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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皮自白:一个军统上校的笔记-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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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门,要八路军抓他。于是这里派人把他接来了。袁家佩到这儿已经日子不少了。”
我问:“袁家佩知道不知道周小姐是八路的地工人员?”
“是后来知道的,因为他的许多重要文件都被她拿走了。”
“周小姐工作搞得好哇,我与袁家佩住得很近,每次开舞会,袁家佩都是一个人来,他的太太从不露面。我当时有所怀疑,问袁家佩,他说内人身体不好。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位周小姐是什么模样。”
左炎告诉我警察局一分局局长李海涛、二分局局长张宝田、三分局局长马衡、四分局局长杨双贵等人都来了。马衡现在公安局的感化所,那里比这自由,人比这里多。
我们楼下还有许多监号,押的人比楼上的多。楼下的犯人在院子里放便,楼上的岗也随即撤到楼下。我站在床上,一个一个地数,有60多人。有中统长春区秘书刘芸峰、军统长春督察处主任秘书印匡时、警察局外事科长孟益龄等。有一次我到前面办公大楼谈话,遇到他们晚饭后放便。只要有一个人看见我,就都知道我来了。不管看守所的纪律有多严,犯人照样串供。
前面还有一个圆楼监房,这个监房是日伪时期建筑的。有楼上楼下,各屋没有窗户门,一律是铁栏杆。一个看守站在圆楼中间的台子上,楼上楼下的犯人一览无余。现在楼上押的是反革命犯,楼下押的是刑事犯。刑事犯不多。
少一个负担,多一个顾虑
人民政府发表了一批战犯的名单,从蒋介石开始共43名。接着北平解放。我的家不知怎么样?大老婆、二老婆、父母及孩子是不是因为我要受很多牵连?我的心很挂念,自己又不能要求写信,只好默默地祝祷父母二位老大人身体健康,在梦中相见吧。
在小便所里遇见袁家佩,他的腿有风湿病,我问他有什么消息没有?他说:“咱们都是小战犯哪,不好办呀!”
我摇摇头,不同意他这种说法。
他说:“你不信,将来看吧。”
我看袁家佩很悲观,身体又弱,最近能释放还没有问题,日子多了,危险。
没有几天,岳希文迁到楼下与一般反革命住在一块了。不是优待吗?怎么又不优待了?王焕斌因为家中有支手枪没有交待,他老婆交待出来了,认为他不老实,也不优待了。把他押在我右侧的普通号。他那屋有督察处的后任情报科科长董顺球、中统局松北工作队副队长陈一鸣、督察处情报科科员郑鑫,我与他们只隔一间便所,这便所只有我去小便,别人不去。岳希文下楼,袁家佩顶了他的缺。我们这一侧的次序是:袁家佩、左炎、我,小便间,王焕斌,最后一个屋子也是普通号,押的是王心一,他是军统外围分子,长春香烟厂厂长,还有其他几个人。
12月1日早晨开饭的时候,我照例把门推开,把饭碗放在门口的椅子上。一个战士提了一桶稀饭走过来,他对我说:“今天不给你吃这个饭了,回头有人给你送饭。”
不大一会儿,另一个战士挑了一桶饭和一桶菜,放在我的门口,他把对面的门也打开了。这个战士送来的是炖豆腐,高粱米小豆干饭,闻着很香。他给我盛了一碗干饭、一碗菜。这时门前的看守对我说:“你们这几个人的饭与干部一样。那些普通号仍然吃稀的。”
我吃得很香,感到一样的反革命,王焕斌、岳希文、印匡时等人吃稀饭,我们这十来个人吃干部饭,问心有愧。我回忆起1948年7月,长春饿死数万人的时候,长春督察处押了一百多犯人,内中有几十个“政治犯”。这些犯人春天吃高粱米干饭,后来改吃稀饭,7月长春粮食奇缺,囚粮困难,又改喝米汤,最后吃霉烂的粬子。当时我对管理犯人伙食的特务说:“只要这些人饿不死,吃什么都没有关系。只要他们有一口气,咱们就能交差。”
那时,“政治犯”在特务看守所吃不饱,睡不好,受尽了折磨。后来这些人都被我们杀害了。现在我受到共产党如此的照顾,越发显得自己从前的卑鄙和残忍。
我在屋里反复思索,我应该干些什么呢?政府这几天对我照顾得很周到,自己不能无动于衷,装聋作哑,应该有所表示。正在这个时候肖干部来到我这屋子。我求他给我买200张稿纸,一支木杆钢笔,一瓶蓝墨水,晚上他给我买来了。我问他:“我想写点材料,不知有人看没有?”
“有人看,你写吧!”
第二天早饭后,我开始写第一个题目,取名:国特内幕。包括中统与军统,把中统的特务机关的一切材料,尽我所知,写了一个大概;第二部分写军统,写沿革,人事,活动,组织及经费等。每天上午写六七页,午后写两三页。不断有人来取材料,有一次只写了三页也拿走了。我知道这些材料有人看,于是我更细心地写了。这部分材料写了十多天,共写了一百多页。
快要过新年了,我在屋里想,平津快解放了,北平特务组织应该检举。第二天早上我对看守说:“我要和政府人员谈话。”他说可以。吃完早饭就把我提去了。我希望与高一级的干部谈话。在态度上高级干部的修养要好一些,不至于那样盛气凌人,一开口就是“你们……”
我跟着看守到了前面办公大楼,一个高个子戴眼镜的人坐在沙发上,他叫我坐在他对面,我问他:“看报纸,北平与天津快要解放了?”
“对呀,快要解放了,形势发展得很快,你要努力争取呀!”
我原来的意思是,如果干部对我的态度好一点,我就谈北平的特务组织,如果态度很严肃,又骄矜自恃,好了,我就不谈这个问题。顺便要求买几本马列主义书籍。这位干部的态度还不错,我就说了:“现在平津还没有解放,我想把这两个地方的特务潜伏组织写一下,以备解放后,好逮捕。”
“那好,你马上写!用电报的方式写这份材料,材料写好我们用电报拍走!”
我马上回到监房写这份材料,我检举了军统局在北平印制解放区伪币的金城印刷局;又检举了西四牌楼路西龙井和点心铺与特务岳梓宇的关系;北平站另一个潜伏地点在板桥胡同十一号;检举天津秘密组组长于书绅,他在日租界胜得里,利用一个饭馆子作掩护潜伏等。
不知哪一天晚上9点钟,我刚要睡下,一个姓于的看守,把我的门骤然打开:“姓关的出来!”
听这语气很厉害,我穿上大衣跟他出了屋子。我忽然一想,9点钟,不错,我杀你们的人,也在夜里9点钟。不用说这个时候提我,是要杀我!好了,我回头看了他一下,他手中没有武器,不会在后面给我一下子。
出了小红楼又上了办公大楼,进了一个小屋。一个没有见过的干部坐在那儿,他很慢地问:“你们督察处有没有布置在长春的潜伏组织?”
我一边回答他的话一边巡视屋内的一切,看看有没有刑具:过电的东西,灌凉水的板凳……都没有。桌上只有一部自动电话。我心中平静了。大概有人说督察处在解放前有潜伏的部署,我说没有。我建议:“再找董顺球问问,他是当时的情报科科长。”
不一会就回来了,这又是一场虚惊。昨天夜里做梦,梦见政府派人抓我,我藏在一家老百姓的天棚上,被政府人员发现,把我从天棚上往下拉,我怕掉下来,便惊醒了。
下午,李寓春被捕到这里,他戴了一副脚镣,穿一件大黑布棉袍,自己在一个小黑屋。那屋没有窗户,只有一个门,是重禁闭室。与我是邻居,在我监号的里边。他一咳嗽,我与王焕斌都听见了。他要求看报,看守所给了他一张《长春新报》。他在门口看,屋内没有光线。他拿着报纸念了起来。这是给我们听呢!于是王焕斌问我:“雄飞(李寓春的号)兄来了吗?”
我说:“来了,我方才看见了,脚上戴着东西呢。”
过了一天,张看守长又把李寓春调到尚传道的隔壁,一个很小的屋子。不一会儿,出了事,看守的战士说李寓春把被子撕了,企图不轨!这下子麻烦了,张看守长把被子拿走,把李寓春吊在小屋子的门上。怎样的吊法我不能出去看,只听李寓春的脚镣子在空中乱响,显然两脚不是站在地上,并且李寓春用哀告的声音说:“看守长,我再也不敢了,饶恕我吧!……唉哟!受不了,唉哟……”
小楼上的犯人都听见了,我心里非常难过。我们失败了,落到人家手里,给上什么刑也得忍受。其实这样用刑还不如打一枪痛快,今天给李寓春来这个,也是给我们看。叫人不寒而栗!在吉林听说共产党不打人,不骂人,现在可以说不打好人。意思就是说打的都是坏人。我想起前些时候龚秘书长给我看的那个文件,说不准刑讯,那么这吊起来是干什么呢?他们这些举动上级干部不会知道。我看到张看守长就害怕,尽管他没有骂过我,也没有打过我。
我在吉林写了一份简单的坦白,只二十多页,这次应当写一份比较详细的坦白书。我没有纸了,又得要求买纸。肖干部对我说:“以后写材料由公家发给你纸,不用你自己买纸了。”
不一会儿拿来一些纸,都是黄色的粗纸,仿佛手纸似的。长春解放伊始,什么物资都缺乏。
我从8岁开始写,一边写,一边请示政府人员如何写。写到1948年在长春督察处杀人的那些罪恶,我有些犹豫,督察处杀了许多地工人员及进步人士,每次都是我在场指挥。可是督察处处长张国卿也参加了呀!这个罪恶应该由张国卿负全责,还是由我负全责呀?我认为自己是中间的传达机关,上边有郑洞国批的公事及张国卿下达的命令;下边由督察主任和一些外勤人员具体执行。督察处没有我一样杀人,至于我呢,是奉命实施。这个责任我不能全负,也不能一点不负。写到这个地方我放下了笔,思想斗争起来。想起在吉林对朱副处长承认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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