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双眼睛里的战争-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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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是淌着汗水，流着泪水，踩着泥水，拉着稀水走的。
　　　　我们没走到地方我方炮击就开始了，一片惊雷在我们头上排山倒海般飞过，敌人阵地上转眼就是一片火海，天都红了，大家都兴奋起来，正吃干粮，敌人的炮火来了。
　　　　后来从缴获敌人一份作战图证明，我们的穿插路线正在敌人预料中，也许是敌人观察到我们的行军路线，　人家的炮打得很准，很密，一来就造成我们很大伤亡。因为正走到一条狭谷里，没法躲。原来我们什么情况都想象过，就是没想过在这样的地形突然遭敌炮击怎么办。战士们一下子傻了，很自然地往一堆挤，以为靠得越近越好。本来大家都学过如何识别远炮近炮，如何防炮，这时候却反应不过来了。
　　　　干部没有慌，很快制止了一堆挤的现象。并指示了前进方向，带领大家拼命往前赶。
　　　　敌炮追着我们打，沿途又有人倒下了，为了尽快赶到目标，完成任务。我们顾不了伤员了，只有等后面的军工来救护。伤员们大哭大叫大骂，给部队心理压力很大，有个别人抱住大树喊妈呀，妈呀，神经错乱了。
　　　　我们大部份人还是冲出了炮火封锁区，但找不到前面的一、三连的去向。我看到前面一个山头上有敌人，看得非常清楚，动员连长攻击。连长不同意。他说：“上级没叫我们打这里，也搞不清这是哪，上头多少人。”我和他争：“现在还顾得了这些？只要有敌人的地方就是目标。”他说：“打好了上级或许不追究，打坏了，脱不了责任。”我说：“我负责！”他说：“等一等”，再不吭气。
　　　　我们就等在那，还是时刻遭炮击，时刻有伤亡。战士们这一时聪明多了，都就地挖了防炮洞。
　　　　可惜，一次可贵的战机，一次使我们连可能脱离危险区域的唯一路就这么着等掉了！
　　　　我卧在地面，一发炮弹打来，听到“噗”地一声，如泼水。接着浑身一震，我知道糟了，想回头看看，但头转不过来，我想挪动双腿，也动不了，我意识到双腿没有了。很快，我感到一阵钻心的疼，好象一支手伸进我的胸腔内在抓挠，我将十指插进地里，让自己不喊叫，指甲都抠没了。
　　　　我身上的装具全掀烂了，背包、水壶、还有一部照相机——我带了十几个胶卷，原想凯旋后开个战地影展的。
　　　　一个战士扶起我，给我包扎。我才看清，我的腿还在，只是成了烂肉。与我同时负伤的还有步谈机员、通讯员、文书。新战士杨中武满脸血，对我哭喊：“指导员，指导员。”他不哭自己，哭我。
　　　　我又听到连长微弱的声音：给我包扎一下……
　　　　伤太多，战士们也不知给我包扎哪儿好。我准备了药片杜冷丁，吃了，我叫战士把连长抬下去，自己包扎了一条腿。
　　　　炮弹还在周围炸。这时大家只有拼杀的愿望，生死已置之于度外了。都在喊：“指导员，咋打？你说一句话！”我想调整一下部署，又一炮打来，我什么也不知道了。
　　　　醒来，我已在四班副背上，我问：“你干什么？”他说：“我背你下去。”“这是哪？”他说：“不知道。”
　　　　我一会清醒一会昏迷。到了营救护所，我才知道，我们营大部份都没有到位，全营伤亡很大。我忍不住大声哭喊：“完了，完了！”教导员说：“你现在什么也别管，快下去吧！”
　　　　接着，我开始呕吐，这是休克前的征兆。
　　　　从营救护所再往下抬的途中，我被颠醒了，看到我连副指导员汪斌，我很吃惊：“你怎么到了这儿？”
　　　　他说他来找军工连上去抬伤员，还说了什么，我记不清了。我叫他好好组织部队，他满口答应，还给团里写了个条，大意是连队伤亡很大，连长指导员都负重伤，他们表现很好等等。
　　　　就是这个汪斌，后来被敌人俘去，并且在广播上发表讲话，说了一些迎合敌人政治需要的话，成为我们连营团师军的奇耻大辱。不管我们在这次攻克老山的战斗中有多大战果，多大牺牲都不能消除它的极恶劣影响，至今也抬不起头，翻不了身！
　　　　我认为，战争中被俘是难免的，我们不是先后也抓了越南成百上千的军人么？各级都有，提供什么情报的都有，不必把这事看得多重。
　　　　汪斌战前几个月从别的部队调来，他知识面广，能说会道，但作的不如说的好，我的他的印象总的说不坏。我至今认为，他是中途遭遇敌人被俘，不会是有意投敌。
　　　　那次我见了汪斌，继续往下走不了多远，敌炮又来了，八个抬担架的人都跑了，我动不了，眼睁睁看着炮弹炸，看着我们的人在炮火中飞。那是敌人炮火重点封锁的一条狭谷，是死亡狭谷。
　　　　我只有等死。这时反倒忘了伤痛，脑子格外冷静清醒。我想起，1979年我们攻进老街后，往在一座大楼里，敌人一个特工抱了炸药包来炸楼，刚要拉火，被我们一个游动哨兵发现，一枪击中对方要害，不然那次我们就完了。
　　　　1979年我也在三连，是进攻老街的突击班长，我们冲进敌营房时，收音机还在响，被炮火摇动着的电灯也还亮着。过后我们班在老街城里守护三天。老街相当漂亮，我们的任务就是防止敌人自己烧城，有些屋里还有人，但我们不曾无故忙惊扰价格体系一家老百姓。
　　　　一棵大树干被劈断，直直地朝我倒下，我闭上眼睛，但它只是砸在我的伤腿上。我第三次负伤，腿断了，象切豆腐，我当即昏死过去了。
　　　　事后我得知，是护送我的号兵潘贵德把我拖出来，他拖起我到另一棵树下包扎，没有救急包，他向本营一个背了很多救急包的事务员借，对方不干，说这是有数的，只能给本连的伤员用，还一再强调他得遵守纪律！
　　　　这说明，我们以往对战士纪律性教育是有片面性的。我的号兵哭了，他也哭了，但就是不给。
　　　　我终于被抬到团卫生所，我自己什么都不知道了。团卫生所长后来对我说，抬来时你的血压脉搏都没有了。
　　　　我还是活了下来，真是侥幸。
十、理解篇
　　　　边境局部战争的特点在于，它不是举国动员，全民参战，它的战场限于边境狭小地域，参战者只是占全军比例甚小的部队，它不会给更多的民众带来生死选择的痛苦，它的胜败与国家安危的联系也不明显。我们对越南进行的边境局部战争，情况又更特殊——对方不是势均力敌的对手，不可能给我们什么大的威胁。加之这场战争正逢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发展商品经济的时期，前后方确实出现了极大的差异。……正是这种局部战争的诸多特殊性才出现了“理解万岁”的口号！
　　　　人民的理解是前方将士的巨大力量源泉，反之，也是对他们战斗力的消蚀。我抄录了几个人讲述的故事，目的就是希望有更多人理解“理解万岁”！
1。家乡为我举行庆功火把节　　　　　　　　　　　　　　　　　　　　　　　　　　　　　　　　　
　——金古阿格（指导员，彝族）
　　　　打完“7。12”那一仗，军区授予我英雄称号，报上也登了我的事迹，写清楚了我是云南宁蒗彝族自治县的人，县武装部、丽江军分区立刻到我家去报喜，还放了鞭炮。
　　　　我父亲金古尔石认识汉字，接过喜报一看，连忙把喜报塞回报喜人手里：莫忙，莫忙！我儿叫金古阿各，不是金古阿格！再说，他当英雄除非山鸡变凤凰！
　　　　不怪我父亲主观。我过去在家的确是个捣蛋鬼，给他添了好多乱子。
　　　　1979年我高中毕业，考大学没“眼”，成天到处跑。父亲怕我和不三不四的人伙在一起学坏，就给我找了个临时工，给邮局往各山寨送报纸。有时我十几天也不送一回，还和人家打架。次年父亲又托人送我去“考”兵，验上了，我很高兴。
　　　　当兵的通知发下来，父亲要我把亲事定下再走。我们那地方有订娃娃亲的习惯，我小时和表姐订了亲，她比我大两岁，我本不愿意，怕父亲不让我走，不敢说，由随父亲杀了猪宰了羊给表姐家送去。我想订亲又不是结婚，走了我就不认帐。谁知表姐也不愿意，还和我家的人吵了起来，说她根本不喜欢我，骂我是“野鬼”。
　　　　我当时很“牛”心想我不喜欢你可以，你怎敢不喜欢我，还骂人！我找到她家，要回骂她一顿，把猪羊肉扛回来。表姐躲了，不敢见我。父亲说算了算了，其实没“算”，送了猪羊就是“定”了。
　　　　到部队后，我开始和班长也搞不好。排长找我谈话，我说：“为啥每次评好都没有我？”后来，我考上了特等射手，拉练是全连第一，我入了团，当了班长。但在搞生产时又和指导员吵了一架，他给了我个行政警告处分，我的情绪落下去了。临打仗前，各班争尖刀班，比谁训练好、体力好、团结好、纪律好……连里决定我们班当尖刀，我的情绪又起来了。
　　　　收复老山的战斗结束后，连里叫我代三排长，很不巧，关键时刻我病了，两条腿肿得又亮又粗，还流黄水，腿打不了弯，裤子也脱不下，连长指导员强迫我去住院，送我下山，把好吃的放在我担架上，我是一路哭着走的。
　　　　在医院，我听说连队打了一场大仗，击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疯狂反扑，光8班就毙敌50多名。我病未全好，但再住不下去了，坚决要求出院回连。大家见了我高兴得一个个抱住转圈。
　　　　7月12日，敌向我老山地区大规模反扑，团命令我连增援7连，到达后，连又命我带一个排增援7连2排阵地。中途，我们遇到敌人各种火器拼命拦阻射击，我排8个同志负伤倒下了。7班又走错了方向，只我带了八个人上来。这时，二排阵地到处是浓烟弹坑。堑壕被炸成一段一段的，他们排伤亡很大，只剩下五个战斗员了。排长王尚荣见我们上来了，紧紧握住我的手，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2排阵地前七八十米处是169高地，敌人刚从我们手里夺去的。这高地控制着通向我方防线几道山梁，敌人多次想从这里突破，