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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皮自白:一个军统上校的笔记-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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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组织很完全，下边还有组，并且有行动，收集我方情报。”
“那是有计划的，大规模地招摇撞骗，他搞到的情报给谁呢？”
“供称是给沈阳。你们有没有这种情况──从南京直接派一个站到吉林？”
“这种情况也可能有，如果真正派来一个站，我们一定会知道的，不论怎么秘密，也会知道。”
“他们这些人在东北还有许多社会关系，你把军统在东北的站以上的名单写给我。”
这时进来一个30岁左右的干部，他站在任局长身旁小声说了一些话，只听任局长说：“好，晚上把他找来。”
我心想这是抓人。在局长室门外有一个干部等我，我说到执行科看一看肖科长，他领我到了执行科。从前是审讯员，现在升了科长，见面之后，肖科长问我在监狱改造的情形，我说：“他们对我不了解，认为我不好改造。”
“他们不会那样看问题，那样看问题会犯错误的。”
“我在那不怎么好过，有许多人认为我是长春监狱的危险人物。我在那儿很苦恼。”
“都是一个政府，他们办事也要按政策办，谁也不能违背。”
“话虽然这么说，执行政策的人不一定都是一样的水平，有的高，有的低。”
“当然，不过不管高与低都要有原则的。”
最后，他问刘荣第，我说：“他不错，减了二年刑。”
“我听说了。”
“不是市局给减的吗？”
“监察署吧？听说他检举了许多反革命分子。”
“刘荣第都减了刑，我……”
“你没有减刑是不是？你不能与刘荣第比，他是长春参议员，没有血债。你呢？判15年，人民有意见，政府做了许多说服工作。你在长春的罪很大呀，这一点你还不清楚？体会的还不够哇！”
肖科长的话我再三回味，我体会的不够，是不够。
市局有位第一处的干部，不是副处长就是科长，下午来到监狱提我审讯。他说：“你在1949年会同一些犯人共同写了军统特务材料，内中有训练班一部分，现在我把这份材料带来了。这种训练班共有百八十个，你们写了这么多，现在叫你把这份材料，缩减成十六开纸五页，要包括这个训练班的主要内容。这个工作有困难没有？”
“有困难也要克服。”
“越快越好，明天晚上写好，后天上午10时派人来取。时间方面，回头我告诉这里的领导，给你安排一下。怎么写呢？你先说一说。”
我想了想说：“把这些特务训练班分成三大类，第一类、训练特务干部，第二类、训练政治警察，第三类、训练特务机关的事务人员，如会计、经理、管理等。再把训练宗旨说一下，找几个典型训练班举例说明；关于训练班的人事与课程作扼要说明；戴笠对各训练班的重视，对毕业学生的任用，也是一个内容。最后总结一下，军统特务训练班共有多少，毕业学生共有多少，在反人民当中都起了一些什么作用，这样也就够五页了。”
“可以，这样精简可以。”
接着谈起别的话题，我说：“在这劳动改造，劳动少，写材料时间多，心不安。我希望回市局去，免得市局的人都来这找我。”
“回市局也可以。”
“我希望有一个小房子，屋内有桌椅，可以写材料，看看书报；我还希望吃一点小米粥，因为我牙不好，吃高粱米不消化，还没有营养。”
“还希望什么？”
“每礼拜改善一二次生活。”
“你的希望还不高，可以办到。”
“最近我可以回市局么？”
“你先准备吧，也许快。”
我回来心里真痛快，这回见了天日了！回到车间，偷偷地收拾东西，这回可要离开长春监狱了。
过了两天，提我到典狱长办公室，是审过我的那位女干部审我，范典狱长陪着她。
她要了解一个姓丁的材料，并拿出一些相片叫我认。第二天又来提审，还是在典狱长办公室。我估计这位女干部是处级以上的，因为很少有在典狱长办公室审讯的，并且吉林公安厅刘科长对她也很客气，比科长都大，还不是处长以上的干部？她问我：“你研究研究，长春解放前学校里的特务，可不可能有潜伏下来的？有没有布置潜伏的？”
“我知道没有，因为当时只有长大。而长春大学大部分也迁到了北京，长春校本部又没有多少人。别的学校根本没有人了。”
“中统方面的情况你知道吗？”
“中统的情况虽然不知道，但也从没听说有去学校潜伏的，如果有潜伏的人，可能是自发的。”
“你说这个姓丁的，他可能不可能有潜伏任务？”
“我看不会有。”
“怎么不会有？”她接着又问。
“这个姓丁的虽然是国民党员，但不是中统，他与特秘处主任秘书王中兴认识，王中兴在长春没有潜伏任务。王中兴与我一块在长春解放之夜突围，没突出去，他便逃跑了。他的事我很清楚，王中兴没有布置潜伏，姓丁的要潜伏，也是自发的。”
她叫我把这些判断写一下，我又写了一个小时才回来。
我就凭写材料争取，如果不靠这些材料，长春监狱对我的事，不能解决得这样快。
我等着回市局呢，眼前的事都是敷衍。不说长不道短，千言万语我都忍在肚子里不说了。回忆一下，那晚上把我找到监房办公室，一进门，把我冷不防按倒在地，砸脚镣戴手铐，张管教员坐在椅子上拿着纸烟，歪着脑瓜，那个得意的样子，我真不敢想，气死人了。张管教员胜利了吗？不见得。
12月24日，早晨起床，按惯例要出号到工厂去，但这天班长把我留下来了，我心中明白这是叫我回市局。有的犯人一看把我留下，又以为出了什么事呢。下午，把我调到二监九号。一会儿来了一些反革命犯，内中有刘荣第。
第一劳改大队也来了几十个反革命犯，有不少人认识我，国民党长春警察局的多。每天不劳动，吉林公安厅有一个解管教员负责。没几天又把李树桂、黄炳寰提到这儿。各车间比较高一点的反革命犯都集中到这儿了，共有70人左右。吃的是劳动的饭，干饭，不是稀粥。班长对这些人还很照顾，这是准备集训？大家议论纷纷，莫衷一是。
12月28日，刘科长与万科长把我们这70多人集合到第八监，对我们讲话。大意是：“不要有什么顾虑，有人说把你们集合到长春监狱要处理你们，这都是胡说。你们看看，关梦龄的罪不比你们大？关梦龄的特务职务不比你们高？对他都没有怎么样。宽大与镇压相结合的政策是不变的，你们要安心，这回是集训。第一，通过这次集训，要叫你们同反动组织划清界限，彻底肃清反动思想；第二，反革命犯将来另行编队，不再回原车间，到新的劳动岗位；第三，现在编成四个组，关梦龄是第一组组长，刘荣第第二组组长……；第四，过新年后，正式开始学习。包括阅读文件，户外运动，漫谈等；第五，将来上课地点就在八监。
讲完话每人发给一本《第一个五年计划》，又发给钢笔、墨水、学习本，这次学习看起来很重要。叫我当第一组组长，我就明白了，是要这些反革命犯继续检举交待问题。我们这组有21个人，大多数认识，少数虽未见过面，但听说过我的名字，可见我的名声大，罪恶多。我心想，在这学习不能回市局了。
第二天，把我、刘荣第、黄炳寰、李树桂四人提到七监一个监号，屋内摆有桌子。解管教员说：“你们的历史、社会关系，全部写下来，罪恶也要写。”
说写就写，可是黄炳寰看到我有点害怕的样子，他也许想：怎么与关梦龄弄到一块了？可能把我当成特务了？我当过吉林省警务处长，认为我是军统吧？他不住地看我，什么也写不出来。
元旦过后，照样到七监去写材料。其他反革命罪犯，在各组学习《第一个五年计划》。我对当前的学习没有兴趣，想想犯人是强制改造，谈何兴趣？如果有兴趣那就不叫监狱了。想来想去自己也笑了，幼稚。
如果在这个学习运动中，我好好发挥组长的作用，倒能够交出一些东西。我初步了解一下，这些人交待罪恶很仓促，没交待社会关系，他们还有东西可交。展开学习，我们第一组不会落后。我认为可以做一个“第一组”。
一天，刘科长对大家说：“原来你们和一些文盲刑事犯在一起，学习水平提不高，这次集中在一起，水平都差不多，便于学习。”
我心想，“便于学习”下边还有一句话：便于管理。这些都是从劳改队和监狱调来的反革命犯，这些人集中在一起，事就多了，一旦发生问题，就是政治问题，怕人哪！我是惊弓之鸟，有了经验。
注：
①班长：在这里并非是授有班长职务的军警，它是犯人（含战犯）中通常使用的，并非明令规定的对看守人员、看押战士的一种谦卑的称谓。
②吉林省人民政府：关梦龄于1948年10月26日自首于吉林省人民政府公安处。当时省政府设吉林市，后迁至长春市。
③小戏：即东北地方戏。东北地方戏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歌舞演唱，俗称“二人转”。演员二人，一饰女，即花旦，一饰男，为小丑，二人时而对唱，时而齐唱，且歌且舞。歌唱内容大多采自民间故事或历史传说；另一种是拉场戏，一种以东北民歌为主的小型歌剧。
第五章 目的不明
洗掉背上的大字
1月6日，段克文也调来了。9日，让我、黄炳寰、李树桂、刘荣第、段克文五个人把东西准备好。别的人在屋看文件。我们把东西包好，行李打好，在楼下坐着。解管教员来了，我说到厕所大便去，他准许我去了。段克文也报告上厕所跟我来了。
在厕所里，段克文问我：“咱们这是到哪去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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