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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给未出世的你-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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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西方文化正是秉承了这些世代相传的观念。在柏拉图时代，雅典的女人们不被看做公民；法国的妇女也直到1945根据1944年4月22日的“阿尔及尔条例”第21条：“妇女与男人一样具有候选资格，有投票权。”一些持反对意见的评论者指出，那些在监狱服刑的犯人的妻子们因为缺少“自然教育者”，很可能在投票时乱投一气。
年才第一次可以参与投票，而欧洲许多国家在1914～1918的一战结束后，就规定了妇女的投票权，甚至在美洲中西部的爱荷华州这条法律自1869年起便一直存在。而在我们国家，轻视妇女、认为妇女没有能力参与国家事务的态度2 000年来都不曾改变。
情况在我们这一代几乎没有变化，现在离真正的平等还相去甚远。即便各种文件中宣称男女平等就职，但每当涉及到权力时，习俗的压力就使得女人很难和男人拥有一样平等的机会。
巴黎综合科技大学入学考试于1972年开始面向女生。自这年起，她们只占315人中的7名（但“第一名”是女生）。当然可以将这微弱的百分比解释为一个必然的渐进过程的开端。然而渐进过程实在太缓慢了：1980年总数是320，女生16；1990年总数390，女生33；1997年总数433，女生57。对平等的追求在经历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女生数仍只占了13％。的确，在考试过程中男女生是完全平等的，没有任何规定限制女生的成功，但问题在于，自从青少年时代起，学生们就被一种认为女生“不适合理科”的观点所包围。这种观点不停地被提起，又被广泛接受，造成恶性循环，最终观点变成了现实，是这一观点创造了条件让自己成为现实。
基因与宿命
男人女人间的反差正是基因决定性加上社会决定性的一个极端情况。很明显，相关男性或女性身份的生物学特征都源于生理程序，而它处在个人所接收的基因的严格控制下。很多时候，我们的行为处世也都受到生物学特征的影响，没有什么我们所表现出的是完全独立于基因影响之外的，尤其那些决定性别的基因。性别是男或女影响到我们最细微的动作与最基本的反应。但怎样来明确这种相连的重要性？传统上我们以如下方式提出问题：在某个行为中，哪些是生物的部分，哪些是社会的部分？或：哪些是“天生”的，哪些是“后天”的，哪些是“自然”的，哪些是“经验”的？
这些问题似乎问得很贴切，合乎情理。实际却是个陷阱。你所受到的教育教会你在面对问题时就去寻找答案。而正确的态度其实是首先检查问题本题是否有意义，并明确证明它有意义所必需的前提条件。
在“先天与后天的部分”这个问题中，提问的方式本身就引导人类思维走进了死胡同。我举个例子来更好地说明。假设你在一艘帆船上，希望它向西行，但风刚好从西边吹过来，把船往反方向推，此时你迎着风。有一个办法，“调转方向”以控制船头在西南与西北之间转换，就可以达到目的。这时风向是相反的，却能够让你前进，是因为水的阻力与风力在一起产生的合力朝向西方。本来你面前有两个障碍：水的阻力与反向吹的风的阻力，但它们合起来却让你能够完成计划。如果我们问：对于最后所获得的速度而言，水的作用是哪部分？风的作用是哪部分？这问题明显不该回答。因为把两个因素中的任何一个孤立开来都不可能达到最终效果；这种效果不仅仅是力与力的累加就可以完成的。无论我们所谈的是在风与水的合力作用下的帆船，还是在基因配置与生活环境的双重影响下的个人，如果把起作用的基因分成“部分”，就等于假定了它们的作用是加的，事实上，起作用的正是它们的共同作用。费尽心思去计算这些“部分”，便落入了圈套。
无论风怎样，水手都能够选择他的航向，他可以施计利用风。无论基因配置如何，每个人都能够选择他的生活目标，他可以凭意志挫败先天。当然，对于水手而言，他的选择并不总能实现；有时可能风暴太强劲，有时可能海面太平静，但与命运的安排作斗争才使得生命的继续有了意义。同样的，基因的作用只会在某些目标前竖起不可逾越的障碍，而社会的作用正是让每个人绕过障碍。
苯丙酮尿酸病就是最好的例子，它是由多出的某个基因阻碍了某处代谢的正常进行而引起的（大脑里所聚集的某种苯丙氨酸质的退降）。过去，孩子若继承了这样的基因配置，智力就会慢慢消退。而现在医学界已经掌握了上述疾病的不同生理阶段，医生可以介入到其中一些阶段，依靠合适的饮食制度来避免智力衰退。这些基因所引起的真实后果并不是疾病的本身，而是代谢错误。错误是无法修正的，但没关系，只要进行适当的医治，病变就不会发作。
一些短暂的生理活动完全被某个基因控制，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单独基因的错误才可能是致命的。一旦有其他因素介入进来，致命性就变淡，甚至消失了。
这一事实同样适用于决定个体性别的基因群。是女孩还是男孩，命运在受孕的一刻已经决定了。但未来是女人还是男人，则是用一生的经历来谱写的。这正应了西蒙娜·德·波伏瓦那句名言：“女人不是天生的，是后来变成女人的。”
西蒙娜的这句话可以理解成对生物学现实的某种否定，我从中看到了一个明显的事实：当多种决定因素混杂在一起，就无法预测将来会发生什么，因此顺理可以推出事物的现在状态中不包括它的未来状态。比如气象学，由于各种可能影响气象的因素混杂在一起，气象学者根本不可能预报出半个月后的天气。一个人的成长过程就更是这样了，他会受到多少的影响！让我看你的染色体组型，我便能知道你的性别，但你将成为什么样的人，我是看不出来的。那些习惯生活在一个稳定的世界里的人，会因为这种未来的不可知性而感到不爽。也许是面对众多的可能感到眼花缭乱而无所适从，也许是不愿想那些还没有到来的未来，这些人宁愿接受一切都是注定的。所有的男人们和女人们的这种被动的人生态度就是现在整个社会的态度。它把某些角色认为是女性的，另一些是男性的。其实自然规律说的只是关于生育和怀孕这些生理分工。余下的都是因政治目的与文化选择而起。
向平等靠近
这些文化选择已经牢牢根植在我们的思维及行事习惯中，渐渐地就觉察不出它们的随意性了，只有偶尔当它们与另一种文化发生碰撞时，人们才注意到。比如在欧洲，缝纫的工作一直是女人做的（“高级缝纫”除外，也有些许男人以艺术者的姿态活跃其中），但在非洲的大街小巷里，全是男人在用缝纫机。怎么来判定这些不同的态度中哪一个更适合自然法则呢？
这样的文化冲撞毕竟不常发生，而且通常也只是体现在共同生活中的一些细小的方面。在我们这个社会中，人们很容易就会认为自己是大家的典范，因此难以接受对现状提出的质疑。而妇女中一些个性鲜明强烈的人，拒绝了社会指定给女人的角色，她们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敢于走出女人的传统角色。她们尤其要争取选举权，有了选举权才可能参与国家管理，改变身份地位。
经过漫长的政治体制演变与改革之后，妇女终于一点点地获得了一些基本权利。在我们的社会里，竟连最基本的改革也要这样漫长的时间。19世纪末，妇女争取政治权利的斗争与社会对母亲的保护联系到一起，她们认定生育是一项国家应该给予报酬的服务，笃信新马尔萨斯主义运动的女权者们要求对生育进行控制。内莉·鲁塞尔内莉·鲁塞尔（Nelly Roussel，1878～1922）：自由思想者、无政府主义者和女权运动者，致力于宣传女子独立思想，反对禁止节育的法律，主张在两性间建立新型关系。于1904年公开维护避孕权，并称之为“小腹的罢工”。生育的职能纵然是与生俱来，但它仍然是一种选择而非必然。
女人拒绝生育，在那时看来无疑是大逆不道的，它立刻遭到政教两界的反对。1914～1918年的战争曾抑制这一自由的企图长达半个世纪，因为经历了战争的屠杀，国家领导者们急于让人口再度繁盛起来以准备下一次战争，于是1920年颁布了一条法令，禁止一切避孕措施的宣传
1920年7月23日法令规定：任何涉嫌可能引起流产，可能出售或外泄以宣传避孕为目的的物体、药或方法的人，将被处以监禁或罚款。
这种精神状态在你看来定是陈旧过时的，但它在30年前还相当流行，直到今天也没有彻底消失。我记得70年代曾经看见巴黎的大小墙面都被贴上政府办事处制作的广告，画面是个可爱的孩子和一句忠告：“为法国的强大而多多生孩子。”我们只得坦白承认，生育尽管是件私人的事情，其结果却关系到民族的力量，于是女人成为生产者，为国家的繁荣及荣誉制造必需的大批劳工与士兵。今日，一些“反堕胎别动队”还会扰乱医院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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