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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今看:从诸葛亮到潘金莲 －王溢嘉著-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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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个喜剧有一个共通的地方，当当事者因情欲与逻辑的冲突而陷入困境中时，出面调合，将对立又化为统一的，都是比当事者更“高阶”的人士，乔太守、许德厚、潮阳知县都是这种人。事实上，在《庄子休鼓盆成大道》里，和丈夫生前恩爱，而死后却急着扇坟的妇人，也是庄子这位高人助她一臂之力，才使她如愿的。
这种安排似乎在说，当情欲与逻辑发生冲突时，不仅需要高阶人士以他们高人一等的地位来加以裁夺，而且需要他们以高人一等的智慧来加以调合。事实上，这几位高人的裁夺都是有违司法正义与公序良俗的，但这正是他们的智慧所在。若要一板一眼地来处理情欲与逻辑的冲突，那只好以悲剧收场，即使不死，也留给当事者无尽的追悔与创伤。
要调合情欲与逻辑的冲突，只有—种方法，那就是“和稀泥”。宽恕经常身不由己的情欲，原谅经常考虑不周的逻辑，这样大家才能活得更快乐一些。
爱到最高点，心中有逻辑？
人因自然所赋予的情欲，而有男欢女爱；文化则将这种男欢女爱纳入婚姻的模式中，因为这是最符合族群利益的逻辑安排。《今古奇观》的这些故事，乃至所有其他的同类故事，虽然描述的都是情爱与婚姻的冲突、情欲与逻辑间的矛盾，但基本上，它们对情爱与婚姻都是持肯定态度的。这些故事，与其说是对情爱与婚姻的“嘲讽”，不如说是情爱与婚姻的“试炼”。
根据当代心理学的调查研究，在情爱与婚姻方面，男性较重视感官知觉，而女性则较具理性思维；但在《今古奇观》里，带来冲突的却似乎以女性的情欲（如田氏与三巧儿）及男性的逻辑（如莫稽与周廷章）为主。在这里，民间文学所反映的并非人生的全貌，而是社会的认知；在社会及婚姻方面都是占优势的男性，如果不节制他的“工具理性”那就会令人发指；而占劣势的女性，如果不自挫她的“情欲”，那就会带来麻烦。这恐怕也是民间百姓在情爱与婚姻方面，内心真正的忧虑。
情爱与婚姻间的冲突，症结在于当有人爱到最高点时，有人却心中有逻辑。一般说来，如果是男人爱到最高点，而女人心中有逻辑，较容易有所谓“平凡的幸福”；但如果是女人爱到最高点，而男人却心中有逻辑（或者男女双方爱到最高点，而家长却心中有逻辑的话），那就会产生麻烦了！这是《今古奇观》这些故事共同的核心结构，也是它们的共同关注所在：对男性的逻辑与女性的情欲加以试炼，然后宽恕可以宽恕的。
从精神分析观点看潘金莲的性问题
《金瓶梅》是人尽皆知的一本淫书，潘金莲是家喻户晓的一个淫妇，历来不乏骚人雅士从各种角度去探讨这本小说和它的人物，但却都很少触及它真正的主题，也就是“性”的问题。笔者学医出身，“惯看”的并非“秋月与春风”，而是“鲜血和肌肉”，不擅摇头晃脑揣摩那幽远的意境，只能看到什么说什么，谈一些形而下的问题。今日之意正是要不揣浅陋，以本行里的精神分析学说一探潘金莲的性生活，以及这些生活点滴背后的心理含意。
也许有人认为，以精神分析来分析《金瓶梅》这本小说、小说中的人物以及作者兰陵笑笑生，是一拍即合；因为精神分析处理的不正是潜意识中的卑污愿望——也就是“性的愿望”吗？但这恐怕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精神分析所要分析的乃是被压抑的性愿望，而《金瓶梅》一书却已赤裸裸地宣泄了这种欲望，让人一览无遗。如此说来，精神分析岂非已无用武之地？但这恐怕亦是“只知其二，不知其三”，盖指出被压抑的性愿望，甚至摊开当事者性问题的所有症结，只是精神分析在分析文学作品时的“热身运动”而已；在可能的范围内，对当事人（包括书中人物及作者）的整个人格（Personality）作结构性的分析，才是精神分析的基本目的，而这也是本文的旨趣所在。
瓢与棒槌，鞋与钥匙
以精神分析来分析《金瓶梅》，若不谈一些性象征，似乎有点说不过去，现在就且让我们先来一些“热身运动”。《金瓶梅》一书对性事刻意描绘，无所忌讳，而且好做“双关语”，譬如第四回王婆到武大郎家借瓢，但事实上是要潘金莲过去和西门庆幽会，借瓢的寓意非常明显，作者还特别谄了一首词来描述此瓢，用精神分析的白描，此瓢就是“女性性器”的象征。与此相对的，是第七十二回春梅到如意儿处借棒槌，此处作者对棒槌无任何歌咏或暗示，也许是情节安排上的不经意流露，但寓意亦非常明显，原来此时正是西门庆勾搭上如意儿，经常在那边过夜致令潘金莲空闺独守之时，所以春梅会代替她的主子潘金莲过去借棒槌。棒槌者，男性性器之象征也。
潘金莲与女婿陈经济间的奸情，因涉及乱伦，而需要有较长时间的酝酿与悬宕。在漫长的试探与调情过程中，潘金莲有一次丢了一只鞋子，她四处找鞋子，最后鞋子落到陈经济手中，且由他拿来归还。无独有偶的，陈经济随后也丢了一把钥匙，他觉得是遗失在潘金莲这边，而到她房里来寻找。一个丢鞋，一个丢钥匙，而且又都和对方有关，鞋与钥匙正像前述的瓢与棒槌，分别是女性和男性的性象征。
笔者当然无法揣测兰陵笑笑生是有意还是无意地使用这些性象征，但不管有意还是无意，它表示人类不论是黑白黄或贤不肖，都在运用某些普遍的性象征，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类心灵的运作乃有其普遍的法则。精神分析学说虽然发轫于西方，但也可以用来分析中国的古典小说，只是要多加留意一些“心灵生态”的问题罢了。以下就让我们进入主题：
潘金莲的情欲世界
不论是以中国古代或“性革命”以后的西方观点来看，潘金莲都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性过度”（hypersexuality）的女人。一般说来，“性过度”的女人有两大类，一是因无法从性行为中获得满足而几近强迫性地反复追求那“虚拟的性高潮”者，一是能从性行为中获得满足，但旺盛的性欲（原我）与薄弱的道德意识（超我）却驱使她去追求更多“实质的性高潮”者，潘金莲应该是属于后者。虽然在命运的安排下，她被塞给武大当老婆，这个三寸丁的丈夫在“着紧处，都是锥扎也不动”，而显然使她积压了相当程度的欲求不满；但在兰陵笑笑生的笔下，她更是一个“生性淫荡”的女人。作者借相术来显露她这种本性：在第二十九回里，吴神仙看了潘金莲的相后，说她“发浓鬓重光斜视以多淫，脸媚眉弯身不摇而自颤”，“举止轻浮惟好淫，眼如点漆坏人伦，月下星前长不足，虽居大厦少安心”。在中国人的观念里，相格正暗示着本性。潘金莲之所以对“性”特别有兴趣，乃是因“脸上多一颗痣或肌骨的比例”所致，是生来就是如此的，与她的“童年经验”无涉，因此笔者也不打算在这里讨论潘金莲或西门庆有没有什么“伊底帕斯情结”——其实，在中国古代社会里，是否有这种恋父或恋母情结的存在，颇堪怀疑，也值得讨论。
《金瓶梅》一书对潘金莲的诸种淫行虽然着墨甚多，却很少提及她对性的基本态度，勉强可以作个交代的是在第八十五回里，潘金莲在西门庆死后勾搭上女婿陈经济，旋因受疑而被拆散，她“挨一日似三秋，盼一夜如半夏”，正闷闷不乐时，她忠实的“性差使”春梅说：“你把心放开，料天塌了还有撑天大汉哩。”于是两人借酒消愁，“见阶下两双犬儿，交恋在一起”，遂说道：“畜生尚有如此之乐，何况人而反不如此乎？”这种恣纵兽性本能，即时行乐的看法可以说是潘金莲和春梅这对主仆基本的性态度。
旺盛的性欲与放纵的性态度为潘金莲提供了“淫妇”的心理造型，也为《金瓶梅》一书中的性描写画龙点睛。她不仅会背着丈夫“眉目嘲人，双睛传意”，主动去勾搭撩拨男人，而且更在床笫间采取主动的架势。在第十三回里，西门庆出示春宫画，潘金莲“从前至尾，看了一遍，不肯放手，就交与春梅，好生收我箱子内，早晚看着耍了”，日后先与西门庆，后与陈经济，照着春宫画上的模样行事。在《西门庆贪欲得病》那一回里，更乘着西门庆酒醉，喂他吃了三丸胡僧药（春药），自己也吃了一丸，然后“骑在他身上”，“美不可言”，“五换巾帕”，最后弄得西门庆“精尽续之以血”昏迷过去。对潘金莲来说，性并不单纯是博取男人欢心的差事，而是一件可意赏心的乐事。
潘金莲曾数度要将“欲”升华为“情”，但都没有成功。她的枕边风月虽然“比娼妓尤盛”，私底下却相当鄙薄妓女，因为她认为“婊子无情”。她骂勾栏院里让西门庆迷恋的李桂姐“十个九个院中淫妇，和你有甚情实。常言说的好，船载的金银填不满烟花寨”，潘金莲自觉有一缕情丝缠在她所爱的男人身上，譬如当西门庆流连歌台舞榭不返时，潘金莲写了一封情书，要小厮玳安转交给西门庆，情书上说：“黄昏想，白日思，盼杀人多情不至，因他为他憔悴死，可怜也绣衾独自。”西门庆死后，她与女婿陈经济的奸情因遭疑而受阻时，也要春梅捎一封情书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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