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驳诡辩的方法与技巧 张晓芒-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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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从道的观点看，它们都是可以相互为一的。于是，在古汉语中，“诡”意就有了如下几种。　
　怪异之意：如班固《西都赋》：“殊形诡制，每各异观。”违反之意：如《吕氏春秋？淫辞》：“言行相诡，不祥莫大焉。”由“诡”而演变的古汉语词汇则有用假话搪塞应付的“诡辞”，诡诈之道的“诡道”，变化多端的“诡谲”，隐秘难测的“诡秘”，谲诈善变的“诡随”等。　
　又由于“辩”还有花言巧语之意，如老子曾说过：“辩者不善，善者不辩。”（《老子？八十一章》）所以，花言巧语的“辩”与欺诈、虚伪的“诡”历史地结合在了一起，如《管子？法禁》：“行辟而坚，言诡而辩。”但这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一个词组，“诡辩”作为一个名词出现于汉代。《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有：“（张仪）如楚，又因厚币用事者臣靳尚，而设诡辩于怀王之宠姬郑袖。”意思是说，善于游说的纵横家张仪到了楚国，用重金贿赂楚怀王的重臣靳尚，靳尚在怀王宠姬郑袖面前说了许多诋毁屈原的话。这里的“诡辩”是“说坏话”的意思。作为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诡辩”，则出自《淮南子？齐俗训》：“诋文者处烦扰以为慧，争为佹辩，久稽而不决，无益于治。”“佹”在古汉语中本义是言辞激越而诡异，如《荀子？赋》：“天下不治，请陈佹诗。”但在乖戾、不合、强词夺理、无理强辩的含义上又通“诡”，因此，这里的“佹辩”就是“诡辩”，并且已经与争论相连，有了“心智”的因素。另外，《汉书？景十三王传第二十三》又有：“彭祖为人巧佞，卑谄足共，而心刻深，好法律，持诡辩以中人。”这种“诡辩”与现代意义上的“诡辩”已经完全一致了。　
　在西方，“诡辩”（S0phism）也是一个古老的词汇。西方的“诡辩”一词源出希腊语的“技巧”、“智慧”，其最初的含义是掌握技巧、具有智慧的人，即“智者”（S0phist）。智者中的一些人在争论中采用了一种后来被称做“诡辩术”（S0phistry）的方法，古希腊哲学家把这些人称做“智术之师”，认为他们是“言论竞争上的能手，诡辩术的专家”，“以诡辞而心满意足”，并把这些人称做“诡辩家”。＇②＇　但这里的“诡辩”含义显然已经有了变化，由于这些“智者”的“诡辩术”逐渐演化为“为了进行欺骗而做的虚假的论证（或议论）”＇③＇。于是，“诡辩”之原有的“技巧”、“智慧”变形走样了。
● 用小聪明赚钱——诡辩的界定
　由于“诡辩”之原有的“技巧”、“智慧”的变形走样，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干脆把他们描绘为“假装聪明而实非聪明，而且是用表面上的聪明而非真正的智慧去赚钱的人”＇④＇。　
　一千多年后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更直截了当地给“诡辩”下了一个定义：“诡辩这个词通常意味着以任意的方式，凭借虚假的根据，或者将一个真的道理否定了，弄得动摇了；或者将一个虚假的道理弄得非常动听，好像真的一样。”　＇⑤＇　这个定义实际上涉及到诡辩论的三个要素：第一，论题虚假。即论题不合乎事实和真理。第二，论据虚假。即论据不合乎事实和真理。第三，论证方式错误。即论证中采用的推理形式无效。　
　按照诡辩论所涉及到的这三点，我们可以给“诡辩”重新做一个界定了。“诡辩”就是：“故意违反逻辑规律和规则的要求，为错误论点做辩护的各种似是而非的论证。”　
● “苏张之口”——中国古代的诡辩源头
　先秦时代，专靠游说的纵横家张仪曾和苏秦一起投师于精通捭阖之术的鬼谷子。学成之后，张仪便到各国游说。在一次陪楚相喝酒时，楚相的一块玉璧不见了。众人怀疑张仪，说他贫穷，又德行不好，一定是他偷的。于是便不问青红皂白，捆起张仪，打了他几百鞭子。事后，张仪的妻子看到他那狼狈相，不禁叹息道：“你如果不去游说，哪能招来这场羞辱？”但张仪却对妻子说：“吾舌尚在否？”他的妻子没好气地说：“在呢！”张仪这才如释重负：“此足矣！”重视舌头就是重视论辩，其时论辩的重要性，于此可见一斑。　
　诡辩就产生于古代的论辩中。　
　春秋战国时期，群雄并立、列国纷争，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变革的时代。随着古代奴隶制的崩溃和新兴封建制的出现，兴盛了数百年的周朝典章制度，由于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经济关系的诞生，已无法挽回，以往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小雅？北山》）的局面，已名存实亡。“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左传？昭公三十二年》）的事实，被《诗经》形象地比喻为“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诗？小雅？十月之交》）。为了重新实现中国社会的有效管理，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们纷纷“思以其道易天下”。这样，现实的政治活动、军事活动、外交活动的需要，决定了这个时代是一个需要论辩、产生论辩的时代。为了政治、军事、外交、伦理等的需要，各种论辩者都在通过自己的谈说论辩来播其声，扬其道，释其理。也即通过谈说论辩的形式来辩明一定的道理，阐述一定的思想。　
　因此，诸子蜂起，百家争鸣，论辩成风，雄辩家层出不穷。他们或者“率其群徒，辩其谈说”；或者单枪匹马，纵横捭阖。在时代所赋予他们的舞台上，展现着自己的辩诘雄风。　
　于是，辩论的艺术在这种政治斗争和学术争鸣中，便有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从史书所记载的许多故事来看，当时一场论辩的胜负，往往决定着一个国家的荣辱、一个决策的成败。于是，“朝聘会同，行人奉使，权宜专对，断章赋诗，战胜唇舌之间，增辉坛坫之上，小则系乎国家，大则动关天下”＇⑥＇。我国成语宝库中就有许多成语是这种论辩典故的结晶，如“完璧归赵”、“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等等，不一而足。　
　但在这讲究论辩艺术的年代，有一些论辩家为了播己之声，扬己之道，释己之理，不惜采用各种游说手段，正理歪理一齐上，只要能说服就行。例如，张仪在秦国推行连横策略，苏秦则游说其他列国合纵抗秦。“苏张之口”成为后人对能言善辩者的形容词。　
　汉代陈亮曾说过：“乃至战国之际，强弱之相形，众寡之相倾，一时鲜廉寡耻之徒，往来乎其间，摇唇鼓舌，劫之以势，诱之以利，怒之以其所甚辱，趋之以其所甚欲，捭阖而钳制之，以苟一时之成事者，此无异于白昼而攫者也。盖其原起于鬼谷子，而成于仪（张仪）秦（苏秦）。”（《陈亮集？史传序？辩士传序》）《商君书？算地》则说：“谈说之士资在于口。”意即谈说论辩的人的本钱是一张能说会道的嘴。　
　另一方面，当时的社会大变革也造成一定的“名实是非相淆”，这也迫使思想家们开始围绕表述事物之“名”的性质、内容、相互关系等问题，展开了辩论，并形成了专以辩论“名实”问题而著称的一个学派——名家。其代表人物有邓析、惠施、公孙龙。但在他们的关于“名实”问题的论辩中，为了显示他们的论辩技巧，他们经常进行一些奇特的论辩，如上述邓析的“两可之说”。惠施更是在对事物“名实”关系进行分析中，提出了分析事物道理的十个命题，这就是“历物十意”：“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天与地卑，山与泽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南方无穷而有穷”；“今日适越而昔来”；“连环可解”；“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这些辩题在当时人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是地地道道的诡辩，而惠施却“以此为大观于天下，而晓（启发，引导）辩者。天下之辩者相与乐之”（《庄子？天下》）。　
　同时，惠施还与当时的“辩者”就二十一个辩题展开了激烈的论辩，这就是著名的“辩者二十一事”：“卵有毛”；“鸡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为羊”；“马有卵”；“丁子（青蛙）有尾”；“火不热”；“山出（有）口”；“轮不碾地”；“目不见”；“指不至，至不绝”；“龟长于蛇”；“矩不方，规不可以为圆”；“凿不围枘”；“飞鸟之影未尝动也”；“镞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时”；“狗非犬”；“黄马骊牛三”；“白狗黑”；“孤驹未尝有母”；“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对于这些奇谈怪论，“辩者以此与惠施相应，终身无穷”（《庄子？天下》）。　
　这些辩题，曾在当时社会引起很大轰动。虽然惠施自命不凡地宣称：“天地其壮乎！”表明别人“辩”不倒他；虽然这些辩题用现在的眼光看，不乏一些真理性的东西，是在对常识的否定中，以奇谈怪论的形式曲折地表达了点滴的真理；虽然黑格尔也曾说过，常识是一个时代的思维方式，“其中包含着这个时代的一切偏见”；＇⑦＇　虽然这些论辩也从反面刺激了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研究；但是，当惠施“日以其智与人辩”，“天下之辩者，相与乐之”的时候，这些论辩显然也背离了讨论真理的论辩目的，故而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点滴的真理被诡辩掩盖了。　
　因此，庄子说这些论辩是“弱于德，强于物”，只能“饰人之心，易人之意，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认为这些“辩者”们是“存雄（雄心）而无术（道术）”（《庄子？天下》）。汉代陈亮则更批评他们说：“战国群谈聚议，妄为无类之言。彼固自知其不可而姑为戏玩一也。”（《习学记言序目》）再以后的人干脆把这些“辩者”们的才智和辩术称为“小夫蛇鼠之智”（宋濂语），“千古奸邪之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