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现代名人的后代-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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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拖延太久，病情沉重，未能治愈。去苏联时，他的左眼睛还能看到“人民日报”四个大字，回国后，双眼已经全部失明。　　　　
　　　　在苏联治疗期间，当他得知自己的眼睛已完全没有复明希望时，他首先考虑到了自己的前途，想到了自己的祖国成千上万盲胞。于是，在回国前，他参观了莫斯科的盲校，听到了不少盲人自强不息，自强自立的动人事迹后，使刚刚坠入黑暗深渊的他，在心灵深处又点燃一缕希望的火，并产生了创制中国盲文的念头。　　　　
　　　　从苏联回国后，黄乃开始致力于研究和思考中国的盲人问题：盲人不应成为社会的负担，而应与正常人一样，也要为社会效力。要做到这样，盲人必须掌握一定的文化知识和劳动技能，而盲文则是他们学习文化知识和生产技能的必备工具。解放初期的新中国，百废待举，中国还没有统一的盲文，只有南北两种不同地域使用的很不完备的盲字。为了发展我国的盲人教育事业，尽快扫除盲胞中的文盲。1952年春天，黄乃给《人民日报》写了一封信，呼吁全社会都要重视和关心盲人事业，并四处游说，各方斡旋，同时还集中精力搞一套中国自己的盲文。就这样，一个刚刚跌入黑暗且又刚刚接触盲文的人，用了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就设计出了一套全国统一的盲胞通用的盲文初步方案，其中的艰难就可想而知了。　　　　
　　　　当周恩来总理得知黄乃设计的盲文初步方案成功后，亲自接见了黄乃，并握着他的手表示祝贺，鼓励他进一步完善这个方案。当毛泽东主席看到了新中国第一个盲文刊物——《盲人月刊》时，有人告诉他，这套盲文是民主革命先驱黄兴的幼子黄乃设计的，毛泽东高兴地说：“黄乃同志我知道，有创造性。”　　　　
　　　　盲文方案是制定出来了，但要推广开去更是一个艰难的过程。1977年，教育部决定先在9所盲校进行试验时就遇到了不少困难。试验新盲文，教师要从头学习，教材要重新编写，再加上试验周期长，不但要花费不少资金，而且困难不少。不久有的学校停止了试验，同时，国家文字改革委员对这套方案也有不同意见。当试验正面临着停止之时，黄乃亲自找到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胡乔木同志，盲文的试验终于在胡乔木同志的亲自干预下得以继续。经过黄乃多年的努力和实践，以及反复修改，黄乃先生为之倾注了全部心血的新盲文方案终于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得到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批准。这套方案的实施，使近1000万中国的盲人重又有了明亮的“眼睛”。　　　　
　　　　1991年12月，黄乃先生被国务院批准为作出特殊贡献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黄乃先生是享受此项殊荣的惟一的一个残疾人。　　　　
　　　　黄乃先生有过四次婚姻。前三个妻子婚后不久纷纷离异，三个妻子各给他留下一个儿子。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从延安马列学院哲学研究室调八路军总政治部工作期间，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一恋爱了。1942年与第一个妻子结婚，有了一个儿子，他的这个儿子现已年过花甲，是个画家，现在定居美国。　　　　
　　　　黄乃先生的第四任妻子叫安琳，安琳女士曾是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科技导演，他于1961年春节与安琳女士结婚，婚后的安琳女士对双目已失明日后从事盲文研究的黄乃先生给予了深深的理解和极大的支持。


《走近现代名人的后代》　第二部分小女婿薛君度：学贯中西的学者

　　　　薛君度（1922—　　），著名辛亥革命研究专家，历史学家，国际问题专家以及杰出的社会活动家，黄兴小女儿黄德华的丈夫。原名炯裳。他学识渊博，对于法律、政治、经济、外交以及国际战略和华侨等诸多领域均有很深的研究，并著有中英文论著30多本。在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众多美籍华人学者中，薛君度先生当属其中的佼佼者。　　　　
　　　　薛君度先生1922年出生在广州，1942年他在广东高中毕业时，在毕业考试中因成绩名列第一，被保送到重庆国民党中央政治学院外交系学习。在该校学习期间，因军训成绩不及格，离开该校，后转入重庆朝阳大学法律系，那时的朝阳大学是一所以法科闻名的大学。在20世纪40年代，在法律界流传着一句这样的话：“无朝（指朝阳大学）不成院（法院）”。朝阳大学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1946年，薛君度在朝阳大学法律系毕业后离开重庆，经香港到新加坡，进入莱佛士学院（今新加坡大学的前身）攻读英国文学。莱佛士学院在新加坡独立前是新加坡最高学府，新加坡的许多政要显贵，都是出自该校。1949年，薛君度自费赴美留学，进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学习，获该校政治硕士、博士学位。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期间，他还选修了中国近代史，为他撰写成名之作《黄兴与中国革命》一书奠定了深厚的基础，也收集了大量的资料。　　　　
　　　　1959年，薛君度教授曾任教于斯坦福大学，并应邀担任斯坦福大学的政治系首任研究员。在该校工作期间，薛君度先生利用该校著名的胡佛图书馆收藏的中国近代史的有关资料，进一步丰富了《黄兴与中国革命》一书的资料。1961年，辛亥革命50周年之际，该书由斯坦福大学出版。他在该书中运用了丰富的资料针对史学界对辛亥革命时期许多有分歧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独特而且富有说服力的看法，扭转了20世纪20年代以来研究辛亥革命史以孙划线的倾向。他的这一观点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哈佛大学著名的辛亥革命研究专家，《孙中山与中国革命起源》一书的作者史扶邻教授认为，薛君度的《黄兴与中国革命》一书纠正了国民党官方史学的某些偏见，它是美国研究辛亥革命史学第一阶段的开始。该书的中文版，由薛君度先生中学时的同学，20世纪70年代任职于湖南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杨慎之先生译成中文，1980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和香港三联书店以繁简两种字体出版。　　　　
　　　　此后，薛君度曾任香港大学、马里兰大学、牛津大学、哈佛大学、纽约大学、柏林大学等著名大学教授。还应邀担任美国黄兴基金会董事长，英国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顾问、美国大西洋理事会理事，俄国国际自然人文学院院士、南京大学和暨南大学的校董以及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等校的客座教授。　　　　
　　　　1971年以后，薛君度先生曾多次回国，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胡耀邦、江泽民、叶剑英、邓小平、朱镕基、邓颖超、万里、廖承志、张爱萍等领导人的接见。　　　　
　　　　薛君度作为黄兴的女婿，时刻没有忘记发扬他岳父的革命精神。为此，他在20世纪90年代从大学讲台上退下来以后，积极创办了美国黄兴基金会，还在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英国牛津大学以及北京的欧美同学会中设立黄兴基金会讲座。黄兴基金会是为纪念黄兴先生而设立的，其宗旨除鼓励学者们研究黄兴与辛亥革命外，主要是为了支持国内外教育事业，促进学术交流。基金会的经费主要由薛君度、黄德华夫妇及黄德华的大姐黄振华等人捐赠，另外还有一部分是友人的帮助。　　　　
　　　　薛君度的夫人黄德华1913年2月23日出生在长沙，其母亲系黄兴的结发妻子廖淡如。出生不久因“二次革命”失败，襁褓中的黄德华便随祖母、母亲及兄姐举家逃往日本，直到1916年，袁世凯倒台，全家才回到长沙。不久父亲病逝，小德华只不过3岁。少年时代的黄德华曾就读于长沙周南女校、益湘女校和福湘女校。后进入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附属高中念书，附中毕业后，黄德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南京金陵大学经济系。　　　　
　　　　黄德华金陵大学毕业时，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南侵，不久南京沦陷，几十万南京居民死于日本军队的屠刀之下。此时的黄德华怀着一片爱国热忱，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之中。抗战胜利后，她目睹父亲和孙中山先生创立的中国国民党撕毁了和平协议，悍然发动内战，痛心疾首，于是只身赴美，在美国纽约当了一名中文教员。此间，薛君度先生正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于是他们二人相识相恋。1952年12月，黄德华女士与薛君度先生结为伉俪，从此夫妻二人相依相伴，夫唱妇随，夫妻恩爱50年。　　　　
　　　　黄德华女士少时就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深受父亲黄兴优秀品质的影响，牢记父亲为黄家所立的“笃实”的家训，为人正直，端庄贤淑，是一位“贤内助”。黄德华女士除善书画外，还做得一手好菜，也善于治家，整个家在她的主持下，治理得井井有条，使得薛教授几十年来得以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科研和繁多的社会活动之中。对此，薛君度先生始终对她的爱妻深怀感激之情。　　　　
　　　　黄德华女士晚年，因癌症多次动过手术，疾病的折磨虽然使她的身体日渐消瘦，但她仍然精神矍铄，原期望可以活到100岁，但不幸于2002年10月4日晨在家中跌倒，腿骨受挫，住进了医院。在爱妻住院期间，薛君度先生虽然也年事已高，仍然陪侍在病榻前，黄女士在他的照料下，于11月14日病愈出院，然而，她终于于11月25日在睡梦中溘然长逝。此时离他们夫妇金婚50周年纪念只差3周时间，为此薛君度先生万分悲痛，感慨长叹道：“庄子丧妻，潘岳悼亡，都有不朽之作，我悲痛之情却非笔墨所能形容。‘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足见他们夫妻情深之至。


《走近现代名人的后代》　第二部分长孙黄伟民：与体育结缘

　　　　黄伟民（1937—　　）民主革命家黄兴先生的长孙。黄兴先生的长子黄一欧的长子。曾任第7至第9届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委员，民革湖南省委副主任，黄兴基金会会长，湖南省海外联谊会理事。一生主要从事体育教育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