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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皮自白:一个军统上校的笔记-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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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责任我不能全负,也不能一点不负。写到这个地方我放下了笔,思想斗争起来。想起在吉林对朱副处长承认杀了四五十个人,觉得太不慎重。现在把我杀人经过一一写出来,我的心便忐忑起来。
正在这时几个穿蓝棉制服的干部来到我的监号窗前,头一个高个,我认识他叫王恒烈,他们在我窗前站住,王恒烈说:“这不是关梦龄吗?”他们一齐对我看了一眼,在我窗前走过。看样子王恒烈还是一个负责干部。我心想,好哇,今天你当了干部,到我面前示威来了。我回忆以前:有人密告他是八路,并且说他在长春第一次解放①给共产党做工作。八路军退出长春时,把四支手枪存在他家。还说他与他表兄高心鲁用长春东兴粮栈作掩护进行地工活动。我根据这些情况与密告,以及我自己的考察,断定高心鲁与王恒烈都是共产党地工人员。由于高心鲁是我的盟兄弟,私交太好,没有逮捕他。一直到一九四八年六月高心鲁、王恒烈先后奔赴解放区,我仍没有抓他们,因为高心鲁的母亲是我的义母,因此我不能下手。王恒烈是高心鲁的表弟,我也因为老高家的关系没有下手。但是这些情况我也没有对他们说,我如果把这些话说出来有两种不好:第一,被我的上级知道,“包庇八路,勾通奸匪”,这就是死罪;第二,我说出来,高心鲁、王恒烈二人一定害怕,或者认为我要敲诈他们,那也麻烦。这两家再给我送钱,我怎么办呢?索性不告诉他们。我把密告信,及情报一烧,装作不知道。现在他们都是人民政府的干部了,王恒烈能到小红楼上来,说明不是一般干部。我早已知道他在长春念书的时候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以为我只会跳舞、吃饭、吸鸦片呢。
过去他们做地工,利用我的关系在长春大摇大摆:大查户口,到我的公馆躲避,坐我的车子逛大街,还经常到督察处找我。人们都知道高心鲁是关梦龄的盟兄弟,谁敢不高看一眼?今天说来他们是利用我,完成了他们的工作任务。他们胜利了,我失败了。我杀人太多,罪太大,提他们的关系与我不但没有好处,反而叫政府认为“邀功”。相反他们所知道的一切我必须详细的交待出来,不然他们会揭发我,共产党是不讲人情的。再加上这楼上楼下押着几十个督察处的特务。坦白之后再追到我身上,我再交待就迟了。
关于我在督察处那一段,我没有写应该由谁负责任,反正就是那么回事,政府怎么看是政府的问题。写了半个月,150多页,交给政府,肩上少了一个负担,可是心理上却多了一个顾虑——都交待了,按照我的坦白,拉出去枪毙够条件。于是又有点后悔,可不写又不行呵!矛盾。
镗鎯脚镣
每天晚上趁看守不在甬道上,董顺球、王焕斌就与我打“电话”。一天董顺球告诉我:“听说陈牧也来了,在四平抓到的。”我说:“早来晚来,早晚都得来。逃走的太少了。”
我大包大揽了杨成荣的事情。没几天就看不见我的这个勤务兵了。可能是释放,回家生产了。
有一天,看守战士把董顺球提出来扫地。他扫到我的门口,趁看守没注意,他把我的门一开,扔进来一个苹果,一个很好的大苹果。我拿起来擦了擦,偷着吃起来。我一边吃一边想,有家眷在长春倒是好,还有人送东西,我的家在北平,离这太远了。
晚上董顺球在他那屋对我说:“尝尝苹果吧,长春的水果是很缺的呀。”
“你给我这个苹果,我心里很高兴,象征着我的事将来会平安结果。”
“对,一切没问题,我们这些人都认为脑筋最好的就是你。到什么时候,你都会有办法,不会吃亏。你看现在,你睡床上,我们躺在石灰地上;你吃干的,我们喝稀的。将来更不一样,现在这里分三等犯人,第一等就是你们这几个人,住单房间的;第二等就是我们和楼下的这些人;第三等是前面圆楼里的反革命犯,在那比在红楼还厉害。”
一天,张看守长在董顺球的窗前大发脾气:“给你们报纸看,你们在读报中串供,乱说话,你们是吃草的还是吃饭的?你们若是吃饭的为什么不守制度?一个人不干人事那就不如吃草的。今天这是警告,要注意!”
我一听,这是指张飞骂李逵,是批评我们这几个监号。可能我与董顺球谈话被他们听见了。犯人嘛,什么都要忍受,我想这还是好的,厉害的恐怕还在后头呢。
我想将来一定有那么一个场面:一个大屋子,上面坐着法官,旁边坐着记录员,另外坐着旁听人,两边站着武装战士。把我提上堂,对我公审。把督察处杀人的事一件一件来审。对于这种局面我抱定宗旨,问什么答什么,一切杀人罪责我一概承认,都是我关梦龄干的。好汉做事好汉当,决不拖泥带水叫人看不起。给法官找麻烦那又何必呢?怕死不等于不死。
不久,我看了冯至写的一本《平凡的真理》,上面只有两句话我记下来了,“往坏处打算,往好处争取。”我振作了精神。我认为到长春一定要枪毙我,但我要往不枪毙的方向争取。
快要过春节的时候,我又写了沈阳地区军统特务材料80多页。还应该写什么呢?要大力争取,不然自己就有生命之忧。
春节过得很难,我又吃一般犯人的伙食了。只吃了两顿有几块肉的菜。除夕之夜,坐在椅子上,手里拿着香烟慢慢地回忆过去的许多个春节:1945年的除夕,“八?一五”光复后,回到北平。与父亲母亲及弟弟团聚了。作为一个接收人员真是扬眉吐气,趾高气扬。住着大房子,坐着高级车,一切应有尽有。同事和朋友们在除夕的夜晚到我家欢聚,屋内温暖,人声欢笑,父亲看到这样的豪华生活,感到十分的愉快。第二天,大年初一,一件不快活的事发生了。早晨勤务兵从门口拿进来一张红色的贺年片,递给我一看,是八路军北平警备司令杨成武送来的。我很惊讶,八路军的贺年片怎么能送到我的大门?这是八路与我开玩笑吧?我把这张贺年片给北平站送去,并把这个情况告诉了马汉三(军统华北负责人),他对我说;“不是单单给你一个人,北平高级军政人员公馆,门前没有站岗的都给了。我们要针对这件事来布置我们的工作。”
1947年的春节,在北平特务看守所过的。因为华北特务内部闹人事摩擦,勾起我的贪污问题,戴笠把我押了起来。但是由于我在被押之前是军统局北平肃奸委员会的总务科科长,直接管理看守所的总务,这次被押,看守所所长以下的人员对我另眼看待。我受了优待,平日吃的喝的不是一般犯人所能享受的。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在除夕之夜,我与在押的特务赌博,喝酒,闹得也很热闹,并没有感到难过。
1948年的除夕,在长春度过,那晚上,因为逮捕政治犯庞静,一夜没有离开督察处,直到第二天,初一下午才出去吃饭。为了反人民没有过除夕。
今年的春节,我在公安局看守所度过,失去了自由,一切也谈不到了。1950年的春节在哪儿过都是问题。不敢多想,前途异常暗淡。
我把督察处历次杀人的地方绘了一张图,并且把活埋长春大学学生王恩孚等二人的地方一并绘图交给了政府。接着又写军统局华北与西北区的材料。东西好坏可以比较,我交待的材料可以从其他特务的材料中得到证明。
在情绪安静下来的时候我也看了一些书,一些经典著作的书。开始看不进去,日子久了,也能看了。有的词句我还要背诵,以备将来好引用。小说也看了几本,不过是当着消遣看的。
过了春节,看守所内的空气有些紧张。一天晚上,张看守长拿着几个锁吊,钉在我们这几个单房的门上。过去是没有的。呵,现在要锁门!同时到我的屋子,把玻璃窗钉死。这一钉玻璃窗我的心更难受了,不仅仅是不通空气了,而是要对我加强管制了。但有趣的是,他这一钉窗户倒为我解决了一个问题,在我刚到这屋的时候窗外有一个纸条,写着“小心……”我认为是对我“小心看守”,今天晚上因为钉窗户,这张纸条掉下来了,我一看是“小心玻璃!”
门上锁、窗户钉死。天气逐渐的暖和,屋里闷热,浑身发痒。不能洗澡,只在春节的时候推了一个秃头,别的什么也谈不到。我在黄昏的时分站在玻璃窗前,自己小声地念着:
这无尽的岁月,
无期的徒刑,
回忆过去,感到异常的惆怅;
瞻望未来,充满了痛苦与失望。
恐惧与悲伤,
萦绕在我的心房,
许多的问题无法去想……
我想起许多死去的亲友,有的做过大官,是榜上有名的人物,可是一死了之。人生百年不过一死,我这算什么呢?两眼一闭,万事皆休。我想到应该自杀,藏在墙里的那条被服线可以帮我“上天堂”。但是又想,现在还看不出共产党要杀我。那么到看出来的时候来得及吗?每天考虑怎么死,这样的日子是最痛苦的。
在2月底的一个晚上,大约有10点钟的样子,我刚睡下,张看守长来了。他把我推醒,叫我拿东西,穿好衣服。我很惊讶,我没有拿东西,我拿出一支纸烟,取出火柴点燃,我对张看守长说:“没有关系,我知道有这么一天,一点也不使我意外,希望来个痛快!”过去东北枪毙土匪时,土匪花钱给监斩的人,求他执刑时,不用炸子,用一般子弹,把头部穿个眼,不至把脑袋炸碎。所以土匪临死前都说:“朋友,来个痛快!”
张看守长也没有听明白我的话,说:“没关系,快点吧!”我把东西收拾起来说:“算了吧,这些东西我不要了!”“拿着吧,你不要行李,怎么睡觉?”
我听还睡觉!便赶忙把东西包好,跟着他下楼了。
到了楼下的最里边的一个监号。一进屋,尿桶的臊味,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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