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例话-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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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注黄龙⒅，东流白马⒆”。沈存中论白乐天《长恨歌》“峨嵋山下少人行”，谓峨嵋在嘉州⒇，非幸蜀路。文人之病，盖有同者。（顾炎武《日知录·李太白诗误》）

①御亭：在苏州西。　②涔阳：涔水的北岸，在湖南。　③浔江：江西九江县。　④京水：即河南贾鲁河，自郑县以上称京水。　⑤圃田：在河南中牟县东。　⑥泾水：从甘肃流到陕西入渭水。　⑦南康：在江西。　⑧上谷：汉郡名，治所在河北怀来县。　⑨上郡，汉郡名，治所在陕西绥德县东南。　⑩代、云中：汉郡名。代郡治所在河北蔚县东北，云中郡治所在内蒙托克托县。　⑾光禄塞：在阴山北。　⑿鸡鹿塞：在内蒙黄河西北岸。　⒀五原、期方：汉郡名，五原郡治所在内蒙五原县，朔方郡治所在内蒙鄂尔多斯。　⒁雁门：汉郡名，治所在山西右玉县南。　⒂玉关：玉门关，在甘肃敦煌县西。　⒃日逐：匈奴日逐王，统领西域诸国。康居：汉时西域国名。　⒄大宛、月氏：汉时西域国名。　⒅黄龙：在河北承德县一带。　⒆白马：白马河，在阿北饶阳县南。　⒇嘉州：今四川乐山县。

　　这里讨论诗中的地名问题。上一节里谈到诗与史不同，诗中的地名跟历史上记的地名有时不一样，如“一片扬州五湖白”，五湖即太湖，唐时的扬州在江都县，那里和太湖不相接，所以诗里的扬州指汉朝的扬州，用古地名，所以不能据这句诗说唐朝的扬州接近太湖。这句话里用古扬州，它的用意，是因为诗里谈到当时发生战争，战事牵涉到常州、南京和浙江的富阳，都属于古扬州范围，所以用古扬州这个地名。可见诗里用的地名，虽说和当时的地名不一样，也有它的道理，不是可以乱来的。上一节里引王士禛的话，说诗里用地名，只取“兴会神到”，也有他的道理。像上引的诗句“九江枫树几回青”，忽然用个九江，九江原属楚地，《楚辞·招魂》里“湛湛江水兮上有枫”，因为想到枫树，就从《楚辞》联系到九江，而九江又正在古扬州，所以一起联上，这就是诗人的“兴会”。但王士禛说这话，还有他的用意，像赵执信指出的，那就不对了。

　　王士禛选了《唐贤三昧集》，当时的汉学家即精于考证的阎若璩看到诗里的地名有错字，就告诉赵执信，赵告诉王，王不以为然，后在《池北偶谈》里讲了，说诗里的地名“道里远近，不必尽合”。再看看阎提出的三个地名。王维《送元中丞转运江淮》：“东南御亭上，莫使有风尘。”题目是“转运江淮”，御亭在苏州西，正是江淮都运官管理税务所管辖的范围，写成卸亭，没有这个地方，是错的。孟浩然《夜渡湘水》：“行侣时相问，涔阳何处边。”孟浩然在渡湘江时，想到屈原的《九歌·湘君》“望涔阳兮极浦”，就问道不知涔阳在哪里，这是很自然。倘作浔阳，在九江，那跟渡湘水就毫无关涉，不能拿诗里的地名可以不管远近来自解了。祖咏《夕次圃田店》：“西还不遑宿，中夜渡京水。”他停在河南的圃田，半夜里渡过京水西去，倘作泾水，一下到陕西，显然不对。

　　顾炎武批评李白《王昭君》“一上玉关道，天涯去不归”，认为昭君嫁给北方的匈奴，不走玉门关的路，弄错了。光看这两句，还不能断定李白是否真的错了。因为唐朝人喜欢借汉指唐，如白居易《长恨歌》“汉皇重色思倾国”，借汉皇来指唐明皇。要是这两句是借王昭君来比唐朝公主出嫁，那末说“一上玉关道”还是对的。但诗里有“死留青冢使人嗟”，青冢只能指昭君，不能比别人；可见顾的批评是对的。江淹《恨赋》写得比李白正确。《颜氏家训·文章》里说：“梁简文《雁门太守行》，乃云‘鹅军攻日逐，燕骑荡康居，大宛归善马，小月送降书”；萧子晖《陇头水》云：‘天寒陇水急，散漫俱分泻，北注徂黄龙，东流会白马。”此亦明珠之颣，美玉之瑕，宜慎之。”这话是对的，因为雁门太守在山西，管不到西城各地，即管不到日逐王，更管不到康居、大宛、月氏；陇水在甘肃，流不到河北的黄龙、白马。但批评“峨嵋山下少人行”，却不恰当。因为峨嵋山是代四川，只是说在四川的山路上本是少行人罢了。“蒋介石躲在峨嵋山上”，这个峨嵋山，就是四川的代称，所以完全可以的，倘说“太行山下少人行”就不行，因为太行山不代表四川。这说明诗里用地名与历史不同，但不论用古地名或借用，都有一定的范围，不能乱来的。

五

　　苕溪渔隐①曰，“拣尽寒枝不肯栖”，或云鸿雁未尝栖宿树枝，唯在田野苇丛间，此亦语病也。此词本咏夜景，至换头②但只说鸿。正如《贺新郎》词，“乳燕飞华屋”本咏夏景，至换头但只说榴花。盖其文章之妙，语意到处即为之，不可限以绳墨也。（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十九）

　　东坡雁词云，“拣尽寒技不肯栖”，以其不肯栖，故云尔。盖激诡之致，词人正贵其如此。而或者以为语病，是尚可以言哉！近日张吉甫复以“鸿渐于木”③为辩，而怪昔人之寡闻，此益可笑。《易》象之言，不当援引为证也，其实雁何尝栖木哉？（王若虚《滹南诗话》）

①苕溪渔隐：宋朝胡仔住在湖州，因号苕溪渔隐。　　②换头：词分上半阕和下半阕，下半阕的开头称换头。　③《易·渐卦》：“鸿渐于木。”说鸿从水边上升，升到岸上，升到树上，比喻官位逐步上升。这是比喻，并不说明鸿是停在树上的。

　　胡仔提到有人执着鸿雁的生活习性是不停息在树上的，便认为苏轼《卜算子》讲孤鸿“拣尽寒枝不肯栖”的话有语病：鸿既然不会栖息在树上，那就没有肯不肯栖的问题。这里接触到另一理解诗的问题，就是诗的说法不同于科学的记载。诗人抒情，运用比喻夸张等手法，如“黄河之水天上来”，倘作为科学记载，那就不行。同理，诗人借孤鸿来自比，借鸿雁的不栖息在树上来比喻自己的不肯去投靠人，用的是比喻和拟人手法，所以说“拣尽寒枝不肯栖”，我们正当从中体会诗人自喻的用意，不该把诗同科学记载混同起来。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要注意诗人体物不该违反生活的真实。像“黄河之水天上来”，是由于诗人向黄河上游望去，看到水天相接，写出他的真实感受，并不在说明黄河的源流，不会引起误解。像“拣尽寒枝不肯栖”，同雁不栖在树上的说法是符合的，也就是诗的语言并不是可以违反生括真实而随便说的。这是又一方面。因此《易经》里说“鸿渐于木”，即大雁从水边上升，渐渐升到树上，是不符合生活真实的，是不恰当的。但“黄河之水天上来”，符合我们的感觉，是可以容许的。这就是诗要求生活真实而不同于科学的地方。

9。忌片面

一

　　《学林新编》云：“《杜鹃》诗上四句非诗，乃题下自注，后人误写。”①某谓此句非子美自注，盖皆诗也，自四句而下，继曰：“我昔游锦城，结庐锦水边，有竹一顷余，乔木上参天。”盖“鹃”字继之以“边”字“天”字可见矣。又子美绝句云：“前年渝州杀刺史，今年开州杀刺史。群盗相随剧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此诗正与《杜鹃》诗相类，乃自是一格也。（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七）

　　东坡云：“南都王谊伯谓‘西川有杜鹃，东川无杜鹃，涪万无杜鹃，云安有杜鹃’，盖是题下注，断自‘我昔游锦城’为首句。谊伯误矣。且子美诗备诸家休，非必率合程度侃侃者然也。是篇句处凡五杜鹃，岂可以文害辞、辞害意耶？原子美之诗，类有所感，托物以发者也，亦六艺之比兴，《离骚》之法欤？按《博物志》：杜鹃生子，寄之他巢，百鸟为饲之，故江东所谓‘杜宇曾为蜀帝王②，化禽飞去旧城荒’是也。且禽鸟之微，犹知有尊，故子美诗云‘重是古帝魂’，又云‘礼若奉至尊’。子美盖讥当时刺史，有不禽鸟若也。

　　“唐自明皇以后，天步多棘。刺史能造次不忘于君者，可得而考也。严武在蜀，虽横敛刻薄，而实资中原，是‘西川有杜鹃’耳。其不虔王命，负固以自抗，擅军旅，绝贡赋，如杜克逊在梓州，为朝廷西顾忧，是‘东川无杜鹃’耳。至于涪万云安刺史，微不可考，凡其尊君者为有也，怀贰者为无也，不在夫杜鹃真有无。谊伯以为来东川，闻杜鹃声烦而急，乃始疑子美跋疐③纸上语。又云：‘子美不应叠用韵。’子美自我作古，叠用韵，无害于诗。”（同上）

　　《王直方诗话》云：“《杜鹃诗》识者谓前四句非诗也，乃题下注而后人写之误耳。余以为不然。此正与古谣谚无以异，岂复以韵为限耶？”（同上）

　　世间有所谓“就事论事”的办法，现在就诗论诗，或者也可以说是无碍的罢。不过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是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鲁迅《“题未定”草》七）

①杜甫《杜鹃》：“西川有杜鹃，东川无杜鹃。涪万无杜鹃，云安有杜鹃。我昔游锦城，结庐锦水边。有竹一顷余，乔木上参天。杜鹃暮春至，哀哀叫其间。我见常再拜，重是古帝魂。生子百鸟巢，百鸟不敢瞋，仍为馁其子，礼若奉至尊。…君看禽鸟情，犹解事杜鹃。”　②蜀王杜宇魂化杜鹃，悲鸣。　③跋前疐后，见《诗·狼跋》，指狼向前脚踩住自己颈上垂肉，向后脚踩自己的尾，这里指出错。

　　鲁迅指示我们读诗的方法，要顾及全篇顾及全人，顾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才能够免于说梦。在读诗时产生的误解，大都是违反这个道理所造成的。这里举杜甫诗的一例，可以说明这个道理。

　　有人认为杜甫《杜鹃》诗的前四句是题注，不是诗，理由是：一，这四句有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