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战争-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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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实在是一个绝妙的选择！
　　经过科学地估算，环境污染问题要达到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强烈危机的时间大约为一代半左右，即２０－３０年。报告的发表时间是１９６７年。
　　２０年后。。。。。。
　　1987年9月，世界野生环境保护委员会（World　Wilderness　Congress）第四次大会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召开，来自60多个国家的2000名代表参加了这一次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１５００名代表惊讶地发现，一份名为《丹佛宣言》（Denver　Declaration　for　Worldwide　Conservation）的文件已经为他们准备好了。《丹佛宣言》指出：
　　“因为新的资金必须被筹集起来以扩大环境保护的活动范围，我们应该创造出一种新的银行模式，以便将对环境管理的国际援助与受援国的资源管理的需求加以整合。”
　　这种新的银行模式就是“世界环保银行”的方案。
　　与以前类似会议迥然不同的是，一大批国际银行家出席了这次会议，为首的就是艾德蒙。罗斯切尔德（Edmund　De　Rothschild）男爵，戴维。洛克菲勒和美国财政部长杰姆斯。贝克（James　Baker）。这些超级大忙人居然在一个环保会议上盘桓了整整6天，向大会介绍和推销“世界环保银行”的金融方案。
　　艾德蒙。罗斯切尔德在大会上发言将这个“世界环保银行”称为“第二个马歇尔计划”，它的建立将把发展中国家从债务泥潭中“拯救”出来，同时还能保护生态环境。＇8。12＇
　　请注意，截止１９８７年，发展中国家的全部债务高达１３０００亿美元。
　　世界环保银行的核心概念就是“以债务替换自然资源”（Debt…for…Nature　Swap）。国际银行家们计划将发展中国家的1万3000亿美元的债务进行再贷款，将债务转到世界环保银行账上，债务国将濒临生态危机的土地作抵押，从世界环保银行那里得到债务延长和新的软贷款（Soft　Currency　Loan），被国际银行家圈出的发展中国家的“生态土地”遍布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总面积高达500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5个中国的面积，占地球陆地面积的30％！
　　70年代发展中国家向IMF和国际银行家的贷款绝大多数没有抵押品，仅以国家信用为凭证，当债务危机爆发后，国际银行家不太容易进行破产清偿。当这些债务转到世界环保银行头上后，国际银行家们账目上原本很难看得呆帐一下变成了优质资产。由于世界环保银行拥有着土地作为抵押，一旦发展中国家无法清偿债务，这些被抵押的大面积土地在法律上就属于世界环保银行了，而控制着世界环保银行的国际银行家们就顺理成章的成为大片肥沃土地的实际拥有者。以人类圈地运动的规模来看，世界环保银行堪称前无古人。
　　为了如此巨大的利益，就难怪如罗斯切尔德和洛克菲勒这般人物也要“关心”此次环保大会长达6天之久。
　　巴西财政部高级官员克斯塔博士（Jose　Pedro　de　Oliveira　Costa）在听到罗斯切尔德的世界环保银行提议之后，一夜未眠。他认为，如果环保银行提供软贷款，在短期内可能对巴西的经济有帮助，至少经济发动机可以再度启动，但是从长远来看，巴西无论如何是无法偿还这些贷款的，最终的结果就是作为贷款抵押品的风水宝地亚马逊地区将不再为巴西所拥有。
　　被抵押的资源还不仅限于土地，水源和其它地面和地下的自然资源也在被抵押之列。
　　世界环保银行的名称比较扎眼，最终以全球环境基金（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的名义于1991年成立，由世界银行负责管理，而美国财政部是世界银行最大的股东。国际银行家们的长远规划目前正在逐步实施。
　　4。金融核弹：目标东京
　　“日本在国际上已经积累了巨额财富，而美国则欠下了空前的债务。里根总统所追求的军事上的优势只是一种幻觉，它是以丧失我们在世界经济中的放贷者地位为代价的。尽管日本企图继续躲在美国的阴影里悄悄地发展壮大，事实上日本已经成为世界级的银行家。
　　日本崛起为世界主导的金融强权是一件非常令人不安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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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7年　索罗斯
　　当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将国际放贷者的地位让与美国时，同时失去的是大英帝国的全球霸主地位。国际银行家对这一事件当然记忆犹新，东亚国家的经济在二战以后的迅速崛起，给伦敦华尔街的银行家们敲响了警钟，一切可能阻挠和破坏由他们主导的世界政府和世界统一货币的任何潜在竞争对手，都必须严加防范。
　　日本作为亚洲最先起飞的经济体，无论是经济增长的质量、工业产品出口竞争力、还是财富积累的速度和规模，都迅速达到让国际银行家惊恐的程度。用克林顿时代的美国财政部长萨莫斯（Lawrence　Summers）的话说，“一个以日本为顶峰的亚洲经济区造成了大多数美国人的恐惧，他们认为日本对美国所构成的威胁甚至超过了苏联”。
　　日本战后以模仿西方产品设计起家，然后迅速降低生产成本，最后反过来占领欧美市场。日本在60年代已经开始在汽车工业中大规模使用工业机器人，将人工失误率降到几乎为零。70年代的石油危机使得美国生产的8缸耗油轿车很快就被日本物美价廉的省油车打得落花流水。美国在低技术含量的汽车工业中，已经逐渐丧失了抵抗日本车进攻的能力。进入80年代以来，日本的电子工业突飞猛进，索尼、日立、东芝等一大批电子企业从模仿到创新，三下五除二就掌握了除中央处理器之外的几乎所有集成电路和计算机芯片的制造技术，在工业机器人和廉价劳动力的优
　　势之下，重创了美国电子和计算机硬件行业，日本甚至达到了美国制造的导弹必须使用日本芯片的程度。一度美国几乎人人相信，东芝、日立收购美国的IBM和英特尔只是时间问题，而美国的产业工人则担心日本的机器人会最终抢走自己的饭碗。
　　美英在80年代初实施的高利率政策固然挽救了美元的信心，同时痛宰了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众多发展中国家一把，但高利率也严重杀伤了美国的工业实力，造成了日本产品80年代大举进占美国市场的局面。
　　当日本举国沉浸在一片“日本可以说不”的欣快感高潮之时，一场对日本金融的绞杀战已在国际银行家的部署之中了。
　　1985年9月，国际银行家终于开始出手了。由美英日德法5国财长在纽约广场宾馆（Plaza　Hotel）签署了“广场协议”，目的是让美元对其它主要货币“有控制”地贬值，日本银行在美国财长贝克的高压之下，被迫同意升值。在“广场协议”签订后的几个月之内，日元对美元就由250日元比1美元，升值到149日元兑换1美元。
　　1987年10月，纽约股市崩盘。美国财政部长贝克向日本首相中曾根施加压力，让日本银行继续下调利率，使得美国股市看起来比日本股市更有吸引力一些，以吸引东京市场的资金流向美国。贝克威胁说如果民主党上台将在美日贸易赤字问题上严厉对付日本，然后贝克又拿出胡罗卜，保证共和党继续执政，老布什定会大大地促进美日亲善，中曾根低头了，很快日元利率跌到仅有2。5％，日本银行系统开始出现流动性（Liquidity）泛滥，大量廉价资本涌向股市和房地产，东京的股票年成长率高达40％，房地产甚至超过90％，一个巨大的金融泡沫开始成型。
　　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货币兑换发生的这种剧烈变化，将日本的出口生产商打得五脏六腑大出血，为了弥补由于日元升值所导致的出口下降的亏空，企业纷纷从银行低息借贷炒股票，日本银行的隔夜拆借市场迅速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中心。到1988年，世界前10名规模最大的银行被日本包揽。此时，东京股票市场已经在3年之内涨了300％，房地产更达到令人瞠目的程度，东京一个地区的房地产总盘子以美元计算，超过了当时美国全国的房地产总值。日本的金融系统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
　　本来，如果没有外部极具破坏性地震荡，日本也许可能以和缓的紧缩逐渐实现软着陆，但是日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是一场国际银行家不宣而战的金融绞杀行动。
　　鉴于日本金融实力的强大，如果在传统的常规金融战场上取胜并无必胜的把握，要对日本金融系统进行致命的一击，就必须动用美国刚研制出来的金融核弹：股票指数期货（Stock　Index　Futures）。
　　1982年，美国芝加哥商业交易所（Chicago　Mercantile　Exchange）最早“研制”成功股票指数期货这一威力空前的金融武器。它本是用来抢夺纽约证券交易所生意的工具，当人们在芝加哥买卖对纽约股票指数信心时，不必再向纽约股票交易商支付佣金。股票指数无非就是一组上市公司的清单，经过加权计算得出的数据，而股票指数期货就是赌这个清单上的公司的未来股票价格走势，买卖双方都不拥有，也不打算拥有这些股票本身。
　　股票市场玩的就是信心二字，大规模做空股指期货必然导致股票市场崩盘，这一点已经在1987年10月的纽约股市暴跌中得到有效验证。
　　80年代日本的经济腾飞使日本人多少产生了一股目空四海的优越感。当日本股票价格高到没有一位理智的西方评论家能够理解的程度时，日本人仍然有大量理由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一名当时在日本的美国投资专家这样说道：“在这里有一种日本股市不可能下跌的信念，在87、88年，甚至89年时仍然是这样。他们觉得有一种非常特别的东西存在于他们的（股票）市场中，存在于整个日本民族之中，这种特殊的东西能够使日本违背所有存在于世界各地的规律。”
　　在东京的股票市场上，保险公司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投资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