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3年第4期-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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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洞口还有瓦斯？”　
　　摄像机的开关可能会引起静电，静电就可能再度引起瓦斯爆炸！　
　　我赶紧撤了回来，那一次尽管我没有触到井口已经被烧酥了的岩石，也不完全相信“老男人”们所说的接近洞口就会被瓦斯熏死，但是那一次我是真切地闻到了瓦斯的味道，感受到了瓦斯威胁。死亡的恐惧像针一样狠狠地扎了我一下。　
　　也许在“老虎沟”，今天几个尚未找到遗体的死难矿工根本不足以打动大山，在大山脚下几百米深的地方千百年来还不知道深埋着多少冤魂因生命无以慰藉而无声地呻吟，尽管那呻吟是徒劳的。　
　　山谷压抑了古昔，也会埋藏后来的一切。　
　　今天新添几具尸骸又有什么可惊奇的呢？　
　　　
　　死亡之谜　
　　　
　　如果跪下来哀求管用，有人一定会长跪不起，双手擎天不绝地哭喊，直到上苍肯动用神来之力将“老虎沟”掰开，将富源煤矿掰开，像掰开一块马铃薯，让人们，更重要的是让那些遇难矿工的家属们亲眼看一看他们的亲人到底是怎么死的，现在尸首窝在哪里？可惜，上苍掰不开“老虎沟”，也掰不开富源煤矿。　
　　我所知道的是截止到5月28日抢险队员只在井下找到了18具尸体，其中17具是在洞里发现的，1具是在洞口，距洞口20来米的地方，这个最早被发现的死人是井上的技术员，名叫张建军，那天正是因为井下有了情况才下去检查。但井下那天到底出了什么“情况”？张建军“走”了，一双最有发言权的眼睛闭上了，从此也就关闭了井下事故的真相之门。这样不算张建军，井下尚未被找到的尸体应该是3具（23人下井，有2人逃生）；如果算上张建军，井下尚未被找到的矿工尸体的数字就不是3具，而是4具。那么“富源矿难”究竟死了多少人？是18，还是23、24？以后再也没有见到媒体相关的报道（记者们又跑去忙活另一起“矿难”了），后来我在“老虎沟”曾经听到抢险队员私下里议论：剩下的那两三个人实在太难找，可能就不找了……　
　　“富源矿难”的死亡人数永远地成为了历史之谜，这种情况让失去了亲人又没有见到儿子、丈夫、父亲遗体的遇难矿工家属心头扎了一根钢刺。可是那18名矿工究竟是怎样死的？是让瓦斯给熏死的，还是让大火给活活烧死的，亦或既不是让瓦斯给熏死的，也不是让大火给烧死的，而是因为断了粮、断了水、断了氧气而在地下几百米深的黑暗中耗尽了生命的最后一点气力？我有责任把这个事调查清楚。　
　　5月30日早上8点20分，《华商报》曾发布过惊人消息说在目前已经发现的18名罹难矿工中，“有17人是在同一矿洞中被发现的。矿工们三三两两搂抱在一起。这17名矿工并没有像人们原先猜测的那样被水浸泡。据分析，透水事故发生后，这17名矿工很快就跑到了一处地势较高的地方，等待营救，但由于长时间的缺氧和没有食物，最后还是未能幸免于难。”　
　　如果按《华商报》的说法，除了张建军以外其余17名矿工真的是被“饿死”、“困死”的？这种可能让人心头发紧，不忍闻听。那么如果事实真是这样，如果有人一时真的没死，矿主为什么不及时抢救？　
　　据了解富源煤矿在发生了特大透水和瓦斯爆炸事故后直到第五天，抢险指挥部才宣告成立。按说一家煤矿出了事，最先知道并报案的应该是基层的管理部门，可是“富源矿难”事故报告的程序却呈现出一种“倒流水”：先是国家安监局知晓了灾情，5月8日电话通知了山西省，山西省又通知临汾和运城，然后抢险指挥部才于5月9日下午成立起来。　
　　5天的时间，井下矿工的生命在一点点耗尽。　
　　5天的时间，绝对不可能没有人知道在“老虎沟”富源煤矿出了人命关天的“矿难”！　
　　黑心的矿主自不待言，因为他们连燃烧了的井口都有时间一点点用白灰涂抹，当然有时间抢救井下可能一息尚存的遇难矿工。但是矿主没有救人，起码在他们心里最重要的不是救人。　
　　采访中我得知，5天后富源煤矿事故调查人员终于走进了“老虎沟”，终于开始着手对事故进行相关的调查，但人们想查一查矿灯以便核对矿工人数时，竟发现富源煤矿的工具房在此以前已经被人弄得凌乱不堪；调查人员再想看看“出工记录”从而确定5月4日下井的都是些什么人，姓甚名谁，可放置记工簿和相关材料的柜子也是空的，说明早已有人在调查组进山之前对这些原始记录做了手脚。　
　　接受“富源矿难”的采访题目，摄制组在太原下了飞机连续赶了6个多小时的夜路直奔河津，接下来的每天我们一只眼睛紧紧盯着“老虎沟”的抢险进度，另一只眼已经在积极寻找“富源矿难”中侥幸留下了性命的两位幸存者和事故发生时还在矿上尚未被老板遣送回家的部分目击者，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告诉我当时井上、井下到底发生了什么，而为了找到他们，我又走进了一个地方，那个地方的名字听起来也让人胆颤……鲨鱼口。　
　　“鲨鱼口”　
　　　
　　“鲨鱼口”，在河津，是一条街道，也是市区的一角。　
　　走进“鲨鱼口”，因为是矿区，整条马路的地面和四周都布满了煤黑，两位在“富源矿难”中侥幸逃生的幸存者就在这条街上的一家私人小医院里住院。　
　　我是没有按照常规概念上的医院去寻找的，因为事先陪同我们的人已经提前告诉了我那家医院实在太不起眼，不起眼到你轻易看不出医院的大门，而事实上到了医院我才发现这家医院根本就没有什么大门，两间破旧的平房用一面随风抖动的印有红十字的白布门帘昭示着，这就是医院。　
　　白布门帘肮脏、煤迹斑斑。撩开它，我首先看到的是和街上一样黑乎乎的墙壁和黑乎乎的地面。穿过第一间也就有十多个平方米大小的看来是用作“门诊”的屋子，第二间就是“病房”。　
　　“病房”里并排摆着4张病床，床上的被褥和进屋时的门帘一样已经脏得无以复加，苍蝇随便在病房里乱飞，飞累了就肆意地来到病床上和两位“幸存者”安然共处。　
　　我无意也无暇去谴责这家私人小医院条件的简陋，因为不管怎么说“出事”后也是人家首先接纳了两个神智已经混乱、满身煤黑的死里逃生的人，但是打听了一下这家医院是主治什么的，得到的答案让我吃惊：“五官科”。再问问附近还有没有比较正规的公家医院，被问的当地人告诉我：“有，也在这条街上，十字路口那边，不远。”　
　　两名“富源矿难”的幸存者一个叫李正炎，46岁；另一个叫陶修奎，年龄也许在20岁，也许在30岁，看不准确。　
　　我见到他们的时候两个人都坐在床上，默默地，看不出在想什么。其中一个也就是陶修奎左臂还打着石膏、绷带，那是逃生的时候摔的。出事之前他本来也在“作业面”上挖煤，偏巧矿灯不亮了，就离开“作业面”上来换矿灯，这样拣了一条命。　
　　“出事的时候你在井下什么位置？”我首先问的是李正炎。　
　　“我也在煤台上，陶修奎上来换矿灯时，我就在煤台上等着井上的车子下来装煤，再运到井外，所以我没在‘掌子面儿’，”李正炎说。　
　　“那么你站着的煤台，等着装煤的，有多高？”　
　　“差不多三米。　
　　“煤台离‘作业面’有多远？”　
　　“二百多米。”　
　　“事故发生的时候你听到了什么？看到了什么？”　
　　“一阵大风，黑风，裹着煤面子，就那么猛地吹来，把我从煤台上掀到了地上，然后我就昏迷了过去，什么也不知道了。”　
　　关于事故李正炎能够告诉我的就这么多，陶修奎的记忆也就这么深。　
　　不用问，见到了李、陶二人，一开始我的采访很尴尬。本来这两个人在我的想象中是两个事故现场的“活见证”，他们本来是应该和我说上很多话的，比如：“事故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发生前有没有预兆？”“井下是先出现了透水还是发生了爆炸？”“看到水了吗？”“火是怎么着起来的？”“有没有听到了什么异常的声响？”“出事时井下是立刻就停了电、停了风，还是后来才停的？”“当时闻到了什么？”“感觉到了什么？”“意识到这是出事了吗？”“可能出了什么事？”“害怕吗？”“有逃生的本能吗？”等等等等，我踏踏实实准备了一大堆问题。　
　　然而当我好不容易见到了这两位“幸存者”，他们能给我的东西竟是那么简单，不仅话语不多，而且情绪麻木，没一个像我想象的那么激动，没有一个因为发生了矿难，同在井下别人死了，惟我生还而对生死、命运生发出哪怕像点样的感慨。面对记者他们好像回忆一下事发时的情况也可以，如果没有人问，就永远不开口他们也不会觉得憋闷。这种状态让我十分不解。　
　　我知道两位幸存者本来是已经上了这次“矿难”的黑名单的，如果没有“偶然”，他们极有可能也死在了这次事故中，不可能和我在阳光普照的人间面对面地交谈、回忆，所以尽管李、陶二人情绪麻木，我还是耐下性子紧紧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千方百计从他们嘴里挖东西。　
　　事实上，李、陶在昏迷过去以后用他们自己的话说“不知道睡了多长时间”，就觉得有人在猛力抽他们的嘴巴子，抽了多久不知道，直到把他们抽醒。　
　　“什么人在抽你们？那个人为什么要抽你们，他是谁？”我紧跟着问。　
　　陶修奎说：“他没说为什么，就喊我们快醒醒、快醒醒，快跟着他往上爬！”　
　　“那时候你知道你的胳膊给摔折了吗？”我问。　
　　陶修奎：“不知道，只知道疼，很疼，但顾不上。”　
　　接下来的事情媒体多有涉及：李、陶二人开始跟着这位日后才知道救了他们性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