决与美国之间的所有贸易纠纷，韩国人愤怒地指责，IMF总在为美国提出种种不合理的条件。
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认为，韩国陷入金融危机源于美国财政部当初竭尽全力地逼迫韩国进行全面和快速的金融资本市场开放。作为克林顿首席经济顾问的斯蒂格利茨坚决反对这种鲁莽行为，他认为这种开放无助于美国的安全利益，而有利于华尔街的银行家。
韩国政府被迫接受了美国的诸多苛刻条件，允许美国建立银行分支机构，外国公司可以拥有上市公司的股份从26％上升到50％，外国个人可拥有公司的股份从7％上升到50％，韩国企业必须使用国际会计原则，金融机构必须接受国际会计事务所的审计，韩国中央银行必须独立运作，完全资本项下的货币自由兑换，进口许可证程序透明化，公司结构监督，劳工市场改革等。美国银行家对韩国企业早已垂涎三尺，只待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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