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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63-蒋氏家族私密生活相册-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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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或者不晓得我也都不知道。他可能以为我们现在过得还好好的。我是这么想。如果王升不报告的话,他怎么知道我们过得不好呢?很多人也不解,既然是经国先生的孩子,怎么会受苦到那个程度?三餐不继啊。要煮饭没有米呀。叫我跟孝慈去东门市场米店去赊米。先跟你赊几斤米,钱来了再还你。实际上钱没来,我们米又吃完了。轮到我又去赊米,钱没来,米又吃完了,轮到孝慈。后来我们都不好意思了。那时候已经念初中了,高中了。后来我跟孝慈说:“你去你去”。后来最后就猜拳,谁输了谁去赊,去赊米。就这么过日子,我们都走过来了。如果不努力的话,没有人会去谈,经国先生还有两个孩子,叫章孝严、章孝慈。如果我们根本就连考也没考取初中毕业,就说你是经国先生的孩子,有人会相信,没有人会在意的,所以你是要自己走出来的。”  在高中毕业前,章氏兄弟从没有住过有浴室和抽水马桶的屋子,家里没有沙发,家具都是简单的竹器。虽然这时台湾经济已经飞速发展,收音机和电扇都已经很普及,但是他们家却没有。  对于章氏兄弟而言,对他们影响最大的就是外婆,按照章孝严的说法“她是一位十分倔强而固执的老人,从不向环境低头,再困难的环境都是咬着牙撑过去的。这段困苦的日子,如今回想起来,我心中是满怀感激的,没有任何怨恨。因为它虽使我在肉体上受到某些煎熬,精神上却使我比别人成长得更快。……我觉得贫困并不是耻辱。而一个人不知道如何从贫困中走出来,这才可耻”。


第三部分 蒋家第三代私密生活影像漫漫归家路(3)(图)

一样的笑容,一样的成长经历,眉宇间多的是清俊和自信。    

  贫困对于有的人而言,是灭顶之灾,但对于有的人来说,却是成长的动力。章氏兄弟就在这样的环境下破茧成蝶了。  1960年,尽管外婆周锦华去世。但孝严和孝慈同时考入私立东吴大学。那一年的年底,兄弟俩终于从王升的口中得到确实的证明,知道了自己的生父就是蒋经国。大学毕业后,章孝严服了兵役,1968年,他通过竞争激烈的“外交领事人员”乙等特种考试,又在1978年通过“外交领事人员”甲等特种考试最优等及格(其他两位是宋楚瑜与曾驻南非约翰尼斯堡“总领事”的胡为真)。  章孝严从“外交”基层干部,经过考试和学习,曾担任过台湾“驻美国大使馆”的三秘、二秘;1979年他参与钱复、宋楚瑜等在台北和美国代表关于“实质关系”的谈判;此后担任过“外交部”北美司的科长、副司长、司长和北美事务协调会秘书长及至“外交部”次长,在台美关系和台加关系方面做了许多实际工作。由于章孝严既精通英语又精通法语,台湾舆论界都称他是一位“双声带外交官”。  当然,会有人认为,章孝严进入“外交部”后,发展比别人快得多,是因为有某种关系的缘故。可是章孝严却曾经坦白:“这种看法并不是我所感受到的。换句话说,我不认为我进‘外交部’,然后逐步升迁的机会是由某种关系而产生的。我倒觉得很多地方……就算有某处关系好了,与其说它对我有所帮助,还不如说对我有过阻力!提到那个关系我一直到今天都不愿意公开说明。过去我也没跟任何人说过。我在‘外交部’那么长时间,到最近几年,别人才有所风闻。记得……奉派到比利时时,没有人知道章孝严是谁。”  他一再表示:“我不要求特别照顾,也不接受特别的限制。”每次外放,以及每次内部调升,都因为考虑到家世而有所延搁。两年多前,钱复拟调这位次长到华盛顿担任‘副代表’而未成。这一个要求‘平等待遇’的强烈个性正反映出:“我过去的一点一滴都是自己心血换来的。” 惟一令他尴尬的是,他必须在与父亲同时出现的公开场合回避自己的父亲。  1989年,“使韩”一事,更是给章孝严以沉重的打击。按照国际惯例,要调换大使,必须先征求对方同意,尤其在人选方面,对方可以否决。本来,章孝严是当时外交界的佼佼者,出使韩国应该没有问题。但是谁也没有想到,竟然遭到了韩国的否决,起初台湾方面很是不解,后来才知道,韩国是一个非常“正统”的国家,而章孝严偏偏是“庶出”,韩国认为这是一种侮辱,所以予以否决。  当然,章孝严的前途没有得到影响,但他却沉寂了一段日子,毕竟面对这样无法说出的痛苦和无法改变的事实。他只能“打落牙齿和血吞”。  惟一能安慰他的是仕途上的顺利。1993年2月,章孝严出任“行政院侨务委员会”委员长,同年8月,在国民党“十四大”上,再次当选“中央委员”,并进入“中常委”,1996年6月,担任“外交部长”。  与哥哥相比,章孝慈具学者风度。他在东吴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和法律学士学位后,又到美国得克萨斯教会办的南美一所大学就读,获政治学硕士,随后又到杜兰大学拿到法学硕士,再留校继续攻读,终获法学博士学位,直到34岁,才完成求学经历,共获两个学士学位、两个硕士学位和一个博士学位。  这位获得多个学位的学者,和兄长一样,在艰苦的环境中长成。在美国求学期间,他有6年是靠暑期打短工维持生活、交纳学费。他做过保安,在餐厅打过工。1978年,章孝慈自美返台,任教于东吴大学法律系,两年后任命为法学院院长。1986年接任东吴大学教务长职务,仍兼任法学院院长,1992年后出任代理校长、后成为该校校长。  章孝慈曾对人说,他不喜欢“倾吐”、“诉苦”的字眼,更厌恶这种行为。他说:“说以前多苦,博取同情既无意义,更没必要;重要的是应该谈未来的希望,以争取尊敬。”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刚强性格。而东吴大学校长杨其铣,更是对这位爱将赞赏有加,评价他“头脑细密,办事有步骤,讲话有条理,思路清晰;平时虽然不大爱讲话,但教学、演讲都不错”。此后,章孝慈也开始涉足政治。  1977年前后,有关章氏兄弟是蒋经国私生子的内幕开始在台湾逐渐传开,但蒋经国在生前从未公开谈到此事。1988年1月,蒋经国在台北病故,蒋家没有人邀请章孝严与章孝慈兄弟参加蒋经国的葬礼。  据台湾方面报道:“据说,章孝严在外交部所设的灵堂上痛哭失声时,全会场的人不禁为之黯然。”“章孝严、章孝慈兄弟,原本给外界的印象颇佳。虽然父亲辞世,却得不到应有的名分,颇令人同掬辛酸。但是,以章氏兄弟的努力,在正常的实政体制下,一分耕耘,则有一分收获,原属当然。或许‘孤臣孽子’当更能体会民主政治的真意。”“他们两人可能是惟一不负蒋氏声名的儿子,但平常极少有父子相见的机会,不仅无法改姓归宗,最后父亲逝世,求做一孝子也不可得。”


第三部分 蒋家第三代私密生活影像漫漫归家路(4)(图)

  直到1988年1月14日晚上,蒋孝勇伸出援手,陪着章孝严跟孝慈,避开耳目,在深夜11点20分,到荣总医院的灵堂后面。章氏兄弟看到了躺在冰柜的蒋经国,他跟章孝慈都跪下来,泣不成声地磕头叫“父亲”,这就是他们与父亲的最后一面。而在生前,他们从没有叫过一声父亲,从没有和蒋经国私底下见过一次面,除非是公务上的迫不得已。可是,章孝严并不怨恨,他说:“天下很多的事情认为是应该的,或者是认为不困难的,往往反而是不容易实现的。我知道他在政治的环境里面,当然有他的很多的考虑,当然有他的很多困难。所以政治是一种非常奇怪,而且也是可怕的。他可以把亲情疏离掉。 ”  但是作为人子,近在咫尺的父亲却只能远远相望,任谁都无法轻易释然。章孝严曾经坦言自己的痛苦和委屈:“难免有些不平的感受,我们毕竟还是人嘛。我们觉得为什么父亲不能够在我们身边,为什么不能够多给我们一些关怀,为什么不能够让我们见面,让我们有些话当面告诉他。当我们有些做儿子想跟父亲讲的话,而不是跟别人讲的话,能够有所倾诉。这种机会都没有,当然会有些不平。但是这些过程是在大学的时候,可能比较强烈,但自己有家以后,就比较好一些。有自己的家庭,有自己的妻小,有自己家庭要照顾,有自己的工作,要专心。但有的时候晚上会做梦,会有这种情况。但这都过去了,幸好我们都走过来了。”而这一段路走得何其艰难。 章孝严仍然有时会半夜从梦中惊醒,呼唤着父亲。章孝严夫人黄美伦这样描述:“他醒来泪水满颊。这件事情刚结婚的时候比较常有,后来有了家,有了子女就少了很多。”“我可以在白天忍受很多很多事情,但梦里没有办法控制。”章孝严为自己的“软弱”这样解释,令听者无不心酸落泪。  父亲虽然无法相认,但至少还活着、见到过,而那埋在黄土中已经几十年的母亲成为章氏兄弟最大的痛楚。  1989年1月,章孝慈委托台湾《联合报》周玉蔻女士去桂林,代办修葺母亲坟墓,在当地各级政府支持下一切顺利,竣工时重立汉白玉墓碑,镌刻着章孝慈亲笔撰写的碑文:江西南昌显妣章太夫人讳亚若之墓己巳二月男孝严孝慈叩立。  但当时两岸刚刚开始恢复交流,按照台湾当局的规定,担任政府职务的人员,不能回大陆探亲。但由于章家兄弟身份敏感,他们只能托一位到桂林观光的朋友代为拜祭。1993年,情况有了转机。当年的8月20 日,已任东吴大学校长的章孝慈率领台湾学术界代表团抵达北京,办完公务后,他飞抵桂林亲自祭扫了母亲的墓冢。江泽民主席在中南海接见章孝慈时,还特意提到他到桂林祭扫母亲之墓是中国人伦道德的表现。  1993年9月5日10时40分,台湾东吴大学校长章孝慈,身穿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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