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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皮自白:一个军统上校的笔记-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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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不是跳舞就是打牌。我想:“长春有这么多军队,两个军,六个师,上校以上的军官有几百,我怕什么?天塌有大个,过河有矬子,死,大家死一块;逃,大家一起逃,我用不着过分忧虑。”我准备腌酸菜,叫手下的督察给我买一口猪,预备春节吃火锅,过个太平年。
10月14日锦州防线被突破,这个消息传到长春如晴天霹雳,凡有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锦州被占,切断了沈山交通,使华北与东北交通断绝,使东北的守军成为瓮中之鳖。东北休矣,长春不待论矣!10月15日,我看见新七军的所有大小汽车、卡车一律试行加油,擦修,似乎要出动的样子。
10月16日是农历九月十四,我33岁的生日。长春金店同业公会理事长魏占元张罗给我祝寿,我说:“这个时候可不能过生日,叫外人知道说闲话,如果要聚会聚会,就到我这儿,找几个朋友偷着吃一顿,我请客。”
于是魏占元找来了几个朋友,我叫厨子做了一桌席,鸡鱼海味,应有尽有。不算烟酒饭,花了七八百亿元,算在一起有九百亿元。酒醉饭饱,尽欢而散,午夜我才休息。我刚上床,床头的煤油灯罩炸了,我心中颇不高兴,谁也没碰它,这个灯罩怎么会坏了呢?早不坏,迟不坏,偏在过生日这夜坏!太不吉利。我怀着不愉快的心情入睡了。
第二天天刚亮,我还没有起来,我的表弟苗可成(新七军谍报队队副)到我这,惊慌失措地告诉我:“不好了,六十军叛变了!长春完蛋了。现在长春分两部分,新七军的防地可以通过,六十军的防地不准通过。二哥你快到警备司令部去问问消息吧!”
我匆忙起床拿起电话机想给新七军参谋处打个电话,一拿耳机,没有声音,电话坏了?洗完脸我就到新七军参谋处,参谋处没有人,几个下级军官什么也不知道,我下楼到卫侍班问李鸿军长的病好了没有?说现在正发高烧,不能说话。我又从新七军军部转到警备司令部参二科吴科长公馆,一进门看到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安震东,参谋处长肖豪,副官处长王士旗以及其他一些科长。他们抢先问我:“有什么消息没有?”“没有,到新七军没找到一个人。”“史副军长和龙参谋长都到兵团去了。”
我问他们看见国防部史高参(史祚炎,国防部二厅长春站少将站长)没有?大家都说没见到。电话打到他的住处,是一个职员接的,他说:“史高参昨夜到空军张副官长那去跳舞,回来经过六十军防地,六十军哨兵问他口令,车子没有停,哨兵开枪,打伤了他的右肩,现在小五马路施医院治疗。”
这真是想不到的事情。
我又给督察处张国卿打电话,问他在押的人犯怎么办了?他说:“都处理了。”
我告诉他:“大势已去赶快走吧,还等什么!”
他说:“好,我马上走。”
我回住处一看,简直成了拍卖行,什么皮袄、大衣、棉被、毛毯、西服、留声机……摆了一屋子。这些东西有的是朋友扔下的,有的是我用高粱米换的。一件白狐女大衣1000斤高粱米,一件黑狐女大衣600斤高粱米,缎子被十来床,这些东西我无心多看。我叫勤务兵把我的日记、信件、电报,凡是有字的东西及所有照片一律焚烧。我把一个水晶的,一个贺兰山石的私章亲自砸碎。在屋内巡视一番,没发现有字的东西。我又出去了,到北安路郝小姐那儿。在那儿遇见了李树桂(长春团管区少将司令),他对我说:“项迺光他们都在我那儿。大家还打听你呢,你快去吧。”
我匆忙赶到团管区,上楼找到项迺光,他穿一套黄布尉官棉军服,见我就问消息,我什么也不知道。不一会儿李寓春(吉林师管区少将司令)、马绍周(市政府政工大队长)、王焕斌(吉林教育厅长)、袁晓轩(保密局长春站军事组长)、袁士举(保密局长春站副站长)都来了。
项迺光对我说:“咱们决定突围,你就不要回去了。”
他并且示意袁士举把我监视住,怕我出去泄漏这个机密。袁士举对我说:“到那屋吧。”一个大屋几十个人,乱糟糟的。我还想回家看看,再去新七军打听打听消息。我趁袁士举不注意带着勤务兵溜了出来。
家里的东西没动,伙伕在那看着。我转了一圈,在沙发上坐了一会儿,站起来对伙伕说:“我走了,屋内的东西都给你了。”
缴枪,掉下了眼泪
我从家出来,打算到新七军去,一想到那儿也是没有办法,便又回到团管区,决定与项迺光他们突围。
不一会儿天黑了,吃了一碗小米饭,已经上灯了。我们在院子站队走出了团管区的大门。门口停着吉普车和其他车辆,这些车子都是我们乘坐的,司机也跟着突围,汽车没人管了。
月光下由李寓春领队,向兴安桥哨卡行进。正行进间,正前方一个骑兵直奔我们而来,这一来把我们吓坏了,有的回头便跑,等这个骑兵到了跟前,才知道是新七军送公事的传达兵。我们有三百来人,在行进间漫无秩序,这些人有师管区的官兵,有特务、勤务兵、司机、炊事兵,就是缺少战斗兵。夜里10点到了宋家洼子保安旅,找到旅长何大刚,告诉他我们要突围。他叫人给我们几个做了一顿稀饭。休息了一会儿,李寓春把人集合起来讲了话:“长春十万官兵投敌,我们决不投敌。我们一定要打出去,只要能走出60华里,咱们就到了安全地带,大家不要三心二意,要精诚团结,我有办法。”
从宋家洼子继续向西突围,走了半里地,前面火光四起,枪声不停,我们队伍停了下来。我们当中属袁晓轩胆子小,他说前面必有八路军,前进必要被包围。这样一来,我们又退回到保安旅。在那过了半夜,睡了一觉。从来没有步行过这么远,感到浑身乏困。
10月18日,天刚见鱼肚白,我们就起床向兴安桥行进。到了兴安桥,项迺光把我叫到一边说:“突不出去了,自己想法子吧,咱们谁先到了北京,谁就给局本部发电报,报告今晚突围的经过。本来今年3月我可以叫你回北京,但是我没叫你上飞机,认为局势不至于坏到这种地步。我太相信政府了,结果把你拖住了。好吧,再见,珍重!”他哭我也哭了。
大家都在兴安桥作鸟兽散。一些师管区的官兵无所谓又返回城里。可我们这些特务多了一个心眼,项迺光、袁晓轩、袁士举、马绍周和我谁也不肯先进城,唯恐有人看见行踪,怕将来被人出卖。我一看这形势便对勤务兵使了个眼色:“走,咱们到报话局去!”
我领着勤务兵进了城,往东一拐,往西一拐,乱走一阵,看看后面没人跟踪我才安心。
进了城里,我把长发推光,找了一套黑旧呢上衣,黑布夹裤,一顶旧礼帽,看了看,还可以。
上午10点我去新七军,在参谋处李润棠的屋子呆下。他是军部少将副参谋长,与我私交很好。我问他怎么样?他说:“李军长在病中,不省人事,一切还没有一定。”他的女朋友赵小姐也搬到这儿,屋内放了几个皮箱。赵小姐说:“就在这听信吧,别瞎跑了,听说要往外打,你跟军部一块走吧。”
李润棠一会儿出来,一会儿进去,唉声叹气,如锅上的蚂蚁。我问他郑洞国的动态,他说:“郑洞国有什么办法啊?他只身一人,平常称孤道寡,现在谁理他。昨天向他请示,他也束手无策,现在新七军要自己拿主意,等命令已经来不及了。”
我与赵小姐谈谈她家情况,谈谈跳舞。我是故作镇静,心中非常焦躁。赵小姐说:“你的太太没到长春有多好啊,一个人真方便,我现在跟着他多累赘。我要走他不让走,真要打出去,我害怕。”
晚饭在饭厅遇到军部的龙国钧参谋长,副军长史说及各处处长。我利用这个机会,尽力鼓励他们突围:“绝不能放下武器,你们对共产党的情况知道得太少,真的放下武器,你们有后悔的日子,现在往沈阳突围,空军一定接应!”
到了半夜,李润棠开完会回来,他说:“三个师长都同意向沈阳突围,打算明晚上就行动,你就在这儿吧。”
19日,情况又变了,长春围城司令员肖劲光派代表与新七军副军长交涉:劝说放下武器,举行和谈。这样一来突围的计划又搁下了。经过解放军的代表与新七军的代表多次面谈,又经过新七军三个师长的同意,决定和谈,李润棠把和谈的条文拿出来给我看。
条约有一二十条,我从头到尾看罢计上心头,条约第三条写道:新七军尉官遣送吉林,明春送往辽南开垦,不愿参加者听从自便。我决定化装一个尉官,潜到尉官队,先到吉林后到辽南,以后再回北京。
新七军军部的楼下原来是警备司令部的各处办公室,现在各屋都挤满了人,一些太太、少爷也搬到这里,督察处的一些特务也混在里面。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安震东也在这儿。他小声对我说:“你要注意呀,人家有人打听你呢,找一个小屋子躲起来,到晚上溜走吧。”
我心想,有人打听我,就没有人打听你,我的官比你大吗?心中有些不愉快。
晚上李润棠对我说:“方才龙参谋长说,我们已与共军签订了和约,老关在咱们这不相当。”
我一听火了,决心离开他们。李润棠说:“你不要走,由我负责。平素是朋友,现在就不是朋友了吗?人情不能这样,胆小如鼠,根本就不是军人!”
20日上午,新七军军部大楼挤满了人,不管哪个部队的官兵,都到这来了,似乎从这里能得到什么。
我把参谋处管总务的焦副官找来,叫他给我找一套尉官的棉服,他出去不一会儿,拿了一套新棉服,对我说:“您穿吧,不合适再换一套。”
我试了一试,还合适。我把呢子上衣和呢子裤扔在地下,焦副官说:“您不要士兵要,他们有许多都穿上了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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